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陆天明老师的《陆天明反腐四部曲》由天舟文化天宁策划中心策划，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它集结《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四部陆老师的呕心反腐力作，邀万千读者共同品鉴！

作为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人文情怀的作家，他的作品里表达更多的是他对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怀。因此而深受社会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喜爱。

反腐小说以介入社会生活为基本立场，这是文学选择的自由之一，无论持怎样的文学观念，都应当有着平等的表达权利。陆老师这几部作品里穿插了这些现实的、人民的、底层的社会现实描述--教育经费问题、校车事故、群众反腐败事件、各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官员打压报复举报人等等，我们很容易从里面找到他们在现实中的原型，并与之产生共鸣。《省委书记(陆天明反腐4部曲2)(精)》便是其中一本。

陆天明的写作理想是高度公共化的、社会化的。他主张，真正的主旋律，是要把人民的需求写出来。他似乎不愿意把文学框定在个人、家族、私密的范畴内，他始终主张，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一部有追求的文学作品，都不该只局限于表达“小我”，而要替时代说话，为人民代言。文学必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一定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些主张使他成为我们时代的忠实代言人。一起来阅读《省委书记(陆天明反腐4部曲2)(精)》吧！

第八章

六点三十分。省恒发公司董事长张大康得到助手报告：“来了辆蓝色桑的，好像是贡志雄……”紧接着，一直在窗前向下探望的另一位助手核实了这个消息：“是贡志雄。我已经看到他下车了。”张大康马上拨通贡志雄的手机，告诉他：“志雄吗?我已经把各部门的头头都叫来了，就等着听你白话最新情况哩。另外，下车以后多注点意，我怎么总觉得今天一大早就有情况，公司大门口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晃悠。刚才你哥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怀疑他派人在追踪你……”

贡志雄一边付着车资，一边在手机里回应道：“张总，您别找那么些人来啊。我得到的这些最新情况，我自己都没把握，现在只能跟您一个人说……”张大康笑道：“有那么玄吗?”贡志雄用力一推车门：“您要不信，我就不上去了。”张大康忙说：“行行行。我把他们全打发了，就我俩单打独练。”刚说到这儿，手机里突然传来贡志雄略带惊慌的叫声：“干什么?你们十什么?”接着手机就中断了。张大康忙叫了一声：“志雄!”手机里没回应。张大康一边对一个负责保安的下属叫了声：“快去看看!”一边扑到窗前，忙向下巡视。只见大楼前的人行道上，两个男人有分寸地但又十分坚决地推着拉着贡志雄向一辆本田越野车走去。等公司保安部的负责人带着几个保安冲出大门，那辆越野车已经载着贡志雄开走了。

“居然在公司大门口让人把人给截走了!肉头!”张大康冲着保安部的负责人生气，“到底是谁截走了贡志雄，看清了没有?”越是生气的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就越低沉，头脑也格外清醒，应急措施也往往制定得最为周全。这正是全公司上下所有的人最佩服他的地方之一。“没怎么看得太清楚。不过，其中一个好像叫杨子，我熟…·”保安部的负责人喃喃道。他是张大康的老乡，出来当兵后，在军分区当保卫干部，转业后去乡政府干了一段，不得志，托人求到张大康门下，已经在这儿干了两三年了。“那个姓杨的是哪儿的?”张大康追问。那个保安负责人说：“要真是杨子，就应该是头南分局搞内保的，原先也在军分区机关待过。我觉得是他。我追出去时，他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听说是公安分局的人，张大康不觉一愣。他知道贡家兄弟都有公安方面的朋友。但贡志和跟贡志雄不一样，平日里轻易不会动用这些公安方面的朋友。贡志雄十万火急要来告诉他一些“最新情况”，贡志和又不惜动用公安方面的朋友到他公司大门口来把贡志雄截回去，不让他往外传这个“最新情况”，再联想到省政府机关的一位朋友昨天半夜给他打来的那个有关贡开宸的电话，看来北京方面已经对K省省委班子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要对这个班子动大手术了。贡开宸祖籍虽然不在K省，但他在K省已经连续工作了二十来年，尤其是在省委领导岗位上，扎扎实实经营了近十年，对K省极有感情。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他明白，自己的首要职责，当然是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牢牢地操纵着K省这条大船，不让它稍许偏离中央制定的行进方向。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明确、坚定，绝不会有半点的含糊。

但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地方官员”，对如何治理K省，始终有他自己的一些设想。这些年来，他一直很“固执”地在实施着自己的某些设想，也取得过较为辉煌的成果。他的这一个特点和“成果”，使他从上到下，都拥有一批支持者。他的进退势必会在K省引发一场不会太大，但也绝对不能小视的“震荡”。张大康的恒发公司，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大山子总公司洽谈，要并购它的两个厂子，张大康当然十分关注K省局势的走向。贡开宸是支持有人来并购大山子的某些国营厂子的。但一旦他下台，新来的一把手对此又会持什么态度？这个生意还能做成否?这里的变数就会因此而加大。

张大康匆匆走进会议室，对正等着他来主持经理碰头会的各部门领导说：“情况有变，今天的碰头会不开了”然后，他把负责并购事项的两个部门头头叫到自己那个董事长办公室，问他们：“并购谈判还得多少天才能完成?…‘一星期左右吧。”其中一位副经理说道。“一个星期?太慢。得赶快拿下这两个厂子，张大康断然说道。一边说，一边往他那个特制的大玻璃茶缸里倒矿泉水。每天早晨他都要空腹喝这么一大缸清冽的矿泉水，排毒清火，清洗肠胃。这是一位年届八旬，却依然神清气爽的老中医教他的一个“养生绝招”。

他轿车后备箱里，任何时候都准备着一箱矿泉水和一箱苹果。据说，苹果的长寿、养颜功效也是特殊的。另一位负责此事的副经理提醒道：“您从一开始就让我们采取拖延战术，别急着跟他们签协议。您说这些厂子都是他们的包袱、累赘，他们急于出手。越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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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三十年祭(代序)

陆天明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叉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叉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地接近。两代人的文学

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叉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捡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叉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叉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二三十 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叉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地告别过去；然后叉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 “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

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叉好读；既文学，叉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叉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叉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在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叉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7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借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