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抗战是一部庞杂纷纭的历史，它的任何一个方向——如中印公路、驼峰航线、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中英美盟军联合作战、慰安妇问题等等都会让你进入一个庞杂的历史系统。因而周勇撰写的《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是一本滇西抗战历史的简写本。通过图片和文字描绘出滇西抗战的历史轮廓和线索，冀望读者在对本书的阅读中能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用照片讲述历史是一种直接而具有”亲历感”的叙述。《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便是一部将照片与文字紧密结合起来真实诉说七十年前那场中缅血战的书稿。安静的照片如同静谧的历史，而灵动的文字则像是作者真情的诉说，关于那场血战、关于那条铁路、关于那些忠魂，当然还有关于过往历史的深刻思考。从怒江峡谷出发到缅北丛林，载满了历史的回忆与我们深刻的思考。

《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由周勇撰写。

再版前言

前言

伸向历史深处的浴血之路

循着血迹前行的公路

从加尔各答到昆明

飞越喜马拉雅

异国魂灵的诉说

非凡岁月里的平常人生

战争中的另类人群

将军与士兵的故事

重返耻辱之地

遥远的握手

佛地的劫难

从废墟发出的欢呼

后记

历史上还没有一条道路像滇缅公路这样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日军的南进与缅甸的沦陷，甚至中国战区正面战场形势安危都是围绕着这条道路开始或起伏的。日本进攻缅甸目的是要切断中国与盟国的联系，从而使整个中国战场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孤岛”。日本政府1940年7月20日通过的《国策纲要》中宣称：“帝国将继续沿着解决中日事变的方向前进，攻取缅甸的目的就是要截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因而不惜代价打通这条血路从而保证中国与正面战场的抗战局面不致崩溃，已成为中国方面的唯一的选择。事实上重庆当时已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中心。由于众多中国官兵在缅甸浴血奋战，国民党政府才得以在重庆支撑八年之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开始，缅甸战场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英国希望中国能在缅甸钳制住日军，阻止其西进印度，确保英联邦在远东的心脏——印度无恙。而美军参谋部则期望中国战区能长久地拖住百万以上的侵华日军，以防止美军进兵欧洲时，日本乘虚而入，夺取澳洲和整个太平洋。事实是，滇缅公路的通畅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也起了呼应和支持作用。《新华日报》曾发表社论认为缅甸战场“不仅是东方战略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战略的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滇缅公路成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血路。

其实无论在地理上抑或在文化上都远离“中心”的滇西高原很早就有一条通向印度的国际通道了，这条被史学家称为“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在经历了它漫长的历史辉煌之后，由于航海业的发达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海洋，通过海洋走向世界。虽然，南方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的国际通道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它已不是“唯一”的通道，因而它的由盛转衰也是必然的了。这条古老的故道的再度繁荣应该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携手抗日，从此，抗日战争成为全民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上海沦陷后，我已无国际港口。此后日军封锁长江到潮州一线海岸，数日后又把封锁范同扩大到除辽宁、青岛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我海上交通全部断绝。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下令：由中央拨款200万元，限期一年内修通滇缅公路。蒋介石亦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敦促其迅速修竣滇缅路。12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在保山成立。此后来自彝、白、傣、苗、傈僳、景颇、阿昌、德昂、回、汉等10个民族20多万民工，自带口粮、锄头，翻山越岭奔赴工地与从全国派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滇西高原用最原始的工具和血肉之躯构筑了一条令世界震惊的生命之路。

20世纪30年代滇西高原的崇山峻岭于是又重现了当年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喧闹。只是它的再度繁荣不是因为两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地域出于文化交流的目的，相反是战争的需要。道路上奔走的不再是昔日古道上具有历史意味的马帮，是燃烧着汽油的钢铁怪物（当然有时也会出现用马帮驮运物资的民工），和被现代工业制造出来的各种用于消灭生命的兵器。据当时的统计，除国民党交通部西南运输处下设的十几个运输大队的4000多辆汽车，国民党全部27个汽车兵团中的14个兵团的运输力量都抽调到滇缅公路抢运援华物资外，还有大量的民运汽车运输商的车队日夜穿行于蜿蜒曲折的滇缅路上。即使是现在你仍然可以想象当年滇缅路上尘土飞扬的壮观场面。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全长959．2公里，除昆明至下关411．4公里已于1935年建成外，从下关至畹町段547．8公里则全部新辟。其中要越过滇西横断山脉的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大岭，以及奔涌于峡谷之中的漾濞江、澜沧江、怒江，以当时的T程水准及战时的环境，其工程的浩大与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时许多国际友人对中国政府用一年时问在战争环境下修筑这样一条路表示怀疑。开工之初，英国大使馆参赞到工地视察，当即对一年修通的说法表示怀疑。筑路之初，云南地方政府当局以抗战号召民众……

P5－9

《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是一本14年前就已经出版的书。一本写于14年前的关于滇西抗战的小书能够得以重新出版，并非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滇西抗战——这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相比14年前，滇西抗战已经从一段颇多忌讳的“秘史”成为中国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令人注目的“显学”。从众多以滇西抗战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的经历中，你不难发现这段历史已经完成了从“隐”而“显”、从“沉默”到“喧哗”的过程。这是我当初在写作《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时所难以想象的。尽管当时我始终坚信，这是一段迟早会被“还原”的历史，但对它的“遗忘”和“沉默”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这也是我当初写作《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的初衷。我想保留这段历史的记录，哪怕这种记录是粗疏的、不够完整的。

令人鼓舞的是，短短十多年的时间，滇西抗战就从隐秘的历史角落中凸现，结束了它先前的“遗忘”和“沉默”。这是我在当初写作时始料未及的巨大的历史进步。因而我在为这段历史庆幸、为仍沉睡在异国丛林里的中国远征军将士的魂灵和至今依然幸存的远征军老兵庆幸的同时，也为自己在14年前写就的这本小书的粗疏和肤浅自责不己。

滇西抗战是一部庞杂纷纭的历史，它的任何一个方向——如中印公路、驼峰航线、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中英美盟军联合作战、慰安妇问题等等都会让你进入一个庞杂的历史系统。因而《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这样一本小书注定了只可能是一本滇西抗战历史的简写本。通过图片和文字描绘出滇西抗战的历史轮廓和线索，冀望读者在对本书的阅读中能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14年后的今天，我重读本书最初的前言时，我觉得很像一个预言，预言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今天的复活。从日本的购岛闹剧到中日钓鱼岛争端，从日本首相安倍为首的右翼分子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和言论，不难看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不争的现实。其实只要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预言和判断。因而在本书再版时我全文保留了本书最初的前言，并和再版前言相互对照。

在滇西抗战备受关注的今天，官方和民间的研究者众多，成果累累。关于滇西抗战的各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我在想如果这本小书放在今天来写，可能会容易很多，其中的错误肯定也会少很多。然而本书再版时我仍然愿意保持原样。除了明显错误的地方外，不做太多的修改。因为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哪怕它是粗疏而肤浅的。在此还望读者鉴谅。

周勇

2014年元月写于昆明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滇西抗战的研究者。我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生长在滇西的作家是不可能对这段历史无动于衷的。滇西抗战对于生长在滇西的人而言犹如一部“家谱”。一个生长在滇西的人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就像一个不了解自己“家谱”的人一样无知。只是这部悲壮的“家谱”在很长时间里都处于民间口头流传中，很少见诸文字。作为一个在滇西长大的人，我对这段历史或“家谱”的了解更多来自民间讲述或战争烟云散去之后遗留下的遍布滇西大地的抗战遗址。用一个不太准确的比喻：保山和怒江以西的腾冲、德宏很像一个滇西抗战的“露天博物馆”，而担任这个露天博物馆的讲解员就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和众多流落滇西乡村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我和我的同龄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了这段历史最初的启蒙的。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我们曾经对这段历史的无知——现在无人不知，而且观者如云的腾冲国殇墓园，在很多年以前我并不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的陵园。因为它陈旧的铁栅栏大门永远挂着一把已经锈蚀的老式门锁。陵园里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被遗弃的陵园，这个印象一直保持了很久（客观上这也为国殇墓园免遭破坏提供了条件）。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进入国殇墓园是在一个朋友的引导下从围墙翻进去的。国殇墓园当时的荒凉和肃杀之气令我至今印象深刻。被杂草淹没的中国远征军的墓碑依然排列整齐，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后来我在陈祖樑先生处看到他收集的众多滇西抗战的老照片，我当时的震撼很难用文字描述。陈祖棵先生当时在保山吏志委工作。其实他很早就开始研究滇西抗战了。事实上很多民间学者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这段历史了，比如我的朋友戈叔亚先生、农民作家段培东先生等。只是当时我们并不认识，他们的研究仍然处于“地下”和“私人”状态。我想《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的写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朋友云南美术出版社蒋翼坤先生的热烈支持。在他的帮助下《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得以出版。在14年前要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并不容易。

我曾经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建于宛平县城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寻找过滇西抗战的历史记载。令我失望的是那里关于滇西抗战的记述非常简略。我始终痛心不已的是——这样一段由中美英盟军以及滇西民众参战的惨烈的历史、中国抗日战区唯一的“国际战场”居然被如此轻描淡写地省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滇西抗战的历史始终处于“缄默”之中。

我想，当年那些和我一样关注滇西抗战的人可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以后不会为对这段历史的无知而羞愧。

让我一直感到有幸的是，我多次参与了与这段历史有关的重大事件。2004年3月我参加了以黄毅亲自率队的吏迪威公路的全程考察（当时黄毅先生担任保山市委书记，他的构想是重新开通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从保山到印度雷多的公路）。这是二战结束后首次由官方组织的史迪威公路全程考察。那是我一生中最难以释怀的经历。黄毅先生和小分队的人一起穿越著名的胡康河谷和曾经尸横遍野的野人山，那是让所有的幸存者们闻之色变的地方。沿途依然可以看到废弃的战车和丢弃在热带丛林里的中印油管，即使过了半个多世纪，野人山似乎仍然保持着当时的历史现场。史料上记载的场景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种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出来的。小分队最终抵达缅印边境距印度雷多30多公里的班哨。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后来在写作《雷多公路》一书时我多次往返腾冲到缅北密支那之间。每一次我都恍惚游走于史料和真实的现场之间，沉重、疲惫。

2011年9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忠魂归国”大型活动，并主持编撰了《回家之路——中国远征军遗骸返乡记》一书。整个活动是由黄毅先生负责策划和组织的（那时黄毅已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这是一次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誉的活动——即把在缅北寻找到的中国远征军的遗骸移葬至腾冲国殇墓园内。

当19具中国远征军遗骸以极隆重的仪式接到腾冲古城时，腾冲的民众自发地伫立在道路两边，以他们世代沿袭的民间方式迎接在异国丛林里沉睡了70年的中国远征军亡灵。这是一次不事张扬、低调的活动，但仍然引来了国际、国内以及众多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吏大伟准将、吏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缅甸战役英国指挥官弗兰希斯·菲仕廷将军的儿子安德鲁·菲仕廷先生、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戴澄东先生、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杜致礼女士、潘裕昆将军的外孙晏欢先生以及台湾地区和很多中国远征军后代都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是一次具有象征意味的活动，它向世界证明了对历史的正视与尊重。其实这段历史从来就没被人遗忘过，70年来有太多的人始终在默默关注着这段历史。在《回家之路——中国远征军遗骸返乡记》一书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对于很多中国远征军的后代们，他们只能阅读他们的父辈们铭刻在纪念碑上的故事。其实他们的寻找与思念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中国远征军后人的遭遇与他们父辈们一样曲折跌宕。从他们一出生，他们的命运就与这段历史密不可分了，一场父辈的战争甚至影响着他们后来的命运。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以一种铭心刻骨的方式在人们的内心里延续。“缄默”并不意味着遗忘。”

作为政协委员我曾经多次参加滇西抗战遗址的调查，并在不同场合呼吁保护滇西抗战遗址。我以为遗址是抵抗历史健忘症的最好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注重保护遗址的人是不可能尊重历史的。而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也同样不可能被人尊重的。我曾经到过夏威夷珍珠港事件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我所受到的震撼并不亚于我第一次在国殇墓园所受到的震撼。然而我在想，为什么历时3年，作战地域达中、缅、印三国，由中、美、英及筑路部队共同参战，当时国内其他战场在侵华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节节溃败，而唯一取得胜利并因此影响了太平洋战场甚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滇西战场竟然没有一个像珍珠港事件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样的纪念馆？我曾听到过一个幸存的远征军老兵老泪纵横地对媒体记者说：“我们不害怕死，我们害怕遗忘。”

令我欣慰的是2013年，中国滇西抗战纪念馆在腾冲落成。虽然此前在滇西各个县里都有一些规模有限的滇西抗战纪念馆或者民间博物馆，但是与那段历史相比还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似乎并不足以安放一段过于沉重的历史。

需要读者理解的是——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讲述我的经历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想告诉读者的是，我非常有幸地目睹和见证了滇西抗战的历史从“遮蔽”“尘封”到“还原”“打开”的过程。其实和我有同感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这是所有关注这段历史的人的共同经历。这使我更坚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存在，“尘封”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它会以某种方式公这于世。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在本文结束时，我还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海惠女士、陈春梅女士为本书的再版给予了很多支持。相对于滇西抗战这部浩大的历史，《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只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小书，但能因此认识很多关注这段历史的人，是我的荣幸。是为记。

周勇

2014年1月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