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全书七章：一、二章写小城风情，三、四章谈家中亲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绘独立旁枝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巡视式艺术手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全书七章可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尾声余响不绝。萧红以娴熟的写作技巧，抒情诗的意境，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的巅峰之作，为中国文学奉献了一部不朽的经典。

萧红，一朵来自天堂的花儿，一个一生都在寻找幸福和安宁的女性。《呼兰河传》，是萧红生命最后时光的一次怒放，倾诉着内心的忧伤、爱恋、悲凉与呐喊，散发出永久的芬芳。《呼兰河传》以回忆童年生活为线索，让记忆中的人们款款登场，慈祥的祖父、古怪的有二伯、坚忍的冯歪嘴子和苦命的团圆媳妇……深情回望间，看到了一幕幕鲜明流动的画面和多姿多彩的风俗剧。热闹中有一点伤感，有一点冷清；悲欢离合的故事里，融渗了北方小城呼兰河独特的自然风貌、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小说有娴熟的写作技巧，散文诗的风格，浑重而不失轻盈的文笔，有讽刺，也有幽默，寄予着阅尽世情的感慨和悲悯。

《呼兰河传》校订记 章海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尾声

我画《呼兰河传》 侯国良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了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的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二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子。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字挂在门外就是了。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人们凭着记忆，那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半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街，一个叫做西二道街。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P20-23

《呼兰河传》校订记

六十多年前，金庸先生读《呼兰河传》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

四十多年后，再读《呼兰河传》，我的感受如金庸先生当年一样，只是不知去何处凭吊离世多年的萧红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淘得一本一九四七年寰星书店出版的《呼兰河传》，与手中的另一个版本对照着读，发现其文字竟有差异。后来找到了《呼兰河传》的初版本和再版本，才知道这两个版本与寰星书店版也稍有不同，于是，萌生校订《呼兰河传》的想法。

二○○九年至二。一一年，受托编校新版《萧红全集》，依全集编委会的要求，找来几个版本对《呼兰河传》进行互校。因全集出版时间的限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版本，未能细加考量。本次校订《呼兰河传》，选了“初版本”、“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六个版本互校，因时间充裕，校订更从容一些。

《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但它的写作并非完全像金庸先生所言系写于香港。从现有的萧红研究资料看，一九三七年底，萧红至少已经完成了《呼兰河传》第一章。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战火催逼下，人们四处逃难。萧红、萧军、胡风、端木蕻良等作家先后来到武汉，二萧经哈尔滨友人于浣非的介绍，入住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一号，《呼兰河传》第一章便是在小金龙巷二十一号创作的。当时，与二萧同住二十一号的诗人蒋锡金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此时萧红“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蒋锡金在另一篇关于《呼兰河传》构思的文字中说，“萧红写这部小说，大约开始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那时在武昌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萧红每天都忙着给我们做饭，有时还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这时，她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就抽空子写。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道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位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但似乎她的第二章还没有写完，就匆匆到临汾去了。”蒋锡金的回忆表明，萧红离开武汉时，《呼兰河传》似乎只写了前两章，后面的五章和“尾声”，应该都是在香港完成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底，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二月，日军攻陷太原，兵分两路向临汾进逼。萧红与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部分作家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撤往运城，但萧军此时提出与萧红分手，他要留下来打游击。萧红到运城后，本打算去延安作短期访问，但到西安后，听说萧军已先期到达延安，便改变了计划。不久，萧军随丁玲、聂绀弩也来到西安，但萧红去意已决。情变后，萧红选择端木蕻良作伴侣，并带着身孕与端木在汉口举行了婚礼。六七月间，日军开始频繁轰炸武汉，端木先期去渝，萧红在打胎和逃难中纠结。九月中旬，萧红终于脱险到达重庆。后因生产，住到江津白沙镇的白朗家，但孩子生下后，随告夭折。情变、逃难、生产、失子、抑郁，一九三八年，萧红无心写作，除了几篇随笔、散文和短篇小说外，再无其他创作。

一九三九年，萧红与端木频繁搬家，从歌乐山搬到黄桷树镇苗圃，后又移住秉庄。此间，萧红咳嗽，头痛，低烧，似有肺结核病先兆。入住歌乐山后，她创作了一组以抗战为背景的短篇，…当年十月前后，萧红赶写了几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散文。因为身体虚弱，大部分回忆鲁迅先生的文字为口述，由复旦大学的学生记录，再经萧红整理而成。其中，《回忆鲁迅先生》在一九四○年七月出版了单行本。此间，萧红开始另一部长篇《马伯乐》的写作，端木给《文艺阵地》写信，透露萧红在创作长篇《马伯乐》的计划，有推荐连载的意向。

萧红停下已经开头的《呼兰河传》，转而创作另一部长篇，这多少让人难以理解。抗战全面爆发后，“抗战高于一切”已成为作家的一种责任，作家既无从容不迫的写作环境，也无发表脱离抗战主题的文学园地。在抗战之初，萧红可能还未意识到战争对她写作《呼兰河传》的制约。随着“文抗”的成立，“文章下乡，作家入伍”的调门很高，萧红虽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但《呼兰河传》对故乡的回望以及启蒙的视野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都显得不合时宜了。茅盾先生后来曾批评萧红在香港创作《呼兰河传》：“是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苦闷的心情投射到《呼兰河传》上，“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萧红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重新调整自己的计划。

一九四。年一月，萧红来到了香港，她先投入《马伯乐》（第一部）的创作，大约在七月底完成了《马伯乐》（第一部），本来她打算接着写一部“革命者”为革命而牺牲恋爱的故事，因为戴望舒要在《星岛日报》上连载《呼兰河传》，她放弃了原来计划，开始续写《呼兰河传》。从八月开始，到十二月二十日，萧红终于完成了这部力作。在香港的和平环境里，暂离了战争的喧嚣，萧红可以从容地想象东北的故土，以自己的文学理想构建一个游离于战争之外的文学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甜蜜和苦涩的故土，一个打通了生命世界的精神家园。《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连载（简称“初刊本”）从一九四。年九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若从一九三七年创作之初算起，萧红完成这部力作，前后达四年之久。

《呼兰河传》初刊五个月后，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单行本（简称“初版本”）。“初版本”与现已残缺的“初刊本”对照，文字略有改动，此系作者所为还是出版社编辑修改，已不得而知。萧红病逝前，将《呼兰河传》的版税赠予骆宾基，以回报他病中对自己的看护。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在香港病逝。骆宾基与端木不久离开香港去桂林。在桂林上海杂志公司，骆宾基没能索回《呼兰河传》的版税，他便自己修订“初版本”，以“桂林松竹社”之名于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桂林河山出版社再版（简称“河山版”）。抗战胜利后，骆宾基开始写作《萧红小传》，该传记开始在上海《文萃》连载，一九四七年三月，重庆中原出版社又出版《萧红小传》的单行本，萧红再次受到读者热切的关注。一九四七年六月，上海寰星书店在“初版本”和“河山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出版了新版《呼兰河传》（简称“寰星版”）。“寰星版”除正文外，还收入了萧红的照片、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和茅盾的《（呼兰河传）序》。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版《呼兰河传》（简称“新文艺版”），该版以现代汉语规范为标准，对“寰星版”重新修订。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又以新的汉语规范为标准，对“新文艺版”进行了新的修订（简称“黑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哈尔滨出版社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时，对收入全集的“黑人版”《呼兰河传》进行了新的校订（简称“哈尔滨版”）。除“初刊本”因残缺的原因，其他六个版本有先后承继的关系，但又各有特点。因“初版本”和“河山版”在抗战时期出版，其印量有限，在“寰星版”出版以后，几乎失去了影响。“新文艺版”面试后，其公营的出版性质、不可质疑的修订标准，使其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版本。“新文艺版”的影响一直延伸到海外，港台出版的《呼兰河传》一直用“新文艺版”作底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萧红热”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扩散开去，“黑人版”也随之炙手可热，在此后十余年时间内，国内流行的《呼兰河传》多以“黑人版”为底本。哈尔滨新版《萧红全集》出版后，很多新版《呼兰河传》又以“哈尔滨版”为底本。目前，国内出版的《呼兰河传》，除个别版本外，大部分受“黑人版”和“哈尔滨版”的影响。

现代文学经典的修订，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又与修订者个人因素相关联。应该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不同的版本也是正常的。但时过境迁，再看某些特定时期的修订，则有很多失误之处。比如，《呼兰河传》“初版本”第五章中的“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文字下，有一段乐谱，“河山版”、“寰星版”修订时“乐谱”都予以保留，但自“新文艺版”之后，该“乐谱”却不见了踪影。“哈尔滨版”不但删除了这段“乐谱”，或将部分段落删去，或将两个段落并作一段。如“初版本”第四章第八节开头文字为：

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祖父说：

“这是说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了。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

“哈尔滨版”修改为：

就这样瞎念，到底不是久计。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讲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

再如，“初版本”第一章中“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跑了出来”，“黑人版”将“跑”修改为“滚”；“寰星版”将“二里路”修改为“两里路”；“哈尔滨版”将“消信”修改为“消息”，“哈尔滨版”将“很古怪”修改为“真古怪”；“初版本”、“河山版”中的“瘦胖合适”，“寰星版”改为“不瘦胖合适”，“新文艺版”、“黑人版”改为“不瘦不胖合适”，“哈尔滨版”改为“不瘦不胖正合适”；“初版本”的“墨枣”，“黑人版”、“哈尔滨版”改为“黑枣”；“初版本”第四章几个小节开头都有“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寰星版”及此后的三个版本，将第三小节开头改为“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种随意增删、修改经典作品的行为，既不尊重原作，也不符合经典作品校勘的一般规范。对这类毫无道理的“修改”，恢复其本来面目是完全应该的。

《呼兰河传》有一类修改是汉语规范的不断变化造成的。在“新文艺版”之前，各版中标点符号并无严格的规范，“的、地、得”的使用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在“新文艺版”之后，特别是“黑人版”和“哈尔滨版”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完全按现行标准规范。部分词语如：“年青”、“靡”、“想像”、“检”、“幽美”等，都被规范为“年轻”、“没”、“想象”、“拣”、“优美”等。在现代文学经典中，诸如此类的修改会失去原作的时代标记，故本次修订，基本按原作原貌予以恢复。

《呼兰河传》中，还涉及很多东北方言和部分象声词，这类方言和象声词在不同的版本中，也不断被修改。如：“秃秃”在“黑人版”中修改为“突突”；“崆崆的”，“河山版”修改为“腔腔的”，“黑人版”修改为“哐哐地”；“亮咚咚”，“河山版”修改为“亮咚咚”，“寰星版”修改为“亮晶晶”；“恻忍”，“寰星版”改为“恻隐”；“乱土豆”，“黑人版”改为“烂土豆”，等等。这类方言、象声词是作品个性化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意修改将使原作的个性语言弱化，甚至失去个性化的表达，因此，此类修改也应该以原作为准，尽可能将萧红原汁原味的文字呈献给读者。

另有一类的修改，属于对原作的误读。如《呼兰河传》第一章中有“北烧锅欠酒二十二巾”，“河山版”及此后版本都将“巾”改为“斤”。其实，萧红此处所用的“巾”，是民间账本中常用的一个“简化”字，用“巾”更有民间的记账特色。《呼兰河传》第二章有一句：“每个从娘家回婆家的姑娘”，“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都修改为“每个从婆家回娘家的姑娘”，联系上下文，修改后的句意与原意完全相反，与整个段落语义相冲突。再如：第一章中一段：

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的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河山版’’将“狂哭”、“一哭”修改为“狂笑”、“一笑”。但联系下文“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的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忍之心来的”，可知‘‘河山版’’将“哭”改为“笑”并无道理。再如：“初版本”的“尾声”一节，有一段文字：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河山版”用推算的方法认为“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是错误的，故将“祖父就八十岁了”改为“祖父就八七十岁了”，“寰星版”又改为“祖父就七八十岁了”，此后的版本便一直沿用“寰星版”的修改。显然，这些修改多是对原文的随意揣测。这些误读而起的修改在所列“初版本”之外的版本中也大量存在，显然，这些修改是要重新订正的。

现代文学经典的校勘，到底该采用什么标准，当下的学界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初版本为准，与初版本不一致的修改都应该恢复原貌。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以作者生前最后一个版本为准，对初版本也不能迷信。对萧红的《呼兰河传》来说，其“初版本”和她生前最后一个版本是同一个版本。但确切地说，《呼兰河传》的“初版本”也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客观对待。如“初版本”中有部分字词的使用前后不一致，如前文为“大毛星”，后文为“大卯星”；前文为“绳甩子”，后文为“蝇甩子”，有的地方用“到底”，有的地方用“倒底”。这些前后不一的表述，是需要统一的。所以，对《呼兰河传》不同版本的不同修改，需认真甄别，对修订正确的部分应该予以保留。如“初版本”第一章中的“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个叫做东二道，一个叫做西二道街”，显然，这里的“东二道”后面缺一个“街”字。“初版本”“尾声”中有“小黄瓜，大矮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黑人版”、“哈尔滨版”将“大矮瓜”修改为“大倭瓜”，这里的改动是有依据的。萧红在《家族以外的人》以及《呼兰河传》“初刊本”中都表述为“倭瓜”，到了“初版本”中才改为“矮瓜”。若考察东北方言，其并无将“倭瓜”称为“矮瓜”的习惯。如沿用“初版本”的“矮瓜”，反而与萧红的初刊本原意相去甚远，且会引起歧义。所以，本次校订以“初刊本”为依据，将“初版本”的“矮瓜”改为“倭瓜”。

综上所述，本次修订，以“初版本”为底本，以“河山版”、“寰星版”、“新文艺版”、“黑人版”、“哈尔滨版”等五个版本进行互校，同时对照“初刊本”文字，对“初版本”中错字、漏字等进行必要的订正，除此之外各版本的不合理修改一律恢复原貌，对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词句、标点，也尽量保留“初版本”文字的特色。同时，对“初版本”之外的几个重要版本，校订的原则是剔除其错误，保留各版本的优点，使本次校订本成为一个真正权威的版本。

章海宁

二○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我画《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连环画从创作算起，至今已二十三年有余。但那份创作的冲动和过程的享受，历历如昨。因为那是一次用心与萧红的对话，用情与萧红的交融。真如“大哭”后的释怀。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而且是一九四六年。这虽与萧红的童年相距二十余载，但旧日的中国，二十年仿佛昨日，似乎区别不大。我是通过《呼兰河传》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而漂泊在外的萧红，从那平淡、琐碎的生活中，以那凄婉的吟唱，思恋童年、回忆故乡。用一篇叙事的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再现出她心中的充满幼年记忆、难以忘却的故土上的亲人、乡亲和故事。流淌着她深深的眷恋，这眷恋中有爱，也有恨。这一切的一切，对于我一个二十岁便离开家在外的人，无不产生共有的情怀。

这所有的一切，让我燃烧着一种必须用画再现一个可视的《呼兰河传》的激情，一吐为快！

在画《呼兰河传》之前，我画过表现抗联战斗生活的《李兆麟将军》，大横幅画面，黄土底色，粗线加皴擦，充分表现出了北方男人的厚重与力量。但面对《呼兰河传》，面对一个女孩平淡、凄婉、细腻的陈述，我必须转换角色与位置。《李兆麟将军》我是用男人的眼光看男人，而《呼兰河传》我要以女孩的眼光看女孩眼中的童年世界。

茅盾先生评价的“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为我提供了一个《呼兰河传》的基调。有人觉得《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那我就画成不像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而那“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正为我提供了另一种表现的可能性——独幅画式的连环画。让我充分展现萧红笔下的民俗、民风、民祭、民生。让每一幅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可读性，这就更增加了连环画的观赏性。

有了这样一个总体思路和原创作诠释的认识，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用什么样具体的语言，什么样手法来创作《呼兰河传》了。淡淡的、凄婉的、平平常常的、细腻的、旧的退了色的……这种感觉一直围绕着我。在一次秋日去呼兰城的路上，河边大片树毛子比汽车还高，淡淡的、密密的细线条，夹着残存的秋叶，在夕阳下轻轻随风摇动，当车经过时，我望着窗外的这般景象，激动地一拍大腿：“这就是《呼兰河传》！”黄土的底色，细细的线条，不太浓烈的色彩，夸张处理的人物（看似简单的人物，其实是在大量的老照片中提炼的），这些总体表现手法圈定了一幅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在每一幅精心处理的画面构成、总体画面大形的把握下，让幅幅优美的、平静的、闻到泥土味的小诗的独立观赏性成为现实。至此，一个宏观的、活生生的《呼兰河传》已在我脑子里形成，我抓住了《呼兰河传》。

叙事诗、风土画、凄婉歌谣，是要通过一幅幅具体的画面来呈现的，在这呈现中，我将萧红和我的心境与忧伤，一并融入画中。

画作的前部分，通过小城、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跳秧歌，展现的是风土画；而春夏秋冬循环的季节和生生死死的人们、夏季生机盎然的后园子和冬季封闭破败的后园子、河边玩耍的孩子、堵满画面的大瓦房……传达的是萧红童年孤独寂寞的心境；枯树下，爷爷为萧红读唐诗和萧红向往河那边的地方，都暗示着萧红将漂泊的一生。

小团圆媳妇死了，飘雪的夜里，呼兰河沉睡了。远处伫立着教堂。谁能拯救这些人的命运！

还有相当多的画面中暗含着这种超乎风土画、叙事诗的表达与处理，这既是萧红，也是绘者的倾诉、感伤与呐喊。

有二伯、冯歪嘴子是小说最后部分描写的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的处理，也是以文字之外的再创作来加深揭示小人物命运的。有二伯孤苦伶仃，常说不想活了，但他还是活着，还是要活。所以在处理他上吊画面时，一个绳套挂在横杆上，他呆呆坐在那，这不是上吊的架势。土井边，只有大黄狗为伴，他扬言跳井却终未实行，我用身后露出绿色象征生命的玉米，来暗示他对生的渴望。

冯歪嘴子的磨房屋里，小窗外露着的是月光下的绿色植物，这是生命力的一种暗示。而最后他抱着没了妈的孩子，仍乐乐呵呵地走着，因为孩子有了牙，这个生命可以活下去了，这是呼兰河人们的生命希望。

绘画创作要有文字没有表达的表达，只是把文字变成图画，这是浅层次创作。我在《呼兰河传》的创作中，十分注重这方面的思考，因为这是画家自己的思索，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理解，或说借题发挥的诉说。有了这些，绘者才有了自己如泣如诉的表达。

《呼兰河传》的创作中，也作了别的探索，如用绘画表达声音：夜晚小团圆媳妇的哭声，用狗在叫表现（静夜，只要有声音，狗就叫）；用几只狗向她叫，表现小团圆媳妇是新来的生人；用堵死画面的瓦房表达萧红童年的与世隔绝；用落雪的村子里人们东西南北地走着，谕示人们无依无靠的生活状态；……。

文字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谈及绘画上的良苦用心，但只有这样的用心，才让《呼兰河传》连环画有了独立的价值。

侯国良

二○一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