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全新修订升级版)》由张宏杰所著，全新修订升级版，改写十万字，更加精炼，可读性更强！

柴静作序、刘瑜作跋、罗振宇 老六 余世存联名推荐！

曾国藩是正直、清廉、智慧的正人君子

又是深嵌体制核心的职业官员

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教科书，通过本书所描绘的曾国藩，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

从愤青到史上最成功的官员，经历五次耻辱，如何“脱胎换骨”。30岁前后截然不同的曾国藩为广大的青年展示了一个年轻人是如何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全新修订升级版)》由张宏杰所著，《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全新修订升级版)》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揭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一生遭遇过的五次重大挫折；与左宗棠的纠结和情谊；一生收入与支出；如何看待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等。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正直、清廉、智慧的“圣人”形象的曾国藩，一个矛盾、挣扎的深嵌体制核心的职业官员。透过曾国藩，读者可窥见中国传统官场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与中国特色体制的独特生存哲学。

序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 柴静

自序 从细节中发现的曾国藩

第一编 正面：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一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一、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二、“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三、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四、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五、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第二章 既生左何生曾：曾左一生恩怨考

一、“笨鸟”与天才

二、第一次断交

三、“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四、“绝无良心科第二名”

五、最后的交集

第三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一、三十岁前是庸人

二、“脱胎换骨”

第二编 左侧面：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

第四章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一、一中进士，身价百倍

二、翰林曾国藩的“窘”生活

第五章 “不要钱”的“大帅”

一、最清廉的统帅

二、曾国荃到底赚了多少钱

第六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一、总督的“养廉银”与“陋规”

二、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

三、曾国藩的遗产

第三编 右侧面：迷信和天命

第七章 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

一、从信风水到信天命

二、精通相面，粗通算卦

三、曾国藩从神秘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第八章 曾国藩的笨拙与精明

一、智商不过中等

二、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非同一般的精明

跋 成圣又如何 / 刘瑜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成丰三年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的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

事情起因于咸丰二年腊月，曾国藩入省承担公事。

成丰二年底，咸丰皇帝的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时，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太平军走后，各县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发难，也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湖南境内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因此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一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鉴(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和担心。李瀚章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劝其缓刑”。

(二)

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因此官员们视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如同狗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不许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占着茅坑不拉屎”，却绝不允许别人在这里有所作为。

曾国藩悍然成立了不伦不类的“审案局”，将自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收归自己名下，“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他办案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钱，不是现钱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别人还有什么活路？

曾国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谁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样狠，反衬得这样无能？你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

绝大多数团练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间空办公室，挂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些钱了事。

精于打小算盘者则视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托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P15-17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扛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吗？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辞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分明的人，能够放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谄笑处处作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从此弥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也，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是说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五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胡适批评他们：“宋儒虽然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以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以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柴静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身卑微，资质平平，刚出道时是个见到啥不平事都要叽歪两句的“小愤青”；30岁时立志做圣人，跟朋友喝酒要反省，见到美色要反省，梦到发财要反省。中年之后创立湘军，只手挽救了大清王朝，却落下了“汉奸”“曾剃头”的骂名。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与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罗振宇

张宏杰是真喜爱曾国藩。在新书《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他把曾国藩刻画成一个正直又不乏圆通、清廉却也有挣扎、智慧但又有点笨拙的学习型人才。正直、清廉、智慧固然是正人君子的题中之义，但是圆通、挣扎、笨拙则给他增添人性的质感——高大全这款男人早就out了，据说现在流行的是“缺陷美”。

——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