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老板呀。那他原来干啥哩?”
人家说：
“千啥呀，原来是在九都蹬那三轮车子帮人送货哩。”
送货竟送出个车队来，蹬三轮车竟蹬成一个老板儿。人家没说自家孩娃原是在九都城里做过贼，偷车子几次被送回过柏树乡，人家说孩娃吃苦呢，原是城里的三轮车夫哩。虽然这车夫和老板儿那天壤的别处让人有着疑，可毕竟红亮亮穿了绸衣的楼房却是货真真的摆在面前了，容不得你有半点怀疑那楼房是假的，是柴草搭的架，是红烧糊-的面。景况就是这样儿，三年间椿树村已经不是原来的村落了，其中的奥妙儿深刻呢，也又浅又显呢；复杂哩，也简简单单哩。仔细问，你几天几夜问不出个圆全来，简单去说也就那么几句话。可你是来椿树村里掏取真经哟，哪能简简单单几句就了哦，于是着，又要问啥儿．柳乡长却在最前急呼呼招着大家了，说怏一点，快一点，到了槐花家里了，到了槐花家里了。
槐花家就闪亮亮地出现在人们跟前了。
就像一座新式儿的庙院出现在了村落正中央，一亩地，坐西向东竖着一栋三层的楼，楼房的砖都是半青半灰的仿古色，窗子都是如木雕一样的钢花儿，钢花中还不时地镶着一些红铜和黄铜，像花叶里边的花蕊样。院墙呢，因为有铁艺，就成了城里公园的围墙了，墙下又都种了花，种了草，虽然是冬季，可那本就长不高的地龙柏和卧塔松。还有本就四季碧翠的冬青树、越冬草，就在那黄苍苍的冬日里缀下了许多蓝绿色。院落里，院落的地上好人家才用水泥和烧砖铺了的，可槐花家的院落地却用了深红的方瓷砖，那瓷砖光亮把脚，说不光是从外国用船运回的，说途道上那砖还转乘过飞机呢。全乡的村干部们拥进槐花家里就都杲住了，在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下，满是了一张张愕愕着的脸，愕了半晌儿，竟都没有一人能够说出话儿来，只有一声又一声地“哎哟”“哎呀”“天呀”的被嗓子压住的惊叹儿，像这季节的落下的枯叶样飘儿飘儿从半空旋下来。有人弯腰去那地上爱惜惜地摸着砖，一脸正经地说：“老天呀，比我家媳妇的脸摸着还光哩。”有人去摸着楼门和楼窗，说：“天老爷，这门窗和金銮殿的门窗样，一套得花多少钱?”有人早就进了那楼里，在一楼看了看，上二楼、三楼转了转，出来一屁股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感叹说：“他娘的，你们快上去看看吧，人家一个姑娘能让日子过到天堂上，咱一个大老爷儿们却让日子在地狱里边打转转。”
就有人盯着他一张感叹的脸，问：“楼上漂亮吗?”
说：“上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说：“你看了就先说说嘛。”
说：“去看吧，去看了你就知道了。”
就又有一拨儿村干部拥到楼上去看了，看一会出来都是那么一句话：“比比人家，我们还不如撞墙死了呢。还不如撞墙死了呢。”再有一大拨儿拥到楼上去，看了出来不说去撞墙死了的话，却连连跺着脚，说：“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后边却是没有话儿了。还有一大拨儿拥上去，出来不跺脚儿不说话，径直挤过人群子，穿过青砖和铁艺的大院落，到村街上蹲在地上抽着纸烟，勾着头，像有一样东西压在他们的头顶上，把他们的脸色压得憋成铁青了。有人看他们的脸色成了重青色，便追在他们的屁股后面问，你们几个都是老村长，看了就说说感受嘛，说说感受嘛，说说感受怕啥呀。
被逼得急了呢，就有一个老村长从嗓眼里挤出了一句话：“没啥说，我六十二岁了，让我认槐花做干娘我都愿意哩；让我们全村男的都做她干儿子，女的都做她干闺女，我这村长都保准答应哩。”
P10-11
这本集子所收入的，是一些描写农村进城打工者生活的小说。
就当代中国而言，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当代农民获得解放程度的标志，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一切是不可能的。那时的农民被牢牢捆绑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也没有择业的自由，如果哪个农民私自外出居留，就是“盲流”，要被收容遣返；如果哪个农民胆敢私自出卖自己的劳动，就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惩处；甚至遇到大饥荒，也不准外出逃荒、讨饭。从电影《焦裕禄》、著名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以及大量回忆材料和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专著，都可以看到大饥荒到来时干部在车站、路口堵截逃荒人群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那可怜的农民父老兄弟，今天终于可以进城自寻活路，是这个社会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呵!
这种进步之可喜可贺，也许西方人难以理解，但中国读者是应该理解的。
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当下中国的各种媒体常常报道“三农问题”。关于问题的成因，虽然有的理论家可以解释得滴水不漏，一路走来都是辉煌，它所遗留的一切也就必然有了所谓历史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三农问题”，是某种强制留给农村和农民的后果。事实很清楚，人为因素在中国的城乡二元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中国人遇到了一场运动，如今那场运动虽然已经停止，其标志性成果“人民公社”也已被取消，但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不得不让农民继续背负，也让一代又一代有志改革的领导人颇为头疼。
仔细想来，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大军——无产阶级，其中大部分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村进城打工者。他们与当代打工者的不同在于：当年的他们既可以当农民，也可以当工人或商人，既可以选择住在城市做城市人，也可以选择回到乡村做乡下人。那些在城市住下来的。就成了工人阶级或别的什么阶级，成了市民；那些选择回乡的，就成了贫下中农或地主富农，仍然是农民。20世纪50年代之后，情况变了，人们的职业和阶级身份都被固化，国家以各种方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他们失掉了择业的自由，也失掉了迁徙的自由。由此开始，城乡、工农之间被画上了一条鸿沟。城市人被送到乡下，意味着一种惩罚；农村人能够进城工作，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而这一切，都不是人们能够自主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给农民松绑，不再要求“以粮为纲”，而允许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农民却仍然不能随意留在城里，当时倡导的出路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打工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潮流。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再次发动并加速，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先发展的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政府则从承认到鼓励，政策一步步放宽，铺平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之路。由于半个多世纪造成的差别，务工远比务农报酬丰厚，城市远比农村生活优越，当捆绑的绳索松开，谁不向往美好生活?所以，成群的农村劳动力放下锄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怀抱梦想拥入城市，企望淘得一桶金，给父母治病，供子女上学，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二十多年来，这支队伍不断壮大，时至今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63亿人，外出农民工约1．63亿人。(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他们已经是今日中国城市生活和建设的重要支撑者。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异常迅速，配合着房价的持续上升，一座座高楼在拔地而起，比雨后春笋还要繁茂，尽管建起来的房子未必有人居住，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鬼城”，但它显示着发展和繁荣，支撑着持续增长的GDP，如果农村劳动力同时撤出，那轰轰烈烈的建筑工地将成为什么情景?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很繁华，市民生活也相对比较舒适，但众所周知，每到春节期间，北京等地的保姆和勤杂工的工资都会大幅度增长，使得一些但在去县里的路上，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去汇报，先回去给槐花立碑。他说： “我作为柏树乡的一乡之长，没别的报答槐花姑娘哩，我只能给槐花姑娘竖这么一块碑。”那碑上刻的是“学习槐花好榜样”!这个乡长，让人恨也恨不起来，让人爱也爱不起来，却让人感动。作家似乎不动声色，却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内心，他的无奈，止不住要为他流泪。中国乡间真有这样的干部，不择手段，什么都要管，要改变农民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所谓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于强制，至于逼良为娼，似乎是不需要考虑的。阎连科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苦笑。
白连春的《抢劫》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他打了整整一年工，一分钱工钱也没有拿到，无法生存，开始计划抢劫。最初，他想抢劫的是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但老板来去坐车，一个司机，两个保镖，一般人近不了身。那么抢谁呢?想了几天，发现老人好抢。说来也巧，他想抢劫，就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老人，在大年夜把他带回了家里。老人孤身一人在家，却对他毫无戒备，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关怀备至。准备抢劫的青年面对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尤其是在抽屉里发现钱之后，那种把钱揣到怀里又放回抽屉，放回抽屉又揣回怀里，反反复复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青年内心深处善与恶的较量。小说就在这种较量中结束，没有写出结果。这更真实，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答案的确仍属未知，要做出选择，还需要时间。
在尤凤伟的《替妹妹柳枝报仇》中，柳条咬牙切齿要找到欺负他妹妹的恶棍，为她报仇，因为妹妹进城打工，却成了老板的婚外女人。在居留城市寻找报仇机会的日子里，因为送水，他发现有一个男人同时生活在两个家庭，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做着丈夫。他要主持公道，先是找了年长的女人，女人说一切她都知道，不要他来管；然后他去找年轻的女人，她同样一切都知道，这种身份是她自愿的。最后，柳条终于放弃为妹妹报仇，回家去了。小说写的，是当下中国已经司空见惯的事，二奶也罢，三奶四奶也罢，都是自愿的，不涉婚姻，重婚罪也扯不上。人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等方面对“柳枝”进行说教，但我想，在说教之前，如果不先给予她们想要的一切，一切都是白费，而且苍白而又空洞。
面对此类作品，有批评家热衷于从中寻找“无产者写作” “新左翼文学”或实在不新鲜的左翼因素，以弘扬“左翼文学”或“普罗文艺”的遗产。我读商昌宝选编的这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小说集，却觉得它的确是“打工文学”中的一部分，也是“底层文学”中的一个板块，却没有看到“左翼文学”传统的多少痕迹。因为左翼文学最突出的标志，就是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而且斗争不能是为工薪为利益的小斗争，而是着眼于远大目标。这一切，当代作家都离得很远很远。此中长短得失，无须我来多说，还是读者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更为可靠。
2013年12月 天津
商昌宝编著的《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12篇中短篇小说，组成了丰富的农民工生存图。
《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改变了已往我们心目中的农民工形象。其中，既有坚忍不拔的农民工形象，如《扁担》中的金堂，因双腿被截肢，不得不靠双手“走”了几千里地回到老家；也有具有浪漫气息的农民工形象，如《接吻长安街》中的“我”的愿望——在长安街与女友接吻，在众工友的帮助下，客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愿以偿；还有面对金钱的诱惑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工形象，如白连春的《抢劫》，详细刻画了“他”面对大额金钱时，内心的激烈斗争，最终给我们留下了悬念。
《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中的农民工形象或色彩艳丽、或灰暗无光、或光彩刺目，种种色彩组成了农民工任务形象画廊。
商昌宝编著的《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首次把农民工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编选成册出版。每一篇小说都塑造了不同的农民工形象。作家层次多样化，既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王十月，也有老牌名家阎连科，还有新兴作家李师江等。小说侧重点各不相同，展示的农民工生存境遇也不同，避免了小说集的呆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