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巴金、萧乾、潘际垌、王仰晨、贾植芳、吴冠中、范用、黄裳、缪景湖、史铁生、鲁迅、萧军……随笔集《文人》将通过“文人印象”、“文人剪影”两编，带领我们去追忆作者周立民对上述这些文人的印象，并勾勒出他们的剪影。读完本书后，他们会给人以“远去的身影”的感觉。

《文人》的主要内容是写不同个性和命运的文人，透过他们的文字和言行，发掘当代人可以汲取的力量。全书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文人印象”，大部分写作对象都是与作者周立民有过交往的文人，期望通过个人印象、文献资料和历史的关照等多方面，对写作对象予以概括和描述。下编是“文人剪影”，通过一鳞一爪的史料，来凸显文人的个性、情趣。全书约13万字，配相关历史图片若干张。

序

上编 文人印象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一百一十周年祭

 激流涌人大海——送巴金先生远行

 永远的笑容——怀萧乾先生

 附：与萧乾谈报纸文学副刊及其他

 远去的身影——怀念潘际垌先生

 附：《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潘际垌)

 只知低头拉车的人——怀念王仰晨先生

 我们不能让生活失色——追忆贾植芳先生

 风筝不断线——怀吴冠中先生

 为书籍的快乐时光——追念范用先生

 琐忆——怀黄裳先生

 附：俯拾即是，著手成春——黄裳和他的“来燕榭体”

 四舍的岁月之香——兼怀缪景湖老人

 地坛与合欢树的记忆——送别史铁生

下编 文人剪影

 这个鲁迅不太冷

 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

 萧军的脾气

 天哪！“大师”谈何容易？

 文人的游戏

 风雪人间说过年

 革命化的春节

 开水都浇不死的草

 老派

 老派（续一）

 傻姑爷与真学者

 两件小事

 该坚持的，还是坚持

 文人的老婆

 文人行踪

烽火中的“身体写作”

在先生门外

沈从文的大连印象

茅盾在大连

赵树理和大连会议

寻访巴金旧踪

走进巴金的家

后记

在先生去世的三个月前，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在上海东郊的一所房子里捧读那套淡蓝色封面的书——《巴金译文全集》，当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淡蓝色的日子和许多往事。这套书是从大连带到上海的，它一直是我珍爱的读物，这不仅仅是因为巴金风格独特的译文，还因为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各语种的文学作品、社会论著尽在其中。从赫尔岑、屠格涅夫、克鲁泡特金到迦尔洵，从斯托姆、廖·亢夫、王尔德到尤利·巴基、秋田雨雀，这里面有好多作家已经不大为人提起了，有好多作品已经不“时髦”了，但它们都饱含着生命的激情、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都是控诉黑暗、呼唤光明的人类“真声”。或许今天的人更喜欢情调、心情、雅致，而不喜欢这种呐喊和呼唤了，人们不想再去承担什么，除了消耗生命、娱乐自己之外。可是巴金和他的先辈们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把个人的生命发展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安乐同万人的安乐联系在一起，直到九十多岁的高龄在编辑这套译文全集的时候，巴金还在强调年轻时候曾经打动过他的这些信念。或许今天更应当低调一点，但我却欣赏这种高调，哪怕它最终通向了一个乌托邦。生命中正是有了这一点崇高的向往，才会从那散发着猪栏味的世俗中挣脱出来，才会在烦闷、无聊的日子里有了滋味、有了信心。在浩淼的宇宙中，我们每个人实在太渺小了，但这种崇高感会让芸芸众生中渺小的我们有了一种活出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不是无所谓的东西，而是我认为每个人活着总需要一个理由，需要这种感觉，哪怕它终究无法替代琐碎的生活本身。买这套书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春末吧。那时我刚进一个机关工作不久，需要到培训中心进行一周的封闭训练，期间不准外出。终于，终于啊，一周的禁闭结束了，人们疯狂地冲出那个小院，顿作鸟兽散。我是去了火车站前的胜利百货，当时它好像刚开业不久，一家家店铺曲里拐弯地排在那里，每次进去都像走迷宫。听说这里新开了一家书店，左打听右打听总算找到了。进得店堂，我就发现了这套期待已久的《巴金译文全集》。淡蓝色的封面，十本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书脊上是巴金先生烫金的手书。本来还想托外地的朋友代买这套书，没想到它突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从天上掉下的礼物。三百二十元，不算便宜，而且记忆中，我当时工资挣得非常少，但不知那天口袋里怎么会带足了钱，难道就是为了这套书准备的？本来，那天还预备了很多节目，但买了这样的一套书，就草草收场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七年多了，这七年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想不到转来转去，我居然来到了巴金先生生活的这座城市，时常也会从武康路走过，也曾在他的有些昏暗的客厅中小坐过。有时候我感觉到这间房子非常空阔，恍惚中仿佛可以见到他突然会从那楼梯上笑呵呵地走下来，也会觉得能够听到萧珊爽快的笑声——但蓦地，我意识到这都是文字渗入到一个人内心中所建立起的幻影……

我们的车子穿行在迷茫的都市中，往昔的场景在我的眼前纷乱交错，我的心更乱，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我突然感到夜的寒冷，内心的孤单。我知道：“巴金”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早已成为一种象征，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跋涉历程，体现着为光明和自由呼号的无数热血青年的不懈追求，体现着迷失自我后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和痛定思痛后复苏的良知，体现着为维护表达自我的权利、捍卫做人的尊严的良苦用心。但在我，他更是一位可亲的长辈。我从来没有给他送过花，也从来没有想去打扰他，但这一次，却一定要和热爱他的千千万万读者送他远行，不为别个，单单为了他是在我人生成长中曾经带给我最大的精神恩惠的人，为了告别中国文学的一个时代一一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这是他的几代读者的心声，大家的心声汇聚在一起，是那句满含深情的话：巴老，一路走好。

P34－37

郜元宝教授曾写过一篇《消失的文人》（《文汇报》二○一一年一月十三日笔会版），文中认为：“古之文人早已绝迹，现代文人也基本消失，或正在消失。”“文人的消失，主要是文人的自我的消失。”文人消失与否，或容讨论，但“文人的自我”之失落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文人的消失，在于信与爱的消失、情与趣的失踪。于是，我们所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缺乏修辞立其诚的伪文人。当代作家和学者，似乎越来越职业化——不要误会，我不是主张任何人都去做公共知识分子，我是说这种心态，他们就是学术职业经理人，三十年前研究文学，二十年前研究哲学，十年前研究电影，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甚至让人看不到这是一个人所为。他们的“职业”在于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冷漠关系，这是它的饭碗、专业，就不是他们心之所信、所爱之物，没有信与爱，就不会有献身学术的热情、追求真理的勇气。许多人仿佛在扮演着文人、学者这样的角色，内心是—个面目，生活中是一个面目，在媒体上又是一个面目……“学”样文章已经被他们作得炉火纯青。

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有些人扮演这些角色久了，竟然非常入戏，举手投足作态十足，自己还浑然不觉，甚至把自己当作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没有迷惘、没有哀哭，也没有真诚，一切完成于技术和“学理”，最平常的人情物理皆被扭曲，眼中无“人”也无“我”。

或许正是见不得这样的人，我才怀念另外一种人。本书所写的这些文人，无论是追忆对其印象，还是勾勒其剪影，或许都给人以“远去的身影”的感觉。但这些人，那些事，毕竟存在过，即便早已成为传说四处流传，我相信它们也是美丽的，讲述它们的时候，我内心也风清月白。

周立民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文人”这两个字，虽然也曾与“文人相轻”、“文人无行”联系在一起，但提起它，我还是会想到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这些人。想到他们，首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不是校长、院长、博导、院士、长江学者、学科带头人，而是他们的才情、趣味、潇洒，是他们的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胸怀，甚至是他们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倒霉相。此时，我会觉得他们有趣、可爱，不伪装。“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些年很流行，但总给我金刚怒目的感觉，而“文人”似乎更可亲近，更见性格，最可贵的是不管官多大、学问多高、影响多么广，这个称呼中有个“人”字，或者说“文人”的臭毛病也一筐一篓的，但只要他是“真”人，有人气儿，有人性，有人情，那就有三分可爱。怕就怕在丢了这个“人”字，或者非要给这个“人”字加冕，要当“圣人”。举手投足、装腔作势，一切都为不朽打草稿，为爬上圣人宝座背后不择手段、不讲仁义，有利自己的事情一往无前，事关公义的事情冷漠旁观，或只热心借公义为自己捞上位的优势……这样就糟糕了。

由此，我明白了鲁迅当年为何对“正人君子”深恶痛绝，表面上看那些人不都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有学问有风度的人吗？由此，我想到，有人说鲁迅晚年扶植青年作家，是在为自己培植文坛的新势力。我不知道文坛和人性究竟有多么复杂，但常常宁愿从简单处理解，我理解他们的交往更多是出于自然之情和文人的气味相投，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拉帮结伙。最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当年生活书店想把没有名气的小青年黄源踢走，鲁迅闻知后毅然撕毁已经签好的《译文》出版合同，并当众宣布：书店如若想出版《译文》，必须要得到黄源的签字。从鲁迅为《译文》出版所倾注的心血，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杂志对于他的重要，然而为了一个小青年，他竟然不惜得罪书店和老朋友郑振铎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试问这样的事情，今天哪一个“大佬”能够做得出来？没有黄源，《译文》仍然可以出版。甚至，鲁迅也可以安慰一下黄源，为他再找个差事，顾全大局嘛，想黄源也不会多说什么。然而，这不是鲁迅，鲁迅不仅自己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而且也不能为了自己抛弃一个青年。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得到鲁迅照拂的青年作家都是终生对他抱有神圣的敬意，明白为什么鲁迅逝世那天，萧军闯到灵前把头磕得直响。权势和金钱有升有贬，然而真挚的情感却会穿越时间、寿于金石。

鲁迅是个不好交往的“老头子”，初见鲁迅，黄源也是战战兢兢，毕竟是大作家啊。然而，一番言谈，他的印象是：“好像在故乡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眼看我长大起来的我父亲的老友……”没有导师状，没有领袖相，就是一个真实的小老头儿。哪怕说他“尖酸刻薄”，那也是做人的“真”。试想，一个文人如果什么都天气哈哈，与滑头的官僚又有什么两样？当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的答复竟然是这样：“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真是不给面子啊。可是鲁迅也并非没给人开过书目，而且开的都是他曾经不主张青年读的“中国书”，那是一九三。年，他为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开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居然有十二种之多。这是怎么回事，这人耍两面派吗？我倒认为这是可爱的人情。那是老朋友的儿子，不能板着面孔说什么“从来没有留心过……”为人处世，有超绝的标准，也有正常的人情物理，标准之外有例外，这个“例外”开给谁，那就是感情的轻与重的问题。同样，在鲁迅的遗嘱中，他叮嘱家人的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紧跟后面是“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这是杀熟吗？不是的，同样，例外中有感情有亲疏。一个人面对着老朋友，还要像面对电视镜头接受采访一样正襟危坐、哼哼哈哈，那可彻底完蛋了。

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也从来没有三头六臂过。要讲他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他比别人多三分真，三分情，三分品味人生的趣味和美感。

尽管，他们从不完美，也未必都能尊享“伟大”。

二○一四年一月二日于上海武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