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由谭元亨、敖叶湘琼所著，饶彰风、邓文钊，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名，也远非代表两种社会力量，而是一页至为丰厚的历史。在彼此的肝胆相照中，所照出的不正是人，伟岸的人，大写的人吗？他们在生与顽强中完成了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人！叩问历史，方知人生；深知人性，方为历史！

《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由谭元亨、敖叶湘琼所著，《肝胆相照(邓文钊与饶彰风合传)》是邓文钊、饶彰风二人的合传，主要记录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一个作为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一个作为中共党员，如何携起手来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支持人民解放事业，并立下不朽的功绩，这让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新中国成立的艰辛以及统战工作的重要作用。

上篇

 1．硬打硬的五华人

 2．硬骨头的大埔人

 3．苦命的祖母曾灶娇

 4．与何家联姻

 5．难忘的1927年春天

 6．邓文钊：剑桥岁月

 7．南国《天王星》

 8．筹办《华商报》

 9．保卫中国同盟的成立

 10．粤北岁月

 11．大营救

中篇

 1．邓饶复办《华商报》

 2．化解经济危机

 3．“总管大老爷”

 4．穿梭南洋

 5．传奇故事与历史遗产

 6．第二次“大营救”

 7．送行酒

下篇

 1．统战部长非他莫属

 2．“华企”惊涛

 3．邓饶：风云变幻

 4．饶彰风：仗义执言

 5．香港行

 6．亲友们

终曲

 1．非常岁月

 2．人心自有丰碑在

后记

现在隶属于广东省梅州市的五华县是个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纯客家县，自古以来则有“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美誉。这“硬打硬”，简单来说便是五华阿哥以打石著称，五华石匠名扬天下。

五华客家人，如今已超过100万，全国超过百万人口的客家县并没有几个，一个便是就近的兴宁，另一个则是远在粤桂边界上的博白，究竟谁是第一大，迄今未有定论，不过，五华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纯客县，则无可置疑。它现在是中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华侨之乡、工匠之乡和文化之乡。这里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致，常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而它的魅力不仅于此，其魅力更在于客家人的悠久历史文化风情。

五华县，战国时为百越地，秦汉西晋时为南海郡龙川县地，东晋时为东官郡兴宁县地，南齐属齐昌县，梁初废齐昌县，属兴宁县。北宋神宗熙宁四年设长乐县。据史籍记载，西汉时，南越王赵佗曾筑台于五华山下，称长乐台，因而得名，县治亦名长乐(今华城镇)，属循州。明洪武二年，撤循州并人惠州。明洪武二十一年始筑城墙。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长乐改属嘉应直隶州。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福建省和湖北省的长乐县同名，遂改称五华县，以境内五华山取名，1954年迁治水寨镇。五华全县有华侨和港澳台同胞30多万人，有石匠、铁匠、木匠、雕刻匠、泥水匠10多万人。可以说，梅州或古嘉应的任何一个县或地域，客家人都各具鲜明的个性，而“五华阿哥硬打硬”体现的便是一番豪气。五华人为何“硬打硬”说起来还更是有声有色。

位于客家地区腹地的五华，重峦叠嶂，溪流交互，可耕地不足10％，一半是山，40％为丘陵。这里盛产石材，更有属世界一级品的非金属萤石，国际大名为“中国文萤石”，还有钾长石。这么一说，“硬打硬”的来历便明白了，因为这里的石头出名，而且资源丰富，这里的石匠阿哥也就出名了！

五华传统的手工石雕工艺，蜚声中外，无论在南粤还是东南亚，一见有人在打石，上去一打听，必为五华人。而今，他们的作品，无论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是海外的新加坡，甚至欧美、亚非等地，都无处不在。他们的石锤下有栩栩如生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抑或匠心独具的碑文牌标、亭台雕饰……石头到了他们的手中，便获得了生命，更赢得了天下。不妨举几个例子，广州的解放纪念碑、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女，无一不是五华石匠手中的杰作，一个个巧夺天工、活灵活现、摄人魂魄，让你惊叹不已。

五华与兴宁接壤，与梅县也近在咫尺，是当年“嘉应五属”中的长乐县主要区域。作为纯客县，五华客家人自有客家共同的气质、精神，特立独行、敢作敢为，可又有相对独立的个性。“硬打硬”便是上千年民间对五华客家人精神气质的高度概括，“五华阿哥”便是凭此而名扬天下。“硬打硬”中的第一个“硬”形容的是五华阿哥的坚忍性格，顽强品质，强大的承受力，十足的硬汉形象，而这往往又最具男人魅力。而第二个“硬”则是强调所处的环境，可以指代那些坚硬的矿石。试想要是没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没有坚忍的性格，一个文弱的人岂能将顽固的矿石打造成精美的造型呢！如果往远处想，这个“硬”也可代表那艰苦的生活环境，山区的生活毕竟有山区的艰难，要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怎能世代生存下去。这便是五华的“硬打硬”，其打出来的不仅是美妙的石物，更多的是在昭示五华阿哥的硬朗品格，而这种品格却也正是客家人千年迁徙万里流走而累积下来的传统精神。

此外，和所有客家县一样，五华人杰地灵。这里曾经走出过古大存等很多著名将领，本书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说了，这毕竟不是本书的重点所在，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本书中的邓文钊，其祖辈便是出自这个盛产“硬打硬阿哥”的五华县。邓文钊的祖父邓阿六，便是五华有名的石匠，这将在后面具体介绍，他的传奇故事可以说从某一方面预示了邓文钊之后的人生。而对邓文钊产生影响的不仅仅是他的祖父，他的祖母曾灶娇同样在邓文钊的成长中处于一个不可缺少的位置。而曾家同邓家一样，祖辈也是石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邓家是出名的石匠世家之一。尽管由于家族事业的发展及搬迁，邓文钊并没有土生土长在五华，但是这并没有泯没邓文钊内心中的客家人精神，因为在其祖辈父辈们的熏陶下，五华阿哥“硬打硬”的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进人他的心灵深处，让他在其他方面将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华也好，大埔也罢，虽然仅仅是小小的一隅，却孕育着时代的弄潮儿。

客家人的精神将永远绽放光芒。

“哇啊、哇啊、哇啊……”一阵阵清脆的婴孩哭啼声从一个小小的土房里传出。

“恭喜啊，恭喜啊，是个小子哎！”接生婆小心地将刚刚出生的婴儿包裹好，高兴地递给在门外等得心发慌的邓石匠。

“好啊，以后又有一个得力助手了，咱水寨乡又多了一个石匠。”邓石匠用他那强有力的平常打石的双手轻轻地抱着孩子，温和地看着怀中的孩子，喃喃地说着。

这个小生命诞生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么一个拥有着深厚历史使命感的客家族群中，这么一个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地域中，冥冥中上苍就已经为他的生命涂上不平凡的色彩，他的人生将是不一样的。而之后他的人生经历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

这个新生的孩子即是本书主人公邓文钊的曾祖父——邓元昌，原名邓怀清，号鹤溪，又名邓焦六、邓阿六、打石六。本书中我们以邓阿六来称呼他。

从小生活在打石的环境中，邓阿六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并且从心里喜欢打石，他将那单一的“铿锵、铿锵、铿锵”打石声当做美妙的音符，将那一块块石材当做是富有灵气的精灵，将那一件件打造成的作品当做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打石就是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依托。可是，’阿六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他的心是大的，也许是体内客家人的血在作怪，让他虽然生活在偏远无人问津的小小山区，却同样“坐立不安”。他关注一切变化，他并不满足现在所有的，他要闯荡，然而这种闯荡却又不是冲动的、一时的兴起，而是一种内心经过理性思考、等待时机成熟后的举动。也正因为有了这层准备，邓阿六十分善于把握一切机会。人们不是常说，机会常常光顾那些时刻准备的人吗？邓阿六可以算是那“时刻准备”中的一员吧。

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者登上香港，打开香港门户，使得原本只是一个靠打鱼为生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繁茂的商埠。而这一开埠，使香港吸引了大量临近的广东乡下农民来港谋生，昔日人烟稀少的香港人口翻了几倍。邓阿六看到这一景况，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于是他随同乡邓阿五一起从五华县步行来到香港，希望在香港能打拼出一片天地。

那时的香港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般繁华、这般先进，那时的香港是个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小渔村，和广东其他地区其实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它被殖民者打开了，与内地相比有了更多与外界交流往来的机会，而这种交流往来往往是一个地方兴旺发达所必要的开始。

随着人潮的涌人，自然需要修建足够多的房子等基础设施，以安顿这些前来香港发展的人们，而这就需要一大批修建者。而当时还没有钢筋混凝土，石块是筑坝盖房等的主要材料，所以石匠在当时是十分吃香的。邓阿六身为石匠可以说正好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于是乎，在香港他继续进行着自己的打石生涯。在不断的实践中邓阿六的打石技术与日俱增，他逐渐从一个普通的石匠变成修建水塘的石匠工头。所以常说，不管做哪行，只要是满足社会需求的，那么就一定会有作为，而这“作为”也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同样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无非是强调要想做一件出色的事情，要想一鸣惊人，作出一番成绩，之前都是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和实践阶段的。邓阿六在香港的头几年，恰恰为他今后的惊人之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机一旦成熟，他自然会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而这一天实际上也已经不远了！

P4-7

“同心相亲，照心照胆寿千春。”

——[宋]赵令畸《侯鲭录》

我们，与这部作品中的两位主人公未曾谋面。

但是，在最后下决心写这部作品之际，他们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不少作品中，且已有近30年了。而曾与他们共同奋斗过的战友，已成了我们的忘年交。在战友们的追述中，两人的音容笑貌宛在。令我们无法忘怀的他们那些战友中，最早的当是老剧作家陈风，他在轮椅上仍不时给我打电话。我们也曾与两位主人公的战友夏衍、杨奇、杜宣、李门、赵元浩、华嘉、杜埃、许实、胡希明、霍英东等人或多或少有过交往，有的甚至有过深谈。他们大都已不在人世，而他们同属一个“历史群落”——于香港沦陷前夕创办、又在抗战胜利后复办的《华商报》所聚集起的一批有识之士，但他们身份却有所不同。如同这两位主人公一样，一个是中共地下党人，后来的执政党的高层干部，另一个是民主人士、工商界翘楚、华侨。

在一个又一个的历史风暴中，这些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无论他们原来的生活经历如何不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如何不一样，甚至信仰亦各异，可他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每每让我们后人闻之动容，并视为楷模。那是最艰苦的岁月，却有最美丽的故事；那是最悲惨的时刻，却有最动人的记忆；那是最血腥的日子，却有最温馨的情谊；那是最诡异的瞬间，却有最坦诚的心地；那是最恐怖的惊涛骇浪，却有最肝胆相照的难忘历程……中国，不正是有他们这样一批人，才撑过了血雨腥风的20世纪吗？

就这样，邓文钊、饶彰风两人，在笔下呼之欲出！

他们从相识到几乎同时罹难，也就20多个年头。但从一相识，两人的命运就被20世纪中国这一部历史，紧紧地焊接到了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百折不挠，义无反顾，万死不辞。

当他们猝然辞别这个世界时，历史并不曾还给他们任何公正，种种的污名、罪状，如铁枷一样加在他们的身上。是怎样的覆盆之冤，令他们死去时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两人，都几乎在死后10年，才得到平反，才被人们集会追悼。只是人死了，公正又有何意义？也许，是为了追记他们的一生，颂扬他们之间感人的亲密无间的情谊以昭后人，这比迟到的公正更有意义：让他们得以复活，以归还人们乃至历史应给他们的全部敬意！

我们笔下的两位主人公，在肝胆相照之际，彼此照出的当是百分之百的人，大写的人！

不是吗？一位倾尽整个家产，不惜帮助一个又一个本来素不相识的仁人志士，只因为信得过另一位——地下工作者，把头颅系在裤腰带的理想主义者！

不是吗？在波诡云谲之际，于闭关锁国之中，一位最早创立第一个合资企业，为人民共和国的最终开放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因为已成为执政者的另一位——已是党的高层干部，与他一同栽下万丈深渊！反过来，当后者要被划成右派，前者却仗义执言，历数他为共和国事业所立下的奇勋，使之脱了一难，而到后来自己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典型，被流放到了边远山区。

于是，在中国的一场浩劫中，他们也一同在劫难逃了！就在1970年秋、冬，两人相继死于非命。一位60刚过，一位才57岁，上苍安排他们在世界上的时间，也未免太短暂太仓促了。

但是，生命的长度，只能以岁数来计算吗？

更何况彼此心心相印的容颜中，永远都青春不老！

今天，他们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他们，自会成为当代历史一道永远的风景！

而他们肝胆相照的历史，更成了今天的镜鉴！

邓文钊虽然是资本家，但面对国家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他尽了作为华夏儿女应尽的责任，积极配合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党派的爱国行动，毫无怨言。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真诚，令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饶彰风动容。饶彰风则是忠诚于信仰的共产党员，长期以来他一直从事统战工作，因此在工作中结识了邓文钊。经过工作的磨合，饶彰风被邓文钊的正直人格和爱国情怀所深深触动，而邓文钊同样被饶彰风的办事魄力和对华侨及其他党外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真诚态度所打动，两人就这样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中共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典范。纵然日后各自的遭遇是那么悲惨，可他们却至死不悔！  有些人相识一辈子也永远走不在一起，可是有些人只需短短的接触便可彼此吸引。饶彰风和邓文钊就属于后一种。两人虽然出生背景、成长经历截然不同，并且之前也没有多少关系，可是在历史命运的引领下却成为了好友，而这友情也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行而不断延续着。

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及演变进化都有其原因，这便是因果关系，饶彰风与邓文钊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也不是毫无缘由的，然而真要说出个中原委来，也许就要溯源到二人都是客家人的大背景了吧。

客家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系，一个与众不同的汉族民系，一个经历了犹太人似的大迁徙，经历了种种的历史磨难，经历了各个时代的潮起潮落，“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族群，一个始终以“客”的心态在天南海北顽强生存的族群。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他们始终没有忘掉自己身上流淌的中原士族的血液，始终延续着千年的悠久华夏文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坚守，这份执著，世界各处的客家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精神特色，地域上的距离也无法阻挡这种精神上的融合。

生于忧患，行于忧患，兴于忧患。一路的悲情，一路的哀恸，却只是一路的奋发，一路的风光……

是的，客家更是一个悲情的民系，且不说在千年迁徙中，背井离乡，翻山越岭，九死一生，多少人倒在漫漫征途上，只要列举出几个客家人的名字，客家人的悲情即跃然纸上。古代，文天祥、袁崇焕铁骨铮铮，其命运却令人扼腕叹息。近代，陈宝箴、刘光、黄遵宪，还有丘逢甲，无不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下，被赐死，被杀头，被贬被整；而现代，仅举一个坚守四行仓库而殒身的谢晋元便足够了。而与本书相关的众多历史人物，上至叶剑英，下至方方、尹林平、古大存等人，在“地方主义”的罪名下，无不遭到种种厄运，有些人至死也未得昭雪平反——这也许是这个民系的宿命！

饶彰风和邓文钊便同是这个民系中的一员，他们虽然生长在不同的环境，但是骨子里却都包含着传承下来的客家人的文化品格。由于经历了几次迁徙，千年岁月，万里征程，毒蛇猛兽，丛莽激流，风霜雨雪，溽暑严寒，客家人不仅在艰难的漂泊中锻炼了生存能力，更是形成了坚忍的性格及危机意识，这自然促使他们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国家民族危亡的敏感；由北向南，由中原内陆向东南沿海，海洋文化促使客家人多了一份开放心态，使得他们在困难危机面前多了一份勇敢与闯劲。

客家的文化精神在无形中深深地影响着邓文钊和饶彰风，也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时代，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内在的特质像磁石般将他们吸引在一起。仿佛是冥冥中早已注定，注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客家人的身影与足迹相伴，文天祥、袁崇焕、陈磷、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廖仲恺……如果仅仅只有个别存在，这当看做是偶然性，可是从古至今这么多客家爱国名人的存在证明这绝非巧合，这当是客家的一种历史特征，也当是其一个悠久的传统。

当然，客家人的悲情也笼罩在两人交往之中。这种扎根于一个族群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当是客家人独有的文化特质。两人的相互扶持，相互“包庇”，无不显现出这一人道的光辉，直到生命的终了。

一个当年在国内外求学，是中山大学激进的学生刊物《天王星》的主持人，而另一位则远渡重洋，到了英国剑桥，学的并非文科，而是经济——这里面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激荡，无论是革命救国，还是实业救国，其目的与核心只有一个：救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他们就这么殊途同归了！

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及时地建立了民族民主爱国统一战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抑或社会主义建设——团结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与建设大军，我们历史的辉煌与今天的成就也就无从谈起。为此，毛泽东非常英明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正是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依赖这三大法宝才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让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再度焕发生机，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事实上，统一战线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法宝，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宝。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列宁也曾经提到，“无产阶级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显而易见，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经过历史经验证明可行的、有效的无产阶级革命法宝，正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实用价值，才使得其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舞台上大放光彩。而中国的经济腾飞、文化复兴，所有的一切都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无可限量。

抚今追昔，我们应更为当日统一战线的成功而感奋，也应更坚定地将统一战线继续下去的信念。

因此，写出邓文钊与饶彰风二人的肝胆相照、生死相托，当更有历史的震撼性——中国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与爱国民主人士是这么走过来的，今后，我们更应当这么走下去！

也许我们的笔力有限，也许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远远不够，但是，只要我们能向今人、向后人传递上述历史信息，并从中获得必要的教益，我们就很欣慰了。

饶彰风、邓文钊，这不仅仅是两个人名，也远非代表两种社会力量，而是一页至为丰厚的历史。在彼此的肝胆相照中，所照出的不正是人，伟岸的人，大写的人吗？他们在生与顽强中完成了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人！叩问历史，方知人生；深知人性，方为历史！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情况，客观仔细地分析中国的战争形势，提出了“反对关门主义，坚持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且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视为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毛泽东指出：“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和谐社会更需要推动统一战线工作，选取历史上统一战线上的典型范例，加以深入研究，无疑是颇具现实意义的。因此，撰写本书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党统一战线的历史，加强民族凝聚力，对于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团结发挥积极的作用；二是为了促进中国统战工作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式下的发展，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统一战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法宝。”

本书主要围绕饶彰风和邓文钊二人的历史命运展开，他们一个是我党地下战线的著名统战干部，一位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书中叙述了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同舟共济的感人经历，如兴办《华商报》、文化人大营救、帮助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以及创建“华企”等事件，这一切表现出二人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高风亮节，进而通过铁的事实可以看出统一战线思想在他们身上的形象体现，这对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统一战线理论，以及在新世纪、新阶段更好地做好统战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统战思想角度来说，统战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统战工作的论述及其实践，一直在党的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书所记述的两位主人公饶彰风和邓文钊，是生活在抗日战争至解放后的历史人物，饶彰风作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在那时积极响应毛泽东的统战精神，在统战工作中做出光辉的成就，同时他的工作表现并不是机械化、教条式地遵照毛泽东思想中的统战精神，而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真诚地对待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实践论证并实现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

对于当今社会，我们反思、回顾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现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文化多元并存，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显著的地位，但是，中国经济基础依然薄弱，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化的转型期，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统一战线，争取各个民主党派和海外爱国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把全世界的华人力量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正好可以为今日的统战工作提供经验。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新世纪，统一战线却一直还是我党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在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具有新的特点与需求，为了更好地进行统战工作，在当今复杂的环境下继续坚持中共统战思想的优良传统，从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进一步向前发展，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与宣传，本书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需求。

此书得以完成，首先应感谢原《华商报》的陈风老同志，是他最早提供了相关资料，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罗可群教授，他参与了《饶彰风传》的撰写。此外，书中还提到的众多在世或已不在世的邓、饶二人的同事与挚友，都曾在采访中予以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且引黄秋耘、李文侣为饶彰风写的挽联：

大快人心，二十载功罪是非，一朝尽白

坚持党性，一千日酷刑炼狱，晚节犹存

吴仲的悼诗：

沧桑十载几浮沉，

历史无情更有情。

鼠蝎沉沦鸿鹄起，

从来公道在人心。

诚哉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