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收录沈从文、废名、李健吾、汪曾祺等“京派”主要小说家的二十多篇代表作。

京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京津地区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关注社会底层人生，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强调独特的艺术晶格，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审美原则。著名作家沈从文是其代表人物。吴福辉编选的《京派小说选》精选该流派主要小说家的二十多篇代表作。《京派小说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最新出版。

前言

沈从文

 丈夫

 三三

 顾问官

 八骏图

凌叔华

 李先生

 弟弟

 一件喜事

杨振声

 报复

废名

 菱荡

 四火

 莫须有先生下乡

李健吾

 陷阱

 坛子

林徽因

 九十九度中

 模影零篇

一 钟绿

二 吉公

三 文珍

芦焚

 过岭记

 人下人

 百顺街

萧乾

 邓山东

 篱下

 参商

叔文

 小还的悲哀

季康

 路路

刘祖春

 荤烟划子

前羽

 享福

汪曾祺

 老鲁

 戴车匠

 鸡鸭名家

 异秉

林蒲

 渔夫李矮子

邢楚均

 棺材匠

沈从文

丈夫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

河中涨了水，平常时节泊在河滩的烟船、妓船，离岸极近，船皆系在吊脚楼下的支柱上。

在楼上四海春茶馆喝茶的闲汉子，俯身在临河一面窗口，可以望到对河的宝塔“烟雨红桃”好景致，也可以知道船上妇人陪客烧烟的情形。因为那么近，上下都方便，有喊熟人的声音，从上面或从下面喊叫。到后是互相见到了，谈话了，取了亲昵样子，骂着野话粗话，于是楼上人会了茶钱，从湿而发臭的甬道走去，从那些肮脏地方走到船上了。

上了船，花钱半元到五块，随心所欲吃烟睡觉，同妇人毫无拘束的放肆取乐。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的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

船上人，她们把这件事也像其余地方一样称呼，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健的丈夫的怀抱，跟随到-_=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保留到那乡村气质的妇人。所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决不会缺少年青女子的来路。

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

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问明白了，到了船上，小心小心的把一双布鞋放到舱外护板上，把带来的东西交给了女人，一面便用着吃惊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

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钳子由人工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那呆相是女人很容易看到的。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女人说话时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就是变成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做媳妇的神气了。

但听女人问到钱，问到家乡豢养的猪，这作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分，并不在这船上失去，看出这城里奶奶还不完全忘记乡下，胆子大了一点，慢慢的摸出烟管同火镰。第二次惊讶，是烟管忽然被女人夺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手掌里，塞了一枝“哈德门”香烟的缘故。吃惊也仍然是暂时的事，于是这做丈夫的，一面吸烟一面谈话，……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仍然在吸那有新鲜趣味的香烟。来了客，一个船主或一个商人，穿生牛皮长统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发亮的银链，喝过一肚子烧酒，摇摇荡荡的上了船。一上船就大声的嚷要亲嘴要睡。那洪大而含胡的声音，那势派，皆使这作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于是这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舱钻去，躲到那后梢舱上去低低的喘气，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支卷烟摘下来，毫无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夜把河上改变了，岸上河上已经全是灯。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

当真转去没有？不。三十里路，路上有豺狗，有野猫，有查夜放哨的团丁，全是不好惹的东西，转去自然做不到。船上的大娘自然还得留他上“三元宫”看夜戏，到“四海春”去喝清茶。并且既然到了市上，大街上的灯同城市中的人皆不可不去看看。于是留下了，坐到后舱看河中景致取乐，等候大娘的空暇。到后要上岸了，就由小阳桥板篷架到船头；玩过后，仍然由那旧地方转到船上，小心小心使声音放轻，省得留在舱里躺到床上烧烟的人发怒。

到要睡觉的时候，城里起了更，西梁山上的更鼓咚咚响了一会，悄悄的从板缝里看看客人还不走，丈夫没有什么话可说，就在梢舱上新棉絮里一个人睡了。半夜里，或者已睡着，或者还在胡思乱想，那太太抽空爬过了后舱，问是不是想吃一点糖。本来非常欢喜口含冰糖的脾气，是做太太不能忘却的，所以即或说已经睡觉，已经吃过，也仍然还是塞了一小片冰糖在口里，太太用着略略抱怨自己那种神气走去了。丈夫把冰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妻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

这样丈夫在黄庄多着！那里出强健女子同忠厚男子。女子出乡卖身，男人皆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人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总有一部分归他。

那些船，排列在河下，一个陌生人，数来数去是永远无法数清的。明白这数目，而且明白那秩序，记忆得出每一个船与摇船人样子，是五区一个老“水保”。

水保是个独眼睛的人。这独眼据说在年青时节杀过人，因为杀人，同时也就被人把眼睛抠瞎了。但两只眼睛不能分明的，他一只眼睛却办到了。一个河里都由他管事。他的权力在这些小船上，比一个中国的皇帝在地面上的权力还统一。

涨了河水，水保比平时似乎忙多了。他得各处去看看，是不是有些船上做父母的上了岸，小孩子在哭奶了。是不是有些船上在吵架，是不是有些船因照料无人，有溜去的危险。在今天，这位大爷，并且要到各处去调查一些从岸上发生影响到了水上的事情。岸上这几天来发生三次小抢案，据公安局那方面人说，则是凡地上小缝小罅皆找寻到了，还是毫无痕迹。地上小缝小罅都亏那些体面的在职人员找过，于是水保的责任便到了。他得了通知，就是那些说谎话的公安局办事处通知，要他到半夜会同水面武装警察上船去搜索。

水保得到这个消息时是上半天。一个整白天他要做许多事。他要先尽一些从平日受人款待好酒好肉而来的义务了。于是沿了河岸，从第一号船起始，每个船上去谈谈话。他得先调查一下，得问问这船上是不是留容得有不端正的外乡人。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属于水面上的事情他无有不知。这人本来就是一个吃水上饭的人，是立于法律同官府对面，按照习惯被官吏来利用，处治这水上一切的。但人一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范。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

他这时正从一个木跳板上跃到一只新油漆过的“花船”头，那船位置在较清静的一家莲子铺吊脚楼下，他认得这只船归谁管，一上船就喊“七丫头”。  没有声音。年青的女人不见出来，年老的掌班也不见出来。老年人很懂事情，以为或者是大白天有年青男子上船做呆事，就站在船头眺望，等了一会。

过一阵，他又喊了两声，又喊伯妈，喊五多；五多是船上的小毛头，人很瘦，声音尖锐，平时大人上了岸就守船，买东西煮饭，常常挨打，爱哭。但是喊过五多了，也仍然得不到结果。因为听到舱里又似乎实在有声音，类人出气，不像全上了岸，也不像全在做梦。水保就偻身觑舱口，向暗处问“是谁在里面”。

里面还是不作答。

水保有点生气了，大声的问：“哪一个？”

里面一个很生疏的男子声音，又虚又怯，说：“是我。”接着又说：“都上岸去了。”

“都上岸了么？”

“上岸了的。她们……”

好像单单是这样答应，还深恐开罪了来人，这时觉得有一点义务要尽了，这男子于是从暗处爬出来，在舱口，小心小心扳到篷架，非常拘束的望到来人。

先是望到那一对峨然巍然似乎是用柿油涂过的猪皮靴子，上去一点是一个赭色柔软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双回环抱着的毛手，手上一颗其大无比的黄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块正四方形像是无数桔子皮拼合而成的脸膛。这男子，明白这是有身分的主顾了，就学到城市里人说话，说：“大爷，您请里面坐坐，她们就来。”

P1-5

吴福辉

一

每一个文化地域绝非注定便能产生一种文化或文学的流派的。如果历史让它产生了，这个流派虽然很难囊括这块土地上一切纷繁的文学现象，却实实在在可以成为一部分文化的代表。这里所说的“京派”，并不专指旧北平的文学或只反映旧北平的文学，仅仅是借用、沿用。与一九三三年沈从文、苏汶、鲁迅那场著名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中使用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大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中国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以后，在当时的北平和北方，确实形成过一个不小的作家群，除了没有正式结社外，其他的流派特征无不显露，且发展得较为完备。当时便有人用“京派”来称呼它，也有称其为“北方作家”、“大公报作家”的。似乎后面这两个历史名词都不及“京派”二字更来得简单明了，只需给它下一个界说便成。

“京派”的文学倾向导源于文学研究会滞留在北方而始终没有参加“左联”（包括“北平左联”）的分子。显然与“左翼”有社会政治和文学观念的双重分野，又决不与右翼文学认同。逐渐地，清华、北大、燕京等一些大学师生组合成一个松散的群体，先后出版了带有初步流派意识的《骆驼草》、《文学月刊》、《学文月刊》、《水星》等刊物。特别以一九三三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为流派确立的标志。开初每周两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后每周四刊，京派“新人”萧乾也加入编辑事务，一直延续到抗战前，使这个著名的副刊成为北方文坛的重镇和“京派”文学的主要发祥地。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光潜为商务印书馆主编《文学杂志》。此刊在抗战期间被迫停办，一九四七年六月复出，京派的壁垒更为分明。汪曾祺的早期作品便在这里问世，使这个流派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在萧乾之后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之点是《文学杂志》通过《我对于本刊的希望》、《复刊卷头语》等文，直接提出了京派的文学主张和理想：既反对“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也反对“为文艺而文艺”的“不健全的文艺观”，大声标明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应“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达到“宽大自由而严肃”。这就使得京派文学汇成一股独立的潮流，一股民主的、民族的潮流。

以比较相近的人生目标和文艺追求相吸引，“京派”形成了自己稳定的作家队伍。即便持一种狭义的观点，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聚集起来的作家为主来加以认定，也便有小说家：沈从文、凌叔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萧乾、汪曾祺；散文家：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诗人：冯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孙毓棠、梁宗岱；戏剧家：李健吾；理论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等。真可称人材济济。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京派”内部产生类似“文艺沙龙”的聚会，比如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家里按时举行的“读诗会”，参加者甚众，也读诗以外的作品。另外，《大公报》文艺奖金实际上是“京派”的一种文学奖，评选的主持人便是沈从文、萧乾等，唯一的一次发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评上的有王长简（芦焚）的小说集《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孙毓棠的长诗《宝马》和曹禺的剧本《日出》，主要的便是青年京派作家的力作，流派的特点再鲜明不过。京派的作品这时也有了专门的结集，一九三六年林徽因受邀主持选辑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大公报馆出版，标明是第一集，如果不是抗战爆发，相信一定会一集一集地继续出下去的。林徽因这位京派“才女”在书前的题记中较早试图归纳大公报小说的创作趋向，认为它们“趋向农村或少受教育分子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创作态度“认真”，“诚实的重要还在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之上”。指出的这几点，都较敏感地接近着京派的本体。这个时候，“京派”已经形成了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特征及审美旨趣：对于现代人生的深人体味，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政治上的中间态度，强调发挥文学自己本来的功能，尽力试验文体的完美程度，并有意让它与政治、党派保持距离，充满一种诚朴、真挚、执著追求民族文学重造的理想主义态度。它不仅有队伍，有阵地，甚至专门有集会，有评奖，有编集等活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态和各种特征，已经相当具备，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

某些京派作家过去长期受到漠视，或者被视为右翼文人，这是因为“京派”与“左联”的对峙关系往往被夸大所致。历史的误会还是要经由历史自身来清理，来辨正。“左联”的历史功绩，“普罗文学”的广大影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地位，自然显示了时代对文学的巨大选择能力。这样，有意远离政治斗争两极的京派，便填补了中国现代左翼文学与右翼文学之间的广阔地带（包括其他各种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发挥着自己独特地认识中国社会，用现代精神继承传统文化，努力探视文学内部规律的特长。只是因为中国的右翼文学太布不成阵了，倒使得“京派”经常以左翼文学对立物的面貌出现。这种误解是双方的，有时在彼此的评论文章中更显示出这种对峙性。实际上，“京派”代表民主性的文学思潮，是一个与中外进步文学息息相通的文化现象。京派文学显示了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如果去掉了这样一个把中国乡土小说、中国抒情体小说和民俗文化小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小说流派，则将无法追寻现代小说多样的发展。如果忽视这样一个讲究艺术表现、艺术个性的写实派，也无法描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演变进化的轨迹。仅有左翼文学和右翼文学，是展现不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的。这是“京派”的研究价值所在。

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发展并不完善。“五四”时期涌现过各种争奇斗艳的写实的、浪漫的、现代主义的文学派别，不久便退潮了。后来的许多社团往往以非文学因素作为识别标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带有国民党背景的“中国文艺协会”，或表明文艺界形成统一战线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都很难当作一个文学流派来看，虽然它们结了社。而“京派”由于嫌恶一切党派，虽然已经具有高张某种文学旗帜的条件，却压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识、集团意识，声称追求一种广博的包容性，反转来使得创作缺乏一种更自觉的文学推进力。但是，文学史的研究如果把流派作为一条线索，这对于探讨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对于摸索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性，还是十分有益的。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应当对流派取一种宽宏的态度，大可不必那样严峻。事实上，像“京派”这样未曾结社或未曾明确喊出某种文学口号来的文学流派，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迹中是不乏先例的。所幸我们现在已能举出不少这样宽宏地认定京派的见解，比如丁玲一九八一年在美国介绍五代中国作家时，明确指出沈从文是“当年京派作家的领衔者”。姚雪垠也称沈从文为“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朱光潜回忆说，沈从文“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司马长风提出“独立作家群”的名称，即指“以北平为中心，被人称为京派的一群作家”。可以说，“京派”已经得到世人的承认。

新时期文学广阔的眼界必然带来不少历史的重新发现。这种发现往往便酿成了所谓“某某热”，像潮流一样涌来涌去。这种“热”，也曾加诸于京派的某几位作家身上，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回响。我们应当严肃地科学地面对这种现象。这种“热”，不管转瞬即逝也罢，经久不衰也罢，终究还是要逐渐地平静下去，泠却下去的。最后，便凝结为化石：真正的历史经验。从京派文学中选出最有成绩的小说，编成这个集子，其用意大概便在于此吧。

……

五

本书既然是一个流派的小说选本，它的最高原则显然是要体现流派的总体特征。因此，在编选时并不单单满足于使这个集子成为几个京派小说名家优秀作品的集纳。这个任务该由他们各自的选集去担负。因此，编者过去虽然已经翻检过一些属于京派的报刊，这次，仍勉力地从《大公报·文艺副刊》、《骆驼草》、《学文月刊》、《水星》、《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重新读起，小心加意地进行选择。再辅之以对各种重要代表集的遴选阅读。这样来保证本书作为一个选本的独立价值及选品一定的新鲜程度。

从“京派”坛主沈从文的大量小说中指定某几篇，这实在是个大难题。现在所选的四篇并不一定就是他的最好的小说。《八骏图》已能代表他的城市批判，《绅士的太太》便没有再选，倒是选了两篇以表现乡村为主，兼顾了城乡对比的《三三》和《丈夫》。《顾问官》一篇是我故意挑出的，为了说明京派确有真正的讽刺，并且讽刺的矛头并不仅仅指向城市。凌叔华、杨振声、李健吾，均为“五四”资深作家，三人的写作时间延续很长，杨振声更是前辈，这里没有选他们早期的小说。凌叔华长于心理透视，喜用儿童视角，《一件喜事》似乎没有入集，是一种平静的辛酸叙述。杨振声的这篇脍炙人口的《报复》，是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李健吾热衷于追寻过去，哀伤过分。他们的小说都很精致。废名是京派的中坚，沈从文也承认其乡土文学的倾向对自己的影响。废名小说的乡情，丰富的民俗知识，语言的情趣与意境，在《菱荡》、《四火》两篇中表现十足。《莫须有先生下乡》是他的莫须有先生历史（有自叙色彩）的开场。他也能体现一个“京派”作者可能是最好的抒情者，又是讽刺者这一特点。林徽因的小说没有编过集子，这位充满了灵秀之气的女作家似乎偶然写写小说，便达到很高的水平。《九十九度中》发表后当时便引出了很好的评论。《模影零篇》中的三篇，都包括对人生的悲感理解，但写得很美，书面文字表现力很强。芦焚改笔名为师陀后，政治倾向性加强，流派关系上也脱离了原先北方的轨道。所以，没有选他在抗战期内写作、于胜利后出版的《果园城记》里的名篇，而选了他早期的《谷》和《里门拾记》两集中的三篇小说，从中已能看到未来果园城世界的端倪。萧乾是京派第二代青年作家，沈从文的学生。他早期小说表现旧北平，多半采用儿童视角，写到《邓山东》里的斋务长、《篱下》里的姨父、《参商》里的神父等，再也冷静不下，表现的人性恶已与大部分的京派作家不同，代表了京派内部的分化。所以，萧乾较后的作品这里也不选。而汪曾祺才是真正承接他的老师沈从文创作的，选了四篇，一方面是汪曾祺的作品处处都合京派的气度标准，流派味道最足，一方面是他解放前收入《邂逅集》的作品，读者已不易得到。《异秉》则似乎是集外的。叔文曾写过一篇《费家的二小》，这篇《小还的悲哀》，写爱国主义如何渗入普通市民和儿童心灵之中，也有特色。季康的《路路》一篇对现时的爱情文化投入批判，笔法细致而轻淡，驾驭文字纯熟。刘祖春的《荤烟划子》和叔文的《费家的二小》一样，很得各种现代文学选本的青睐。刘祖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小说不少，粗略统计就还有《姐姐》、《收获时候》、《动》、《生》、《无题》、《除夕》等，但因都与《荤烟划子》的水平相差较远，所以，仍选了这篇可与沈从文《丈夫》互相媲美的作品入集。其他的前羽、林蒲、邢楚均等人，都是《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上经常的作者，现在已鲜为人知了。前羽的《享福》写新老两代人的隔膜，微讽的风格极像凌叔华，也更同情“过去”。林蒲的《渔夫李矮子》、邢楚均的《棺材匠》，描写生活场景圾语言文字的风格都酷似沈从文。京派对下层生活的熟知，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证实。本书适量地选进一些京派无名作家的作品，是为了更可看出这个流派的全貌和已经达到的文学的平均水准。

全书所选作品按作者归并。而作者的顺序及所选作品的多寡，既考虑其在京派文学成就中的地位，又照顾到他们在文坛出现的先后。每位作者的作品则以发表的次序为列。选文一般采用初次发表的版本，有些则遵照作者的定本。对作品中个别脱漏错讹的字与标点，进行了校勘。凡查出选文原始出处者，一律在文末另用括弧加注。

“京派”作为一个流派得到确认，是近五六年间的事。对它的研究目前尚在展开，在学术界自然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这个选本只能说是提供了一种较趋一致的看法，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认识而作的一项初步工作。所以，它的错误及不妥当之处，是肯定会被读者和专家们一眼看到的。一种选本公之于世了，它只能坦诚地等待时间的检验，历史对待它，或认为不可取，或认为较有可取，或倏忽间烟消灰灭，自有它的标准。作为一个编者，倒是期待着有更好的选本出现，以迅速取代自己的。他期待着进步。

1987年2月12日于三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