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的地域内，经济活动的相互交往，逐步增加了语言的相互沟通、互相交流。沟通交流的双方相互吸收对方的方言与词汇，逐渐融合，又会形成一种新的共同语言。部落联盟的组织及主体的部落宗教信仰、礼仪形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长期影响，会逐步形成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心理素质方面的共同体，这种地域、语言、经济和心理素质方面稳定的共同体就是最初的民族。
民族在原始社会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原始社会末期而形成，这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酒泉早期民族的形成，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民族也随着时间的历程而变化。由于战争、迁移、自然灾害、民族通婚、杂居及文化融合等原因，一些古老的民族逐渐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和发展起来。那种由于民族之间各种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民族，其过程与由部落而发展起来的民族过程不同。它是在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上，由原来的古老民族经过同化、分化与重新融合而形成的，这是民族形成的另一过程。
二、酒泉的早期民族
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学者布林，在酒泉市肃北县塔崩布拉克发现约1500万年前的“甘肃古猿”化石，证明酒泉曾经是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区之一。经过古猿人、直立人、智人的漫长岁月演化，到距今约l万年前，酒泉人类逐渐进人旧石器时代。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新石器时代。最初，人们以打击方式制造石器工具，过着以采集和狩猎谋生的原始生活。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人们结合成一种稳定的集体，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氏族又逐步发展成部落。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产生，破坏了部落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使部落聚合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民族逐步形成。
人类自从走出原始社会以后，受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两类民族：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占据着一些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从事着农业生产；而游牧民族则活动在广大的地势高寒草原区，进行放牧和狩猎。历史上，这两大种族之间劫掠与被劫掠的争斗一直不断，彼此消长。酒泉最早的民族——羌族，可能就属于游牧民族的一种。． 夏、商、西周时期，生活在酒泉的主要是羌、戎两种民族。羌人是以畜牧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游牧部落人群，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从事简单的农业种植。戎人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农耕部落人群，兼营发达的饲养业，也进行狩猎活动。
酒泉羌戎人努力继承古羌人的文化，创造出了驰各中外的火烧沟文化，为丰富和发展“西羌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火烧沟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该遗址位于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距玉门市区20公里。火烧沟遗址以墓葬为主，墓葬的形式大多是竖井带台的侧穴墓，墓坑大多都是东西方向，呈长方形，并且尸骨都是头东脚西，这体现了少数民族的一种葬俗。给死者佩戴金银首饰并将其作为死者的陪葬品，是火烧沟遗址的一大特点。在许多墓坑中，死者不论男女，大多佩带金耳环。有一部分墓葬，无论男女，都在头部有一枚骨针，似为古人的椎发工具。鼻饮环，发椎结，耳垂金银铜宝，显然是一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联系我国古代典籍中夏商之时甘、青大部分地区都是羌族活动场所的记载，可以肯定，在中原地区的夏代末期，在西北地区的火烧沟生活的，是古代羌戎民族先民的一支。P8-9
《酒泉民族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全面记述了酒泉有史以来酒泉各民族发展的历程，论述了各个时期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的演变。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酒泉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市长康军先生为本书撰写了前言；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尹伟先教授审阅、修改了全书；酒泉市史志办公室刘生平、庄飞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支持《酒泉民族史》编纂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历史资料缺乏，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10月
酒泉，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迁徙、征战、交流的大舞台，也是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荟萃的地区。历史上多种民族在这里交错杂居、和战相继，谱写了一部绚丽多彩的民族史。
先秦时期，羌、乌孙、月氏、匈奴等古代民族曾在酒泉繁衍、生息。秦朝初年，月氏逐走鸟孙，独占河西走廊。公元前203年左右，匈奴战败月氏，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人。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霍去病收复河西地区，设四郡，据两关，将中原数十万汉族移民到酒泉，掀起了酒泉第一次开发高潮，汉民族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大批中原人士迁居酒泉，拉开了酒泉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序幕。
唐代包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流，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实行民族同化政策，酒泉历史经历了一个“吐蕃化”的过程，西藏文化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
宋夏蒙元时期，回鹘族、党项族、蒙古族政权先后统治酒泉，留下了大量的回鹘文化、西夏文化和蒙元文化痕迹，呈现出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发展。
明代中原王朝与蒙古政权长期对峙，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发生激烈交锋；清朝大力调整民族政策，通过一系列的诸如军事、宗教、政治等手段，对河西地区的蒙古、满、汉、回等民族进行卓有成效的管辖，酒泉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民国时期，在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影响下，大中华民族一元论成为社会主流，民族主义精神空前高涨，民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各族人民融合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至2010年，酒泉市有40个民族，人口109．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39个，人口6．2万人，占全市人口的5．66％。酒泉人口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民族有：回族17715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28．58％；东乡族22023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35．50％；蒙古族6216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0．02％；哈萨克族3304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5．33％，裕固族2960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4．77％；藏族7622，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2．29％。
酒泉的民族发展，概括起来讲，有三个特征。
一是民族的多样性。酒泉地区民族众多，目前有40个民族。这样多的民族长期生存在同一地区，体现了各民族极强的包容性。实际上，酒泉历史就是多民族共存，多民族交替主导发展的历史。形态多元、体系繁杂、宗教色彩浓厚是酒泉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古代先后受羌、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氐、柔然、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族等民族统治，虽然有些民族统治时间长，有些民族统治时间短，但都对酒泉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二是文化的边缘性。酒泉地处中原汉文化圈与青藏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圈的边缘、交汇地带，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酒泉民族文化中，至少有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大板块，这在国内其他地区是很少见到的。酒泉地理位置独特，军事战略意义重大，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西域民族争夺的焦点，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舞台。
三是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在酒泉大地上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酒泉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多民族的迁徙和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各文化圈边缘部分的交叉，反映了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它不仅形态多样，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就其文化特性来说，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吸纳性。
《酒泉民族史》是酒泉历史文化丛书之一，也是酒泉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民族发展的著述。全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以文献著述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全面反映了酒泉各民族的发展历程。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我们加强民族团结、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加快建设酒泉文化经济强市起到积极作用。
在此，我对编著《酒泉民族史》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康军
2012年10月于酒泉
《酒泉民族史》(作者孙占鳌、张宏伟)记述范围以现酒泉市行政区划为准。《酒泉民族史》中的“全市”指酒泉市所辖的肃州区、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全区”指2002年9月撤地设市前酒泉地区所辖的酒泉市(县级市，2002年改为肃州区)、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安西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西县2006年8月更名为瓜州县。
《酒泉民族史》(作者孙占鳌、张宏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将汉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以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为印证，对各时期现酒泉区域内所有民族的历史渊源、人口分布、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进行综述，论证了各个时期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的变化，以及各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融合发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