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人物百一录》是学者胡文辉的人物随笔，主要写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胡适、东乡平八郎、陈炯明等学者的逸事，以及梅兰芳、林语堂、张爱玲、张之洞、赵秉钧、席慕蓉、李提摩太诸多历史人物的掌故。

作者知识渊博，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人物百一录》是学者胡文辉的人物随笔，主要收录了作者讨论当代人文学者的文章，包括陈寅恪、钱锺书、章太炎、梁启超等大学者的治学历程，百一录，一人一题，号为百一荟萃之意。诸多学林人物掌故逸事，尽萃于《人物百一录》。

序（沈展云）

张之洞与嗜眠症

跋可居室所藏项城袁氏父子书迹

赵秉钧的哀荣

不以胜败论陈炯明

回到李提摩太的时代

近代中国人眼中的明成皇后

东乡平八郎的传说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现代中国

阅历·襟怀·掌故

梅郎少小是歌郎

再说梅郎

也说梅兰芳的“趟浑水”

最后的士大夫

知识分子失落的世界——《梁漱溟晚年口述》读后

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

批判风暴中的刘节

烟云过眼未能忘——《启功口述历史》读后

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

 附录一：与胡文辉先生书（赵越胜）

 附录二：敬答越胜先生

 附录三：再复胡先生函（赵越胜）

王国维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扬

新发现陈寅恪遗物印象记

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

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

胡适就站在那里

也谈《红楼梦考证》与盐谷温

胡适的怕老婆政治学

关于周弃子的讥胡适诗

再谈雷震案中的胡适

钱锺书诗《沉吟》索隐

再谈钱锺书为谁沉吟

钱锺书所谈巴黎风月考

哲人其萎，史笔之绝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读余英时

读《余英时访谈录》二题

“没了，只剩下蛋炒饭”

林语堂的另一面

张爱玲与左派

也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影射

席慕蓉的蒙古视角

后记

关于袁克定堕马前后经过，以后袁克文有较详细回忆，其《辛丙秘苑》记：“彰德虽一时镇平，而土匪四窜，奸宄四伏，多以洹上为的，惟惧卫严，不敢一逞。先公纵云国而忘家，然家有危乱，心亦未必安也。昔于天津曾置一宅，予因以移眷居津为请，先公颇有允意，大兄力阻。……先公遂决令迁津。布置既迄，眷以三次行，予殿后。唯嫡母（按：袁世凯正室于氏，袁克定生母）与大兄（按：袁克定）以产物俱在，弗欲舍之去，仍留洹上。予行之日，大兄送登车，辞色不怡……时二月（按：当谓旧历）初旬，见大兄汗坠如雨，两颊赤紫，怒目直视，予恐其疾，劝之归村，不必俟车之行也。大兄原以骡车来，归乃改乘予之马，予阻之不听，望其款段入村，时车亦北指矣。方至津，彰德已先电至，谓大兄坠马，伤甚，招予归视，先公亦电令归。……后大兄伤虽愈而脑髓经震，神思已乱，其病确缘事屡不遂，愤憾而成。卒因此遭人愚弄，酿成洪宪之祸，呜呼哀已！”《洹上私乘·大兄传》又记：“壬子二月，克文奉慈母（按：袁世凯侧室沈氏，袁克文养母）自洹上北迁，大兄侍先嫡母独留。车发之日，大兄临送，车既行，犹见大兄缓缓策骑归村。不期已入村矣，而马忽前蹶，大兄下坠，伤首昏绝，举室惶骇。绝者三日始苏，手足言语历数载差灵舒，然亦危矣。”由袁克文所记“彰德虽一时镇平，而土匪四窜，奸宄四伏，多以洹上为的，惟惧卫严，不敢一逞”云云，可知袁世凯致袁克定函中所谓“大名窜匪已击散远，彰郡当可无意外”的时事背景，两函中“家眷稍缓完移亦无不可”、“乡间久居多不相宜，本有移津之议，不如速往调理”等语，自指袁氏家族由彰德迁居天津一事；而致弟侄函中的“四嫂”，则当为袁克文所记的“先嫡母”，亦即袁克定生母，她是袁世凯的正室，故排行老四的袁世凯对弟侄辈称她作“四嫂”。

此外，致袁克定函中的“少川”，当即唐绍仪，字少川，为袁世凯的旧部及深交。1912年三月唐氏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此后因总理与总统的权限之争，责任内阁有名无实，遂于六月间不告而辞。致袁克定函当写于阳历三四月（旧历二月）间，由此处“少川约明日可抵津，不似日前之执拗，大局可望不至决裂”之语，正可见袁总统与唐总理之间合作未久即生冲突。

袁克定堕马，在当时袁氏家族固为大事，在近世中国历史亦未为小事，不仅谈资掌故而已。袁世凯致弟侄函有“兄年已逾五旬，当此乱世，只此一子可支门户，讵不爱念”语，最足以说明他对袁克定的期许；而由“京津名医甚多，可延十位八位公同诊酌”语，更可见他对袁克定病情的关切。假使袁克定因为此次坠马而残废甚至殒命，以后洪宪复辟，袁世凯不仅丧失最积极的支持者，更丧失唯一可以寄望的政治继承人，则其家天下之念，或许即因此而止息？张国淦《洪宪遗闻》记徐世昌（他是袁世凯密友）口述有谓：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前，其心腹大将冯国璋曾上门探风，当时袁氏表示：“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袁世凯此语虽属故作掩饰，但也确实透露出部分真实心理；对比上引致弟侄函中“只此一子可支门户”之语，可知除袁克定以外，他确认为其余诸子皆不足为继。故袁克定个人之生死病变，对袁世凯的政治冒险关系极重，实亦攸关民国初年的政局兴废，未可仅以袁氏家事视之。  袁克定影响洪宪复辟有如此者，而洪宪复辟影响近代世局则更为深远。洪宪复辟的直接恶果，是中央政府威权尽丧，天下成诸侯割据、号令不从之势；此后乃有南方革命军武力北犯，苏俄势力随之渗透禹域之内，遂开20世纪党人横暴、洪水{舀天之局。其间接恶果，则为新帝制之妄想刺激旧帝制之残梦，张勋复辟继之而起。而非有张勋复辟在先，则不致有冯玉祥部废除清室逊位旧约、驱逐宣统出紫禁城之举；非有驱逐宣统在先，则宣统或不致有依附日人、出关建立新满洲国之举。是袁氏父子罪责亦大矣！

P15-17

要给文辉的新书写序，却想先说说他2011年出版的《广风月谈》。

“广风月”者，顾名思义，一仍“胡一刀”时代的笔底风月，书中那些谈论饮食男女红袖青衫的篇章，令不少白领女性读得津津有味。敝社有两位女编辑，就大为赞赏胡公的“花月痕”写得文采斐然，说是想不到这位撰写《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学人，作风月之谈，居然如此博雅，又如此生猛。而我以为，这类文字只是文辉阅读和视听之余的闲笔，显示了他才多学富，“多金善贾”，文非一体，居然备善。就如他用旧体诗的形式写“字母诗”一样，他将“器”与“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文辉涉猎甚广，阅读、写作、看影碟、听音乐，我诧异于他竟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和如此充沛的精力，进行大量的阅读，大量的视听，而且还经常在网络上与文友作学术交流，花费不少时间在书店和网上淘书；还开了微博，既关心人类又关心自己，既谈国事又谈风月；在百忙之中，总记得去茶餐厅饮一杯至爱的港式丝袜奶茶；而最重要的，还笔耕不辍，迭有新作发表和出版。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读、写、看、听，大抵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他的时间和兴趣，主要还是倾注于与自己的研究紧密相关的阅读和写作中。长年的蠹鱼生活，繁复的学术考证和思考，难免枯燥，于是挟其曾经编过娱乐版和寓目大量港产影视片的八卦储备，以及博读杂书之所获，偶尔笔底轻狂，不妨活色生香。而文辉是自珍他的青年时代的旧作的，他在后记中说，“这些小文章题目固然八卦，格调不免轻薄，但或多或少还是融入了我的文化观察和思辨”，不仅仅是闲笔而已；又说读书积累日多，学术性的文章还可以不断地写，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已跟时尚的东西越来越疏远，这种年少轻狂的笔调，恐怕再也写不出来了”。那么，《广风月谈》的出版，就视作为已然远去的青葱岁月留下的一抹粉红的印痕罢。

这个意淫的风月派，本质的清教徒，不旋踵复又返回学术的密林中，掇拾自己的已经散落一地的果实。这些丰厚的果实，就是从2012年至今依次出版的四种学术文化随笔集《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书边恩仇录》、《人物百一录》，以及《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

罗韬此前为《洛城论学集》作序，说《陈寅恪诗笺释》是“发覆”之学，《洛城论学集》则是“解蔽”之学，确是的论。《洛城论学集》所论者，基本上是学术专题；所解者，多是思想与学术之蔽。而这部《人物百一录》，则涉及不少重要的现当代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事与史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考证与辨析。

文辉的人物考证，往往善于从小处人手，对于历史上的一些传言、公案重加拂拭，以扎实的材料，合乎情理的排比，去伪存真，由表人里，作出新的解释，令人有焕然一新、豁然冰释的感觉。如《张之洞与嗜眠症》一篇，旁征博引，罗列诸家记载，一一辨析，通过对张之洞“嗜眠症”的合理解释，拨开晚清政局一大公案的迷雾，不仅仅是掌故谈资而已。《跋可居室所藏项城袁氏父子书迹》一篇，从袁克定坠马受重伤说起，到袁克定之影响洪宪复辟，洪宪复辟之影响近代世局，分析一时之事与一时之人，引出对历史大关节的分析，也是鞭辟入里，小包裹内含大判断。又如《不以胜败论陈炯明》一篇更是“解蔽”之作。文辉从史料中发掘历史的真相，去除了意识形态的障蔽，对陈炯明表一种理解之同情，“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人物百一录》中的其他文章，如关于陈寅恪致牟润孙函中的隐语，关于雷震案中的胡适，关于钱锺书诗《沉吟》索隐，关于梅兰芳在抗战期间的“趟浑水”，关于陈寅恪学生刘节教授的危言直行和“硬颈”，关于启功的与世浮沉，关于回忆文本《燃灯者》所涉及的历史真实，等等，亦每有发覆与解蔽，在此特意提示读者留意其中的微言大义。

文辉一直究心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个案。文辉对寒柳堂诗所作的笺释，固然是“发皇义宁心曲”，可看作是一部“陈寅恪别传”；而其中牵涉的众多弃旧迎新的知识分子在新朝的各种形象和遭际，亦可视之为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改造史。《陈寅恪诗笺释》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就如文辉在该书后记中揭橥的：“它既是陈氏本人的‘心史’，也可视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史’。”而同样引起广泛关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则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呈现出当代知识分子“或趋时党附，或曲学阿世，或守节不失”的众生相，如罗韬所言，“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痛录”。文辉不拘于学院式的所谓“规范”，他对学人的研究固然当行出色，一部《现代学林点将录》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学术史，但他更着意于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处，他“对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史有相当的投入感，对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学人群体，也有特殊的关注”（《现代学林点将录》后记）。这种学术自觉在文辉的各种著述中是一以贯之的。

文辉的学术随笔和研究著作，从2000年出版的《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到近年的《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二书，以及上述的几种学术文化随笔，都可见其广博的视野、敏锐的识力与深厚的功力。在此略谈一下他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

文辉是“史料派”，其读书写作，有着敏感的问题意识，平时更是特别留意与研究相关的资料。一方面，他对有用资料的搜集和积累，细大不捐，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者是也；他的专题著作，如《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所引证的史料之丰富，虽不可能竭泽而渔，亦可谓深挖广积。但另一方面，他对史料的采用，又并非照单全收，乃视乎其“有用”与否；这“有用”不是实用主义，而是谨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的学术态度，以及基于史料掌握之上的学术自信。

文辉长期治学，养成一种学术习惯，在文章发表或著作出版之后，若又发现了新的材料，觉得有必要在此前论述的基础上再作申论，则做笔记以俟补充。最典型的就是《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此一版本对初版进行了大量增补，一千多页的校样上，写满了新增的内容，少则数十字多则数百千字，全书合计增加了六七万字；所增益者，都是初版后又发现的相关材料和对陈诗笺释的必要补正；并博采诸家之说，“敬著主名，不忘有自”。而《拟管锥编》、《洛城论学集》、《书边恩仇录》和《人物百一录》，因为都是单篇文章的结集，则采取了与《陈寅恪诗笺释》迥然不同的“增补”方法。他基本上不对收进集子的文章作修改，以存发表时的原貌；而是在结集成书时，以“补记”的形式，作进一步的论述，或用新材料充实原文。我留意到，这四种学术文化随笔集，其中相当部分文章都有“补记”，可见他读书之广博和做学问的细密与留心，每有会意，辄书诸笔端。很少见今人的学术文化随笔有如此多的“补记”，而文辉的这种著述特色，又可谓其来有自，是与前辈学人严谨为学之态度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钱锺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屡作补订，所谓“补苴附丽，虽只比鸿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欲惬心以求当，遂费词而无惜”（钱锺书《管锥编增订序》）。于此可见其人为学之品格。

写学术随笔，要具备丰富的学术识见和深厚的文字功力。文辉是推崇晚清至民国以及港台的文史学术笔记的，像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高伯雨的《听雨楼随笔》一类。学术随笔作为一种传统文体，非读书广博者不能为也。我以为，文辉是传承着近代学术随笔的绪余的。余光中曾说，他是用两只手同时写作，左手写诗和散文，右手写评论。文辉也是一个文体多面手，他右手写《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等著作，左手写《广风月谈》、《拟管锥篇》、《书边恩仇录》等随笔；而且新旧体诗皆能，新诗固然不俗，旧体诗更在侪辈中公认甚佳。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犹记得十多年前，文辉的学术论文集《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出版，他送书给我们几个朋友并请吃饭。席间接捧大著，罗韬笑着说：我大概只能看懂三分之一吧。罗公乃是文辉眼中之通人，以其旧学根底之醇厚，尚有未谙胡学之渊深者，则我辈当“收声”矣。

从个人的阅读兴趣上，我更喜欢《洛城论学集》、《人物百一录》等书中所涉及的学术事件、人物议题和那些饶有意思的学术小品；如同我一直在读《陈寅恪诗笺释》和《现代学林点将录》一样，文辉的学术著作给予我很大的收益，拓宽了我的阅读视野，我甚至循着他所论述的学人和议题，去买一些相关的书籍，试图弥补自己识见之浅陋。

蒙文辉不弃，命我为他的《人物百一录》写序。他说百一者，大抵指近代以来的人物实在太多，不过百中谈一，一脔知味而已。书中所评骘的，都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著名人物，或是与中国有着重要关联的外国人。《洛城论学集》说事，《人物百一录》论人，文辉这几年所写的重要的学术考论性文章，基本上都收进这两本文集了。要谈论文辉之学，非不才所能，友情客串，东拉西扯，说说自己读其书的一些感受罢了。

2013年是文辉的收获之年，最可喜的是双胞胎儿子出世，又有新著接连出版，踵事增华，好事成双，借此小序以为祝贺云。

还是先解释一下书名。

收进这个集子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近百年来的人物，但有政界的，有艺苑的，有学林的，有文坛的，而且中外皆备，甚为驳杂，仍跟《洛城论学集》的论题一样不易概括。踌躇再三，偶检清人盘点海鲜的《海错百一录》，始定此名。

以“百一”为名之作，不仅有《海错百一录》。清人编的《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原来分别名为《宋诗百一钞》、《元诗百一钞》；近人钱南扬有《宋元南戏百一录》，姜书阁有《文史说林百一集》。我袭此名，是考虑到近世人物可谈者数不胜数，取弱水三千、但饮一瓢之意。

对人物的“考掘”，是史学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史学久远的传统。中外的古典史学多以人物为本位，《希腊罗马名人传》自不必说，《史记》最有光彩的地方也在列传；降及近世，传记文学长期是西洋知识界的焦点所在，而以人物轶事为主线的掌故之学在中国也蔚为大观。可是，时移世易，人物研究毕竟不再是史学的重心和主流了，如今早就不是包斯威尔、卡莱尔、斯特拉奇的时代，也不是徐一士、凌霄兄弟的时代，甚至不是高伯雨、吴相湘、苏同炳的时代了。

而我本来的学术目标，也重在“大历史”方面，只是随顺于书缘学缘人缘世缘，不知不觉间，居然写了这么多的人物——— 这么多的“小历史”。如果算上《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简直算得上人物研究的专门家了。

总的说来，这些文字体裁不一，有书评，也有考证，有偏于掌故性的，也有偏于史论性的。其具体的内容，或在材料方面，或在视角方面，或在见解方面，自信总有一些独得之处。比之收入《论学集》里的诸文，学术意义不及，而阅读趣味则有过之。

人物索隐，最有趣味，但也最易出错。因为时过境迁，书阙有间，我们对当年人物信息的掌握，已不可能周全，最重要的证言，可能仍沉埋于文献的地层间，甚至已湮灭于时代的劫灰中，而残存下来片断的文本证据，却容易误导我们。收入集中的论钱锺书诗、论《续结婚十年》诸篇，还有收入《论学集》的毛姆一篇，就有可商之处。不过，只要有材料，有论证，则探讨本身即不失其价值，结论远不是一切。故以上诸文，亦一仍其旧。

我平日作文，一般都出于己意，不习惯稿约，但这些文章中也有一二近乎命题作文的。如《中大人物所见的大学精神》是为纪念中山大学建校八十年而作，《哲人其萎，史学之绝》是为悼念唐德刚先生而作，两篇皆应当时主持《南方都市报》副刊的王来雨之约——— 当年的《学林点将录》，也是来雨提议的。在我的朋友中，罗韬最善于作序跋，来雨则可谓最善于约稿了。

文章都在报刊上发表过，以《南方都市报》最多，其次是《万象》、《南方周末》、《东方早报》等，这要感谢刘炜茗、雷剑峤、陆灏、王瑞智、刘小磊诸位。其中有些文章署名“顾思齐”，原因之一，是当时由我太太负责编辑。

因为写了《作为回忆文本的<燃灯者>》，跟赵越胜先生不打不相识，承他允许，将他的两篇回应作为附录，很感谢他的风度。

前一阵检读王稼句先生寄赠的《书生风味》，他在自序里说，从不愿请别人写序，因为别人“会善意地说些好话来表扬你……有时甚至让你消受不起”，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还是不避求表扬之嫌，请展云为此书作序了。一者他于我知悉底细，自能搔着痒处，一者他于近代人物掌故也感兴味。至于难免有“戏台里喝彩”的话，想来能读此书者，自能辩之。

感谢“六合丛书”的诸位主事者，继《洛城论学集》之后，再次接受了这本文集。在“六合”的第一辑，我的《论学集》曾跟张晖的《无声无光集》比邻，在此第二辑，这本《百一录》又跟他的《朝歌集》联袂，可算我们之间的因缘。只是琴在人亡，既觉可幸，又觉可哀。人世多飘忽，这样的况味，说来也是免不了的吧。

2013年夏写于奶瓶与屎布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