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甲午战争引用最多的一份北洋水师洋员的目击史料，首次中文全译本。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尓回忆录》作者戴乐尔在华30多年，亲历了晚清民国的海军、海关，官场和民间，其亲历史是一份对中国社会难得的独立观察。

本书是关于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非常难得的史料，让你换一个角度，从洋员的回忆中了解这些历史事件！这本书的面世，将会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一股推动力，并给近代史学者提供若干参考。

从1888年来华到1920年的三十年里，戴乐尔在中国亲历了大东沟海战、威海卫之围，接触过从达官显要到民夫海盗等各色人物。在《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尓回忆录》这本回忆录中，他有话直说，将在华的所见所闻一一道出，从一个置身事中又游离于利害之外的角度，发表了对当时军方、官场，以及民间人和事的看法和理解。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尓回忆录》是一份对当时中国社会难得的独立观察，其对甲午战争的记述，成为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

序／1

原序／1

第一章 早年经历／1

1.学业／1

2.航海岁月／4

3.我的杀人犯朋友／11

第二章 战舰／17

1.海军训练／17

2.中国税务巡船／26

3.中国海军／31

第三章 大东沟海战／39

1.战况／39

2.战后／48

第四章 威海卫之围／54

1.开始／54

2.攻击／60

3.投降／73

第五章 幕问／85

1.探亲假／85

2.有关恐惧／91

3.沿岸工作／96

第六章 中国海关／103

1.诞生／103

2.船钞部／111

3.巡工司的工作／119

第七章 长江之龙／132

第八章 义和拳之乱／145

1.义和拳时代／145

2.巴斯变了／150

第九章 黄河／158

第十章 中国海军部／163

1.日俄战争，163

2.海军营务处／169

第十一章 工作的间歇／176

1.羽毛的故事／176

2.海盗／182

3.传教士／188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政治／196

1.王朝革命／196

2.袁世凯／201

3.二次革命／207

第十三章 上海／215

第十四章 世界大战／229

1.中立工作／229

2.中国参战／232

第十五章 顾问工作／237

1.水利委员会／237

2.北京的工作／242

3.中国政治／249

4.巴塞罗那会议／252

附录／256

译后记／279

第四章 威海卫之围

1.开始

威海卫是个二流的海军军港，因为它没有干船坞，也没有能够进行大规模修理的工厂。但如果用于平日训练和舰队管理，则比旅顺口方便得多——旅顺口空间太小，入口太窄。因此，威海卫较旅顺更为常用。该港得名自其海湾西面的一座小城。港宽约六英里，纵深约四英里，出口朝向东北面，刘公岛位于口中，作为港口的掩蔽。海军营区即建于岛上——包括提督的办公用房和住处，军医院以及可供小规模维修的工厂。岛上还设有道台衙门——即当地的行政部门——以及护军衙门。岛上有一个小镇子——镇里有各种商店，有一家是一位德国人经营的，另外岛上还有一个洋员俱乐部，以供岛上二十余位洋员之需。

刘公岛、大陆，以及位于东口中央的日岛，都有强大的防御炮台，这些炮台是由冯·汉纳根在几年前修筑的。它们都非常现代化，但却存在两个匪夷所思的缺点。南帮炮台在其靠后路一侧没有防护，而在战争期间，此处很可能受到攻击；在岛上和其他各处炮台里，均缺乏测距设备。

威海卫在夏季是一处胜地——如今上海的外国人经常去此地避暑休闲——但到了冬天这里狂风呼啸，海岸为冰雪所覆盖，军舰与岸上的联系都变得困难，那时这里充满了荒凉之感。

城市的西部和北部郊野都是山区，在城市与南帮炮台之间则为一片海滩。南帮炮台坐落在低崖之上，炮台南面蜿蜒着与群山相连。

我回到旗舰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认为经过大东沟一战，我没有抛弃他们。刘步蟾也不计我们之前的关系，对我十分友善；丁提督自然也对我信任有加。

对于大东沟海战，我仅能叙述一些零碎的事件。但之于威海卫之战情况就不同了。我需要为材料过多而烦恼，这些材料有的是我的记忆，有的是文字记录。大东沟海战犹如一张单独的画卷，而威海卫之战则好像一部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的电影。

我重返舰队的时间是11月19日，我现在被委任为副管驾口’，李鼎新负责协助我的工作。我虽然大权在握，但事实上却从未达到所应具有的权力。在日军开始进攻之前的两个月中我异常繁忙：为弹药库重新装载弹药，勘检弹药并在其中发现了许多次品；整备军舰中的水密门；安排消防设备；清理脏乱不堪的底舱甲板与装甲甲板。自从我与这艘军舰于旅顺口一别后，它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最糟糕的是，水兵们都不听从指挥了。他们依然具有斗志，这点毫无疑问，但在水兵与军官之间已经有了严重的隔阂。他们仍执行那些能够维持军舰必要运转的命令。他们没有叛乱的迹象，军舰上的纠察队也能履行使命，只是受到一些奇异的限制。因为有些命令水兵们会一齐置之不理。这种情况除了中国军舰，估计在哪儿都不可能出现。

李鼎新不敢去位于装甲甲板层的水兵们住舱——他坦诚地告诉我，这就跟要了他的命差不多。他已经逐渐失去了对水兵的控制，而现在要重新恢复已经不可能了。我很同情他。他对眼前的局面感到非常痛苦，也非常坦诚。

我将进行的工作非成即败。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但我仍觉得自己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因为水兵们都渴望一战，而军官们大都畏战。水兵们其实希望有领导，但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当我下到下甲板时，水兵们正在用炭炉煮茶，而此时煮茶是违规的，我内心感到一阵疑虑。但这样的恐惧反而令我振奋，这是一次冒险行动。我反复权衡，认为独自前往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策略。我用英语与他们交涉，因为许多士官在琅执教的时代里就会说英语了。“你们现在就给我上甲板去！”这群人围蹲在炭炉边，疑惑且愤怒地望着我。我起脚踢翻了一个炉子，里面炭火飞溅出来；然后我又踢翻了三四个炉子。我对他们大部分人投以笑容，但对那些表现出不屑和愤怒神色的人，则用拳头敲打他们的脑袋。整个过程中，我用英语对他们发出了一连串咒骂——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拟声语，他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在一开始的震惊与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就嬉皮笑脸地顺从了。一些人留下来清理炭火。其余的都笑着来到甲板上，由李负责处置。

这个事件证明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我当时与李正巡查在一起，水兵们就会对这二人同仇敌忾，那时我就很难对付了。而我独自前去，就不是对付一群人，而是每个人。对一群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安抚的好办法的。在我上船大约一星期后，船上的纪律有了改观，这大致应归于我的功劳。此后训练状况也有了改善，但我从未因此而吹嘘。

尚待解决的还有刑罚的问题。以往的刑罚带有报复性，受刑者通常被用剑抽打肩部或被鞭笞，因此三分之一的人都未能免于一死。且不论别的事，这些受刑者与那些装病逃避工作的士兵——中国大夫拿他们没办法——已经挤满了病房。我曾与李讨论过这个问题。剑抽和野蛮的鞭刑必须被禁止，否则我就无法继续待在舰队里。李与总兵同意了我的意见。鞭刑未被完全废止，但鞭笞次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受刑者只会在一两日中无法动弹。现在的主要刑罚换成了跪铁链，我也同意这么做。在甲板上撒下一些细铁链，可怜的受刑者必须用双膝跪在上面，如果他掂着脚尖蹲着，监刑的哨兵就用刺刀戳一下他的臀部。一般此刑持续半个小时，它虽然痛苦但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是大量装病逃避工作的家伙——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即使是一名医生也难以区分是真病还是装病。只有我亲自出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把他们集合到甲板上，从轮机舱搞来了一桶蓖麻油——这是所能想见的最恶心之物——然后强迫他们每人喝了半杯。他们不是不愿喝，而是根本不能喝，这就像给狗吃药一样。两天后病房里就几乎空无一人了。

由于李鼎新的支持以及同总兵的良好关系，在军官那里我倒没碰到什么问题，但只有一事例外。我一次召一名尉官前来，但他却没来，我再次派人去叫他，他终于傲慢地前来了。我向提督报告了此事，他为此深表歉意并表示将考虑处理此事。不久他差人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建议他采取战时的极刑——死刑。后来他又一次差人来，并表示：“我不应询问你的意见，这是我的过失。你同时担当了被告与法官，这是不妥的。此事的处理办法不外乎死刑与道歉。如果他当众向你道歉的话，你能够接受吗？”这位可敬的老人是如此地努力尽责。因此我当然乐意地接受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与那位军官还多有接触，但我们从未提及在威海卫发生之事。

日军于1月20日在东北海角登陆，此地距离威海卫大约四十英里。但直到30日，他们才正式向我们发动攻击。我一直认为他们将会发动进攻，但我又一直希望他们不那么做。这种希望是虚无渺茫的，仅仅是出于一个原因：我确信大陆上的炮台不能御敌，它们将不战而落人敌手。继而，除非被事先破坏，否则炮台上的重炮将会被用于向我方舰队射击。因此我强烈建议做好准备，一旦炮台落入敌手便摧毁大炮和弹药库。这一建议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但最后丁提督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把这件事交给了我。不久之后，由于我担任了夜间巡查的任务，因此就把摧毁炮台的任务交给了美国人郝威（Howie），炮手托马斯（Thomas）与涡鲁薄（Walpole），尉官周某（Choo）以及许多把总与水兵。他们承担此任务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曾几次险些丧命于陆军之手。让我先把这事交代一下。当炮台一座接一座地不战而陷时，毁台小队登上了炮台，却发现电线已被切断，电池也破损了。显然，炮台里有内奸。我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我曾对“定远”的一名李姓炮手说过存在内奸的可能性，而且有必要事先防范。这名炮手是最先志愿参加毁台小队的。他用蹩脚的英语回答道：“你别用怕。如果线断，我没法对炮。但弹药库容易爆炸。我用香。”他的意思是：“你不用担心我无法完成任务。如果内奸切断了连通炮内电池的电线，我确实无计可施，但弹药库就简单多了。我会用一炷香引爆它。”但后来他没有用香，而是用手枪引爆了弹药库。由此，你可以一睹中国人的真实面貌。

P54-57

经常有人问我，何时起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也经常会讲述一段中学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将近20年前的靖江县中学，历史课上到了《甲午战争》一课，当天历史老师因故缺席，由一位别科的老师代课。中学的历史教育，基本属于照本宣科。特别的是，在讲完书本上这课的全部内容后，代课老师说起了老电影《甲午风云》。在那时，同学们对于甲午战争的直观印象，无疑都来自于这部电影。不过这位老师说得不同寻常，大意是说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依据自当时北洋海军里一位外国人事后作的回忆录，而这类回忆录所述真实与否，其价值需要通过研究才能判断，同学们如果有兴趣，将来不妨寻找原文自己分析云云。

说者可能无意，听者有心。这一席话，让我记住了有本北洋海军洋员写的回忆录。同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对史料的追寻，产生了懵懵懂懂的最初印象。

这本回忆录，就是戴乐尔所著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直译《在中国牵线》）。

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出生于英国，青年时作为后备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华，后转入赫德主持下的中国海关，长期在缉私舰船上服务。1894年受雇进入北洋舰队，亲历了黄海海战、威海保卫战等重大事件。北洋舰队覆灭后，戴乐尔重回海关任职，此后一直为中国服务到1920年才最终回国，期间又经历了诸如辛亥革命、孙中山二次革命、中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等等重大事件。1928年，戴乐尔在故乡默默去世，生前所作记录在华经历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于1929年正式出版。

几乎是第一时刻，这本书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青年学者张荫麟留学美国期间读到了该书，对书中记述的甲午往事发生浓厚兴趣。1931年，张荫麟将书中涉及甲午战争的部分进行节译，刊载于国内出版的《东方杂志》，正式介绍进中国。归国后，张荫麟又以戴乐尔回忆录为主要参考材料写成学术论文《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1935年初在《清华学报》发表。该文是目前所知的甲午战后中国第一篇关于这段历史的学术论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颇大关注。

晚清创建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现代化海军的渊源之初，其兴衰成败在近代史研究上处于热点位置。但自北洋海军甲午之战覆师后，几乎所有幸存的中方人员都对这支舰队过往的故事三缄其口，惟有的一点点回忆性史料多来自于当时担任顾问、教习等职务的外籍人员。然而这些史料又多是单篇的文章，不仅数量少，篇幅也较短。因而，借着张荫麟的介绍，在北洋海军中曾任重要职务的戴乐尔回忆录，立即在国内学术圈中声名洋溢。

1957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出版，张荫麟节译的戴乐尔回忆录被冠以“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篇名列入其中。《中日战争》丛刊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汇编。由这套书传播，张荫麟节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甲午战争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影响甚至直达于电影银幕。不过囿于种种原因，涵盖了三十年中国往事的戴乐尔回忆录，在国内学术界始终只是被关注其中涉及甲午战争的一段。而学界又多使用张荫麟的节译本，原书则鲜有人注意。

2006年，海外著名海军史学者马幼垣先生不惮劳烦，将戴乐尔回忆录原版全书分三次陆续复印，从万里之遥的夏威夷寄来威海，使我得以首次一窥戴氏回忆的原貌，终于圆了年少时的梦想。

从夏威夷大学荣休的马幼垣教授，治中国海军史以善将中西史料融会贯通、对比印证而著称。马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翻译的时代局限和译者当时的功力问题，张荫麟节译的戴乐尔回忆录存在有误译、漏译等诸多问题。

当时正在孜孜以求考证中日黄海大海战战场细节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张黎源先生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迹象，勇于担起重译戴乐尔回忆录中甲午部分的重任。2009年，北洋海军成军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召开。会议间隙，我与张黎源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吉辰先生再度聊起戴乐尔回忆录，提议不以张荫麟当年所译的范围为满足，而将戴乐尔回忆录全书译出。此后两位译者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2010年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此时距离张荫麟节译版的传世已近80年。

翻译过程中，张黎源、吉辰先生展现出了严谨的学术风格和扎实的西文功底。戴乐尔本人缺乏良好的初级教育，所写的文字语法较为混乱，很多段落文意模糊。他们往往为核对一句话的含义而费劲思量，反复讨论，对戴乐尔回忆录中涉及的大量专业名词、人名、地名等，均做了仔细的考校、确认。为使该书更易阅读，两位译者还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贡献良多。《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无论在内容完整性还是学术性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张荫麟的前译。

《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出版，使得这本并不易得的著作有了一次在作者第二祖国普及的机会。因为是完整版全译，这本书将不局限于甲午战争时代的故事。戴乐尔亲身经历的其他重大史事，都历历可见地呈现到了今天的国人面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位英国人的眼睛，去观察那个时代中国的方方面面。

同时，对于学术界而言，《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一桩史料整理的新成果。可以预期，这本书的面世，将会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一股推动力，并给近代史学者提供若干参考。

再次感谢张黎源、吉辰先生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文汇出版社慧眼识英，让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谨借此纪念那位北洋海军的洋员戴乐尔。

陈 悦

2010年11月14日于山东威海

案头的这本书终于译毕，我们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本出版于1929年的著作，其实在问世两年之后就有了中文节译本。当时，史家张荫麟先生正在美国留学。他将本书中讲述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的第二章一部分与三、四两章译出，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8卷第6号（1931年3月出版）上。此后，这篇译文一直被国内学者视为研究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的重要史料，多见引用。但是，张先生由于对海军并不晓畅，再加上采取了较为古雅而简洁的笔法，其译文中颇有妨害原意之处，且有一些漏译和错译。因此在2006年，译者之一的张黎源开始重译这一部分，作为研究的参考。2010年夏，经由北洋水师网站站长、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的提议，我们两人开始翻译全书。具体分工为：吉辰负责第一、二、八、九、十、十四、十五章与附录B—E，张黎源负责第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章与附录A，最后由吉辰统校全稿。

应该说，这本书并不好译。首先，戴乐尔并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的文字并非典雅的英文，往往有表意不清、晦涩难懂之处。而且，书中有多处涉及航海知识、海关制度等十分专门的问题，更不必说需要落实一系列史实、地名与人名了。在翻译时，我们总是一边译一边查证，其繁琐辛苦可想而知。

在此，我们愿意向读者报告一下本书的几个翻译原则：其一，为了便于查核，书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船名、书名除个别之外，均附上英文原名。其二，对于外国人名，尽量使用本人自订汉名或当时使用的汉名，以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其三，书中的清朝官衔军衔，作者一般使用西方名词，如“上尉”（Captain）之类。对此，我们尽量还原为中文原名，并注出原文。

同时，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加工工作：在原注之外，我们又做了一二百条译注，以便读者理解；原书没有配图，我们搜集了数十张相关图片，以便提高阅读的趣味；我们还搜集了一些有关作者戴乐尔的中文史料，列为“杂录”附于书后，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戴氏其人。

还有几处需要说明的地方。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的汉名，张荫麟先生最初译为“泰莱”，但此名并不见于中文文献。近年来，学界一般使用“戴乐尔”之名。以译者所见，此名用于戴在北洋海军任职期间，而在其他一些场合，一般写作“戴理尔”。为了方便，本书仍然写作“戴乐尔”。

另外，当时还有一位外国人的汉名叫作戴乐尔，并且与本书作者一样曾在中国海关工作。此人的英文名是Francis Edward Tylor，请读者注意不要混淆。

戴乐尔在书中所述，多可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但也不免有夸大其词或歪曲事实的时候。譬如，在记述任职顺直水利委员会的经历时，戴乐尔宣称自己一直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但查阅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主席一职是轮值的。因此，本书在作为史料时应多加甄别。

本书的翻译，承蒙众多友人热情相助。陈悦先生始终关心这一工作，屡屡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并提供了部分配图；海军史研究会的其他同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文汇出版社北京分社副总编萨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致谢。还应说明的是，张荫麟先生的节译本尽管有不如人意之处，但仍有颇多地方值得参考借鉴，文笔之优美更令人赞叹不已。我们翻译在相关章节时，也参照了这一版本。说不定，我们使用的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那本原书，就是张先生故后流出的藏书。谨以此书向前辈的工作致敬。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少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