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苍天在上：陆天明 反腐4部曲 1》中，陆天明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我党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奋斗与成长，非常细腻地刻画了在职的、即将离任的和作为后备人选的三位省委书记的形象，全方位地切入了他们的家庭、情感、事业追求与内心矛盾。既写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又写他们所遇到的挫折和所犯的错误。

《苍天在上：陆天明 反腐4部曲 1》为陆天明创作的反腐倡廉长篇小说。讲述了章台市一起千万元公款挪用大案侦破过程。表现了新任代理市长的励精图治、市委书记的沉着冷静，使得副省长的问题终于被揭开。《苍天在上：陆天明 反腐4部曲 1》主题积极向上，宣扬了人间正气，抒发了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正文

案发现场在于家的小客厅。于家的这座小楼盖得很怪，房间奇多，楼道奇窄，弯弯曲曲地显得特别的长。在二层和三层之间还有个夹层，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也有个夹层。夹层的房门都包着铁皮，铁皮上钉着一排排大拇指大的铁钉。所有的房间开间都特别小，包括客厅在内，一个个都跟极精致的木制鸟笼似的，让人在有限的空间里，享受那制约下的尽可能多的舒适。但客厅里的吊灯绝对是深圳中外合资的。于也丰这会儿仍斜躺在那张中外合资的意大利豪华黑真皮大沙发里，通过夸张的脸部表情和背弓扭曲的身姿，显现出临死前因深度中毒所造成的种种痛苦。有人用一块白布把他盖了起来，但不知为什么，却又偏偏暴露出了他那张肯定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怖的脸。

郑彦章一路往这儿赶的时候，一直在担心现场是不是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更担心会不会又让人做了手脚。他这种担心并非是平白无故杞人忧天式的多虑。上一回董秀娟的死亡现场，他就觉得被人做了手脚。明明是一起畏罪自杀的案子，硬要往他杀案上引，搞得至今不能定性。今天的情况，一开始就更蹊跷。最高方面早就明文规定，像这样有可能涉及经济问题的案子，公安刑侦方面必须会同反贪局的人一起去现场勘察，但事实上，却在案发后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种通知和邀请才姗姗到来。为什么？

如果现场再一次让人动过了，那么已然扑朔迷离了的章台，会变得更加迷离扑朔。

3208驰到离于家大门几十米处，就没法再往前挪动了。他们只得下车步行，由一个持枪的法警开道，推推搡搡磨磨蹭蹭好不容易进了于家大门，来到小客厅门口，又被市刑侦队的一个年轻小队员拦住了。大概是刚从警校毕业，初来乍到的还不认识人，又挺钦羡老刑侦队员身上那点绝对与众不同的洒脱劲，气儿特盛地满不凛地用力推了郑彦章一把，唬道：“嗨，哥们儿，往哪儿溜达呢？”那位持枪的法警赶紧上前去说明情况。小家伙稍收敛了一点，但还是不认账，把着门说：“市里刚下了通知，要我们封锁现场，不让任何人进。”苏群笑着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哥们儿，上面说的‘任何人’，是指咱哥们儿以外的主儿。”那小家伙瞪起眼：“跟我这儿起什么腻，有事找我们头儿说去。”

正愁着没法跟这小愣头青掰扯，小家伙提到的那个头儿、市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宋品三闻讯赶来了。

宋品三比郑彦章要小二十岁。郑彦章在五公区当派出所所长那会儿，宋品三的脖子上绝对还挂着红领巾，或者还没挂上，并正为此大伤着脑筋哩。以往，章台的公安干警基本上都是复转军人。现在，复转军人仍然是公安干警的主要来源，但宋品三是学生出身，没当过兵，他是章台公安系统从学生中直接招考、自己培养训练的第一批。当年办了个短训队，人称“黄埔一期”。他就是这个“黄埔一期”的。后来这个短训队又不定期地办过几回，后来便演变成了正规的警校。到刚才那个小家伙毕业的时候，已经是“黄埔十三四期”了。章台市各区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里有不少人都是当年的“一期”生，就连警校的三位副校长，有两位都是那“一期”的。而宋品三被老少校友们誉为最有可能进入市局领导班子的“后备力量”，虽然他现在还只是个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这小子行，脑袋瓜子来得快，不仅眼里嘴里有活儿，身上手上，哪儿都有活儿。说得干得，催得紧了，真还能来两笔，也就是人说的那种“文武全才”，很得几层领导器重。在这岗位上，最要命的一条得听话，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还必须是绝对的。这小子，就能做到这一条。

因为连日连夜地忙碌，此刻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疲惫的表情里甚至还显出某种暂时的憔悴。也许因为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进入市局班子，这些日子以来，他特别勤奋，也特别谨慎。他知道，这一两年对于自己的一生来说，很可能是关键。他已经破过几个大案了，现在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是不出娄子。在稳重中，继续稳重稳重再稳重。机遇好的话，再破两个(不，一个也足够了)大案或特大案，那就齐活儿，真是想什么有什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林书记刚打来电话，要我们立即封锁案发现场，说是要等新来的黄代市长和省厅、公安部派出的专家，到齐了一块儿看现场。”

他说得非常客气。虽然说起来，他这刑侦大队大队长和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是平级的，但是，郑彦章当年曾到“黄埔一期”给他们讲过课，怎么说也是老师辈儿的。这公安系统的人也怪了，特别讲究这情分和资历。对于同行中年长的，都特别尊敬，别说是老师辈儿的，就是比自己早一天穿警服的，感觉上也会有所不同。再者，郑彦章最近连着办了肖长海、董秀娟两个大案，上上下下的影响力剧增，这一点绝对不是闹着玩的。虽然老头的年龄已经到杠杠了，按有关规定，他已然不可能再有所升迁，但还是得罪不起的。最后一点也不是不重要：老头的脾气特别“各色”，也容不得他宋品三稍有怠慢。谁要敢怠慢他郑彦章，甭管您是谁，老头都敢当面弄得你下不来台。这样的事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了。

郑彦章撇撇嘴，笑了笑，应道：“行，等齐了就等齐了吧，只要现场没让人动过就行。”

宋品三心里一格愣。但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地敷衍道：“郑局长，您要这么说，我们刑侦队就没一点儿活路了。好像我们刑侦队经常在伪造现场？这罪名可真不轻啊。”

郑彦章忙摆摆手：“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宋品三笑笑：“郑老前辈，您跟我们这样的无名鼠辈开这玩笑，我们可受不了。”

苏群紧塞上一句：“董秀娟出事的那天，你们也这样封锁现场好几个小时……”

宋品三板起脸给了小苏一句：“当时封锁董家现场，也是市里的命令。怎么，我们刑侦队不该执行市委的指示？”

苏群还想反驳，郑彦章却听到小客厅里好像有什么响动，忙对苏群做了个很激烈的动作，让他立即闭嘴，别出声儿，而后一下冲到小客厅门前，回身问宋品三：“小客厅里有人？”

宋品三不屑地一笑：“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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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三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地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著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捡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地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地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读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战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在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叉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

关于《苍天在上》，最近我顶不住也忍不住说了不少话。说实在的，挺不应该。所以，下决心不再说了。最后，把写过说过的归归总，撮其要，再为《苍天在上》罗列_篇后记，就此收住。

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至多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有人理会了。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作家创造文本，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他们的原意大都只在‘文本’和‘人’自身。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往往都出乎他们意料。”我本来就没指望它“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便喊出以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决不被玩。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只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坦白说，这三部风格样式极不相同的小说，我都没奢望过“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保证，如果有人愿意花一点儿时间读它们，他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有一个曾在新疆兵团待过的老知青，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当年他们那儿的上海青年是排着队来看他们手中仅有的一本《桑那高地的太阳》(我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的。他说他这一回是来买《苍天在上》这本书的，他说他感谢我为他们喊出了这一声。而后，他就哭了。我当时眼眶也热辣辣地湿润了。我想我还要什么回报呢？我作为一个小小不言的作家，足矣。就为这一点点回报，我将死无反悔地照此写下去。不管什么样的人预言我的作品只能获得多么短暂的“春天”，我都要告诉他，我拥有着一个永恒的“春天”。

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苍天在上》的写作初衷并非全在反腐败上。《苍天在上》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是我自己多年来蕴蓄着的某种生存困惑，和要从这种困惑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文学家们这些年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是好事。但写小人物绝不等于局限在小情调小品位小恩怨小是非里(当然，所有这些小，都可以写)。中国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善良，但多少又有些窝囊；他们有点儿小聪明，但一旦遭遇些什么却又往往无奈；他们心里也有追求，但总以委曲求全告终。但我总在想，难道中国只有这样的人了吗？我的感觉告诉我，中国的的确确还活着另一种人，他们活着努力着牺牲着付出着。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一群有信念的人……他们中的一个，就叫黄江北，我写了他。说心里话，我是为了他，才写的这部《苍天在上》。在四处提倡兼容性的当代，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得常常地像个独行者似的，背一把破伞在深山沟里踽踽踯躅。这时候，勇气来自别向后看，也别东张西望。把你齐根剪了，当野花采来放在桌上独自把玩的人并非肯定善良。

文学是无法拒绝人民的。这是句老话。我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