零壹麟儿
绍兴古称越，宁波古称甬，余姚大致居它们中间。如今余姚隶属宁波市，四百年前却在绍兴府治下。本书主人公乃余姚人氏，他一生许多故事与以上三地有关，故而我们先取得一点地理的概念。
余姚东南一带，眼下称梨洲街道，那是二○○一年为了城市化，将梁辉镇、余姚镇等十余村合并后新改的名称。四百年前，这里的古名乃是通德乡。
通德乡有座桥，叫黄竹浦。它还有别的名字，“黄家竹桥、竹桥、黄竹浦是一座桥名的不同说法”。桥至今仍在，石制；从那个“竹”字来看，原来大约是竹造的，后来变成了石桥。至于黄竹浦中的“黄”字，则确因周围住着一支黄姓宗族。他们分布于一个较大范围，包括周家埠、后新屋、前园、李家塔几个自然村，黄竹浦本身并非村落，但黄氏以之为中心点，来指代全族的聚居区域。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1610年9月24日，黄家李家塔一支的长媳姚氏临盆。戌时，暮色刚落，诞一男婴。孩子的父亲预先做过推算，“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时庚辰丙戌”，实际竟然分毫未爽。
乳名也早就起好，单唤一个“麟”字。
它得自姚氏一个梦，梦见自己生了一只麒麟。这是很好的梦。古以麒麟为仁兽，“圣王之嘉瑞也”。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有猎获麒麟一事，《春秋》记之：“春，西狩获麟。”写完这一句，孔子便辍笔了。杜预于此注道：“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说孔子本是为发扬周的道德而作《春秋》，现实却很令人失望，故对“时无明王”而仍有“获麟”之事发生，孔子感到无法解释，灰心而且伤心，索性就此搁笔其后至哀公二十七年这段尾声，非其亲笔，由门徒续完。
姚氏是否果有“获麟”之梦，无从考究。据说，新生儿“额角有红黑痣如钱，左右各一”。我们知道麒麟是头上生角的，这描写自然意在印证“梦麟”之确。还有人查阅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发现“与孔子生歾，只差一字”。凡此种种都预示着，降生在黄家的这孩子，非比寻常。古时对一般所谓“人杰”，喜欢就其身世搞一点穿凿附会，我们姑妄听之。但无论如何，男婴乳名叫“麟”却是事先起好的，并非后来另改。
说起黄竹浦黄家，嗣胤虽繁，在当地却还称不上望族。宗谱上所载前十世，似乎都无名讳，仅以排行相称，如“万二”“亚一”“从二”“辛六”“端十四”“福十”“顺六”等。这是门户低微的特征。古时村野之夫，除有姓氏之外，只以排行区分，非得具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家，才有专门起名的必要。
黄家这一支，到了第十一世，始有确切名讳。不过仍不稳定，有时又“失讳”无载、仅具排行。至第十四世，终于稳定下来，族中不仅各有名讳，甚至可以知道他们的表字。第十五世，出现第一个读书人，讳曰坤，字龙蟠，是“郡庠生”府学学生。第十六世，出现首位为官者——此人非他，正是麟儿的父亲黄尊素。
黄尊素，表字真长。生麟儿那年，他二十六岁。这是他初次得子，他本人是长房长子，他的父亲黄曰中也是长房长子，到麟儿这儿，连续三代长房有子，从伦序角度说，意义非常，十分可喜。这种好兆，很快有了进一步的验证。麟儿出生的第六年，黄尊素“举于乡”。明清两代，当上举人便有做官的资格。过去族中无人中举，学历最高的叔父黄曰坤，仅为府学生。黄尊素中举后，丝毫没耽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翌年会试一举再登进士第。科举途中，能从乡试而会试连捷，甚是难得，多少人都蹉跎不已，屡试屡败。
不单功名得意，黄尊素子息也来得旺盛。成进士当年，次子出生，隔一年，又得第三子。这三个儿子，日后名望都很高，人称“浙东三黄”。他们便是长兄黄宗羲表字太冲、仲弟黄宗炎表字晦木、叔弟黄宗会表字泽望。后又有第四、五子黄宗辕、黄宗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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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非正宗的史笔写传主的苦路之行，内心活动与环境勾勒均有动人之色。既有士大夫内心的还原，又带学术史的奇思。小心的考证，大胆的陈述，将社会氛围、士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全书行文散淡洒脱，沉静的叙述里峰回路转，演绎了一代人的心史。
——文史专家 孙郁
成熟新颖的名人传记，潇洒自由的学术随笔。
——文学专家 贺绍俊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翘首期盼的，应不仅仅是器物现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的社会。
一九二三年，梁启超论述五十年间中国走过的路，把它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方面感觉不足，第三期是从文化方面根本感觉不足。
这确是我们民族觉悟的三个阶段，但当中有一个大失误，就是认为中国补上这些不足，唯有走全盘西化的路——陈独秀所谓“欧洲输入之文化”——中国文化则被置于彻底否定的境地。比如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的书”。
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古老民族，完全用拿来主义办法，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历史进化，缺不了一门功夫：解释学。西方的近代之路怎么来的？很多人忘记它先后做过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文艺复兴，通过祖述希腊，走出中世纪。一个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价值融入资本主义伦理。这两件事，使西方打通了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独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扎实的地方，也都不曾将传统打烂。我们左近，有日本可以观察。
莫非中国人不懂这个道理？不是。春秋战国，是运用解释学衔接过去未来的典范，孔子就是一位解释学大师，他通过“述周”，为中国后来两千年世界领先的农耕文明奠定基础。秦代大斫伤后，汉儒又出色地完成了文明接续任务。已经嗅到近代民族国家气息的宋明两代，也是解释学重镇，而着手于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学建设。
说起来，二十世纪中国对自身传统也并非不曾尝试新的解释，但一是专挑中国文化坏的方面来解释，二是专把中国文化往坏里解释。终迄“文革”，这种思潮达到顶峰。
抹煞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认为它只有消极面，造成一大困难，一大矛盾处境。一方面，更好社会绕不开人类共通价值；另一方面，此类价值却被指为中国所天然匮乏。于是，在中国讲民主、个人尊严、精神独立等，变成了伸张西方话语。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这是我们奋力向前的大障碍。中国要将社会改进目标从生产和技术的发达或国力强盛层次，提升到开明、健康、充满善意、令人愉快这种“好社会”层面，非得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于人类共通价值；比如，对民主社会、法治社会的追求，不是抄摹外国，不是以夷乱华，而是中国精神资源固有之义。
这不是搞廉价的“古已有之”。人类共通价值根植于普遍人性，本非一时一地、个别民族个别文化所独有。其次，中国文明既然数千年傲立于世，乃至是唯一从古代延嗣于今、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则必有厚德善因，以及正大轩昂的道理。诚然，历史上我们曾顿挫、停滞，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讳疾固不可取，隐善扬恶又岂宜乎？良则良，莠则莠，理应分别论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从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蛮，始终是中国历史主线，着眼整体，就能看见这条主线。
中国欠一个解释学努力，欠一个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没有哪个国家可在一味反传统中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衔接，走出健康的现代之路。
实际上，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类似尝试，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重新发明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他的工作，当时在世界范围甚至具有领先性。这些可贵幼芽，虽因社会条件严酷(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未能生长而夭折，但无疑是我们正面的精神资源，沿着它、通过它，可以追寻到中华文化向善和光明的力量。黄宗羲生前自觉地为吾族做着此事，三百多年后既有机会替他作传，我自当接过这衣钵。简而言之，为中国文化激浊扬清，彰其与人类文明并行不悖的一面。中国真正交其“大壮”之运——以今天话讲是实现向开明社会的进化——这将是关乎根本的环节，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们，几十个世纪的精神脉络和底蕴需要整理与重释，亟盼有识者同襄其事。
黄宗羲，表字太冲，晚号梨洲。近世将他与顾炎武、王夫之一道，并称明末三大儒。他们都以明遗民终世，而自实际影响言，黄、顾在世已负盛名，王夫之当时知者不多，约二百年后才被发现。顾炎武影响主要在经学，黄宗羲则对清代史学贡献尤卓。清之代明，是中国史一大节点。它造成作为汉族国家的“中国”第二次整体亡国，但从今天观点讲，这是次要的。明代是帝制晚期，嬴政所创的这种极权政体，到明亡时存世近一千九百年。如此漫长时间，积累了大量矛盾，除早就存在的老问题，又有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新问题。这令明代一面在制度上走到尽头，没有活力，上下苦闷；另一面，社会现实、思想现实又充满躁动。思想方面，整个中晚明兼有解体和解放双重特征，像极了欧洲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反动。政治方面，士大夫在朝堂上开始自觉结成利益集团，与皇权系统相抗，“宫”“府”冲突一直伴随明朝到亡。而在地方或民间社会，乡绅对地方事务和民心、民望、民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而能与官府相颉颃，东南一带以乡绅崛起为背景的社会再组织情形，万历以后相当显明。所有这些，当然以当时经济、生产的重大变化和突破为底蕴。打个比方，明王朝有如一只大脓包，细菌等病原体与白细胞的厮杀，以大脓包方式表现出来，看上去是很丑陋，但脓包破时毒素也就流尽，历史将能生长新鲜的肌肤。黄宗羲就活在这大脓包行将溃破的时代，他看得很清楚，脓包仅剩一层薄皮，近乎透明，触之即溃。偏不承想，溃破的当口儿，白山黑水之满人，趁乱而入。对此事的后果，当时自有各种解读，其中，从效忠明朝或华族亡国角度做出反应的，不乏其人。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人物，则从更高的历史高度看问题。他们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大金—大清”文化上过于粗陋野质，他们入主中国，势必以这较大的文化落差拖中国文明进程后腿；二是当时中国已有明显的变革迹象，条件颇备，意识亦开始觉醒，而异族统治则势必以新的矛盾内容、矛盾关系，扭转中国历史呼之欲出的变革主题和方向。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感。在近代化历程中，中国与欧洲拉开差距，主要取决于十七、十八世纪这二百年，明亡清兴可谓是其节骨眼儿。如今论到中国近代史，习惯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起点与视角，其实可以试着将视线提前二百年。一旦基准点选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眼光或大不相同，对一些事情看法可随之刷新。比如中国文化有无自我更新能力，中国历史可否自发孕育现代性，以及中国有无民主、法制、共和等思想的原创根芽……在鸦片战争视角下，这些都被否认了，认为非中国所能有，只有靠从欧美输入。以后，又有不少人断言“民主”等是外来物、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看法，都认为近代之门，我们不能主动启之。究竟如何呢？或应越过清代的两百多年，到明末看一看。黄宗羲当能告诉我们不同的话语。一方面他平生所历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对我们重新确认中国精神资源颇具启发。黄传过去已不算少，然而写得简明、详略得当，又能深入浅出的，似未得见。笔者除把握好主题以外，便想在这两个方面多下点功夫。体例上别无特别，唯行文之中夹注，通行的方式是加括号，但考虑到引用的传主一些诗文，颇多自注，若以括号标识，有失古意，故借鉴中国旧式印书的办法，凡夹注一律以较小字号排出；其中引文这一部分，传主原注则字号略小而字体不变，倘若注出笔者，则另择字体。谨序。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他早年多磨难，父亲作为东林党人被魏忠贤等“阉党”迫害致死，青年时期逢明末离乱，身为复社成员又遭吴大铖迫害。明亡后他投身抗清活动，一度以“游侠”形象往来于各抗清组织。终于在抗清一次次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之后，他开始以孔孟为楷模，一边著书立说，一边坐馆授徒，立倡文明救世，质疑帝制法权，从朝代更迭的历史教训中，生发出积极进步的民主思想，成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
《天崩地解(黄宗羲传)(精)》作者李洁非多年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对黄宗羲思想有深切的理解认同。本书将传主的身世、生平重要活动和其学术思想，融会在相关历史资料的梳理之中，条分缕析，夹叙夹议，使传主的形象渐渐凸现、清晰，在阐述其思想时，对照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深刻见解。作为一部思想家的传记，它在呈现传主思想价值的同时，也融入了作者的思考探索，最终使其成为一部极具思想含量的作品。
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思想启蒙先驱，黄宗羲从“游侠”到“大儒”的一生，是乱世里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历史缩影。
李洁非著的《天崩地解(黄宗羲传)(精)》是一部极富思想含量的传记作品。作者小心考证，大胆陈述，将社会氛围、士人之雅好与现实生活之抵牾，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以非正宗的史笔写传主的苦路之行，既有士大夫内心的还原，又带学术史的奇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