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来了（叶兆言中篇小说卷2）》的作者叶兆言是当代作家中非常成熟的一位，具有极好的语感及冷静的分析能力。其老练的笔法令人想起其祖父叶圣陶先生。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

叶兆言所著的《日本鬼子来了（叶兆言中篇小说卷2）》收录了《枣树的故事》、《最后一班难民车》、《日本鬼子来了》、《夜来香》、《风雨无乡》等十余篇中篇小说。叶兆言的创作题材并不单一，最耀眼的是追怀民国时期前尘旧事的小说，被文学史家称为“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

枣树的故事

最后一班难民车

日本鬼子来了

夜来香

风雨无乡

古岭事件及其他

使用《日本鬼子来了》这个标题是一种剽窃行为。这是已故作家方之拟定要写的一篇小说，时间可以退回到十年以前。那时候我正在大学里念中文系，成天读世界名著，啃现代派小说，感觉良好，自信得像个人似的。方之是我父亲老朋友中的老朋友，虽然后来名重一时，害得好多小说家写评论，然而当时却是他最潦倒的日子。他刚从下放的农村回来，没一个合适的地方住，全家人挤在另外一位作家的一间不能算小的厨房里。厨房里能放两张床，住了三代人。那篇后来给方之赢来声誉、并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内奸》，曾连续遭到两家退稿。作家面临的双重困难毫不含糊地出现在方之面前。想写，没地方写，生存环境不允许。写好了，没地方发表，不合时宜。记得方之曾经非常想不开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呢？”

“我为什么要写呢？”

“难道你就不想当个作家？”

“中国根本就没什么作家。”

“那也不一定，”方之不服气地嘀咕了一句，说谁谁谁不就是作家，还有谁谁谁，“你的眼界也太高了，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

“哼！”

“哼？”

时过境迁，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便感到一种深深的歉意。我曾经不止一次当面取笑过方之。按照我糊涂的想法，是作家就应该有一大堆作品，应该有选集或者全集，必须获得世界性的影响。我的想法让方之狼狈不堪，他常常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不吭声。明摆着他根本不服气，却又找不出任何有力的话来反驳。在父亲的老朋友中，方之是唯一一位极力鼓励我写作的长辈。鼓励这词甚至也不够确切，事实上他简直就是引诱或者干脆说哄我写作。他聚精会神听我瞎说八道，做出很有兴趣的样子，然后点头说：“这很好，很好，你干吗不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对，把它写下来。”

《日本鬼子来了》这名字我听方之说了无数遍。这只是他无数个唠唠叨叨的故事中的一个小故事。他当时像个临产的孕妇，一肚子小说要写，找不到一个略为太平一些的小窝下蛋。方之的故事生来就是一篇极好的小说。他像流浪汉一样到处乱窜，用没休止的闲聊打发时间。小说写不出来，于是不厌其烦地出卖故事，为自己还未写的小说做广告。“这可以写小说，可以写！”他老是孩子气地这么说，兴致勃勃理直气壮。人瘦得像晒干的虾仁，嘴角上残留着唾沫星星，酒瓶底一般的眼镜片把眼珠都凸大了，眼珠子乌黑，颧骨更高，一口烟牙。我起码听方之说过一打的短篇小说的构思，因为不是在动笔写，他只能反反复复讲，讲得多了，听了都腻味。

我曾经打算在方之逝世十周年之际，写一篇纪念文章，糊里糊涂地便错过了时间。方之说过的那些故事像天上飞过的白鸽，常常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一道道一划而过的影子。早已消逝的往事，仿佛是卡在眼睛里的沙子，它使得过去变得模糊，让我止不住地流泪，让我感到内疚，同样也感到亲切。时至今日，我想到方之想写不能写的情景，心头就堵得慌，就别扭得想说句什么粗话。别人的不幸是我们体会自己幸福的源泉。当我躲在小书房里安心写作，去参加那些白吃白玩的笔会，向编辑抱怨稿酬太低，在大学的课堂上对文学青年振振有辞的时候，方之脸上出现过的苦难的阴影，常常令我感到不安和难堪。说老实话，没必要给作家那么优厚的待遇，作家贱得很，条件太好了，有时反而写不出。作家只要让他有机会凑合着写就行，给作家个机会这条件并不高。问题是只要给他一个机会。

驱使方之要写《日本鬼子来了》的直接动机是因为一番感叹。记得那天他气喘吁吁跑到我们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不像话，真妈妈的不像话！”与任何一位不拘小节的作家一样，方之的语言生动却不够文明，“乖乖，真是日本鬼子来了，比什么红头文件都管用。”他显得非常的激动，红着脸，就像刚和谁吵过架一样。“那一大堆垃圾，臭了一夏天，电话打了不知多少，求了多少人，贴了多少布告，都没用，没用。这下好了，说是日本人要来了，乖乖，一个个屁颠颠，忙得鼻青脸肿。活见妈妈的鬼！”方之那时候在市文联挂职，有地方上班，没地方写东西，晃膀子不甘心，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正要创刊的《青春》杂志上面。和各式各样的衙门打交道，远非方之所擅长，他到处碰壁到处看人脸色。在机关前面的广场上是一大堆人为的垃圾，起先只是一小摊树叶，后来不知谁偷偷倒了一板车垃圾，紧接着你也糟蹋我也糟蹋大家糟蹋，越堆越多越堆越来劲。夏天里新添了西瓜皮，南风吹过，一阵阵臭味扑鼻。方之为办杂志奔走得七荤八素，回到机关里就拿这一堆垃圾出气。他有一张哕哕嗦嗦喋喋不休的碎嘴，那段时间只要和他待在一起，没人不听过他对那堆垃圾的愤怒控诉。“实在是不像话，天天那么臭，都快把人熏死了。”谁也不肯过问垃圾的事，牢骚大家发，那垃圾像小山一样逐渐升高。高到一定程度，也不知谁贴出了一张布告，明令严禁再倒垃圾。隔了一段时间，又贴出了一张布告，偷倒垃圾者予以重金罚款。垃圾依然悄悄增长，烈日炎炎，臭味疯狂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无心把方之没写的小说写出来，虽然我知道他打算写什么，并且知道他打算怎么写。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我没必要打着方之的招牌混稿费。今年元旦，我去乡下参加表妹的婚礼，婚礼热闹非凡，好多人喝醉了酒。醉得最凶的是新郎，挨桌喝过来，艺高人胆大，一碰杯一仰头，叫声“好”，挪地方再喝。第三道热菜刚上来的时候，便有一位率先喝醉酒的，理直气壮地非要往桌子底下钻。喜宴上有人喝醉了才热闹。于是起哄逼着新娘子唱歌，新娘子不肯唱，众人就嚷着要罚酒。

“罚就罚，大不了也喝醉了。”身着一套粉红西装裙的表妹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向全桌的来宾照杯。新娘的气势吓退了打算把她灌醉的念头。新郎新娘都喝醉了，闹新房便失去意义。

闹完新房已是半夜。我们毫无睡意，移坐到堂屋开始吹牛。新郎躺在灶间的地上一会儿吐，一会儿呼呼大睡。新房里就剩下新娘和我的另一位也快出嫁的表妹。在堂屋里坐了大约半小时，两位表妹出来，要我们相帮着将醉成一摊稀泥的新郎抬进新房。新郎总算相信自己醉了，连连向大家表示歉意，大着舌头说了没几句，哇的一声又作呕吐状。我们笑着重回堂屋谈天说地，继续吹牛，继续刚刚说过的主题。主讲是我的三舅。三舅一向话多，喝足了酒，更是大摆龙门阵。话题不知不觉落到了几十年前，那时候正好是三舅出生的年头，日本鬼子来了，三舅向我们大谈日本鬼子当年怎么样怎么样，绘声绘色，仿佛亲眼目睹。谈日本鬼子免不了谈他们如何烧杀奸淫，新郎的爷爷就是死在日本鬼子的刀下，话出有因，说起来便没完没了。事实上，正是这次随意的谈话，让我产生了写这篇小说的念头。

P10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