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历史》为虞云国的随笔文集，分为“人间情怀”、“书里书外”、“文史酌谈”以及“自家园地”四大部分，主要收录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萝卜青菜，各取所爱”、“伏尔泰名言与袁腾飞事件”、“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皕宋楼藏书去国百年祭”、“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口袋本摭谈”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

虞云国的这本《敬畏历史》主要选取了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评、随笔与自序，内容包括：“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口袋本摭谈”等。

自序

人间情怀

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

蔡元培与“五四”学潮

“除非你做大将”

尚余春梦足清谈——写在《张家驹史学文存》之外

郭沫若的秦始皇论：从鲠骨到俗骨

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

吴晗与胡适

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

关于传统文化的若干断想

萝卜青菜，各取所爱

“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

如此“越界”绝非坏事——答《社会观察》记者问

天安门诗话——重读《天安门诗抄》

那些个旧作、旧刊与旧事

附： 颐和园古今谈

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

伏尔泰名言与袁腾飞事件

向格拉斯致敬

书里书外

话说天下大势——重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这也是一段历史——读新版《历史是什么？》

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

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

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谁的历史没有学透？——读任继愈《竹影集》劄记

“祖龙魂死秦犹在”——评《大秦帝国·铁血文明》

谁写王谢堂前燕——读《华丽家族》与《簪缨世家》

谁为元老最知音？——读新笺注本《东京梦华录》

中国为何会转向内在——读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

再说王安石变法——读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祖宗家法： 在因革两难之间——读邓小南的《祖宗之法》

中国学运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读《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从《宫崎市定说水浒》谈开去

流金的书与人——《流金集》读后

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光明之城》里的猫腻

蒋星煜与吴晗的交集——重读新版《海瑞》

一个中国通的处女游——读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

文史酌谈

静嘉堂随想

皕宋楼藏书去国百年祭

校雠蒙拾阮堂诗

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

史讳三题

说“佳兵”

口袋本摭谈

说“屋”

也说“读书种子”

附： 何为“读书种子”（马斗全）

云间鹤归来

悼亡以后仍有诗

一千年前的中国

自家园地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自序

《宋光宗宋宁宗》前言

《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自序

《细说宋朝》自序

《学史帚稿》自序

《古今多少事》代序

我读《水浒》——《水浒乱弹》代序

李慈铭及其日记与《越缦堂读书记》

章太炎的《菿汉三言》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周恩来挽蔡元培的下联。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无不认为蔡元培是其最积极有力的支持者与领导者之一。然而，“五四”运动这一概念，至少有三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内涵：一是5月4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等组成的“五四”爱国学潮；二是由此发端的全国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对三者的态度与作用是应该分别而论的。即如他对“五四”学潮，倘将唐振常所著《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与《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关文献对读，就不能以“支持”一语而简单论定。

一

在讨论蔡元培与“五四”学潮的关系以前，先应谈谈他对学生运动的根本态度。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始终认为：对学生来说，“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明确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根本看法：“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辣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这段自白，充分表明他从不赞成学生离弃学业去参加“牵涉学校”的学潮。

正基于此，早在“五四”前一年，北京各校学生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总统府请愿，他特地在队伍出发前一小时赶到北大，“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还因劝告无效而请求辞职。“五四”学潮后两年，北京各校师生向政府请愿拨发教育经费，血染新华门。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刚回北京，就在欢迎会上指出：教师与学生放弃教育与学习的唯一天职，“以前所用的罢课手段，实在牺牲太大了”，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凡此种种，都证明他反对学潮(哪怕是出于爱国目的)的坚决性与一贯性。

有不少回忆录声称，那天北大学生到天安门示威，蔡元培“是积极支持的”，称颂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指导者，简直就是实际上的行动者”(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这种说法既有悖史实，也与蔡元培一贯主张大相径庭。持此说者，根据大概有二。根据之一，就是“五四”前一天，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告知了北京政府密电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内情。此事不虚，却只能说明在反对巴黎和约上，蔡元培与学生们的反帝爱国之心是息息相通的。有传记说北大学生得知消息，5月3日晚在法科大礼堂开会，“事先也得到蔡元培的赞同”。这次集会因在校内举行，蔡元培如果赞同，也不过与学生人同此心而已，此即他在5月10日《告北大同学诸君》所说“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并不能说明他主张或支持学生采取出校游行手段来表达爱国热诚。次年1月，“五四”运动尘埃落定，蔡元培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里，首先肯定当时爱国学生“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而后指出：“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他不仅认为，相比罢工、罢市，“罢课的损失还要大”；而且强调，就运动的社会功效与学生的自身损失相比，“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因而，从蔡元培透露和会内幕与赞同校内集会；来推断他必定支持北大学生离校到天安门游行示威，显然有点想当然。

根据之二，就是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也承认：“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这段自述，措辞略为含糊；而唐著《蔡传》径直认定“当系回忆之误”。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北大学生集队出发时，蔡元培“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忧心国事的学生们表示“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恳求校长不要阻止”，最后由张国焘与其他几位学生“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才得以出发。这段回忆并无失实之嫌，因有杨晦1959年《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回忆可以印证：“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两相对照，蔡元培对学生离校游行确实是阻止过的，谈不上鼓励与支持。至于他对学生火烧赵家楼，怒殴章宗祥，更是明确反对的。在《辞北大校长职呈》中，他尽管肯定学生出于爱国热诚，却仍称他们的作为是“骚扰之举动”。这种措辞不仅见诸堂皇的公文，即便对学生也从不回避地指出过：“你们这回做得过火些。”不能认为这些都是作为北大校长在虚应故事，即便在他5月9日辞职南下到9月20日复职归校的四个月间，在多种场合，蔡元培在肯定学生爱国热忱的同时，仍对学潮不表赞同与支持，这有《蔡元培全集》第3卷里诸多文献为证。

在“五四”学潮中，蔡元培曾奋力呼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是他毕生服膺的口号。这种看法近乎固执，以至直到1931年学生抗日运动高涨时，他还告诫学生：“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在专制统治下，这个口号只是一厢情愿，反而为当局压制与消弭爱国学生运动奉送上借口。总之，一旦学潮发生，学生所蒙受的损失大大超过学潮所产生的作用，这是蔡元培对包括“五四”学潮在内的所有爱国学潮的基本衡估。后人没有必要为尊者讳，更没有必要把蔡元培塑造成支持与领导“五四”学潮的历史人物。P9-11

感谢上苍，是家国遭际与命运机缘，让我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产生了执著的兴趣，并以其作为终生的职业。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大学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出于专业评估的体制要求，写过史学专著与学术论文。从我质疑这些专业论著究竟拥有多少读者，能有多大作用起，便有意以历史为视角，尝试着写些随笔与书评，于是，就有了这本《敬畏历史》。付印在即，总得有序，用意无非刘勰所说“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且不妨从书名破题，说说我对总体历史的若干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历史何以必须敬畏，国人对历史是否说得上敬畏？

一

历史研究，是史家思想与历史资料的结合，研究者首先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自己建构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自历史哲学在近代兴起，史学理论往往过于强调其规律性，这就无形中陷入决定论的困境。说到底，这种认识，最终必然导致人们摒弃独立思想，放弃积极作为，从而在翘首坐等某个规律的呈现中受人愚弄或自我譬解。唯其如此，在当代历史哲学中，对历史决定论持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就认为：任何一种决定论，不论它被当作自然统一性原理，或者被当作普遍因果性规律，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必要前提。

历史发展的选择性，是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照的概念，充分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创造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说，参与历史的人都在参与历史的选择，尽管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是被动选择。历史的选择，从形式上虽然表现为个人、集团、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但最终都汇成历史选择的总合力。因而，在反思历史选择性时，必须面对几组关系。

一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在这点上，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似有历史必然性的偏颇。他在上一世纪末指出，中国历史正处于“其干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还不无乐观地预判：“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暂且借用这一譬喻，众所周知，现在的三峡已经人为地筑起了大坝，浩浩长江是否还能冲出三峡，就是大可怀疑的。其结局要么是毛泽东歌咏的“高峡出平湖”，要么就是冲决高堤，人为鱼鳖。

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削弱人在历史参与中的选择性。在这点上，我对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你能说，1966年其后十年比其前十年还来得进步？因而有必要让人明白，在历史发展中完全可能出现倒退与逆转，产生人类不愿看到的黑暗与浩劫，而这正是有助于人作为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中进行理性的思考。

三是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涵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其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中国文化向来重国家而轻个人，重明君而贱草民(虽然表面上也有民贵君轻的话头)，一介小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拱手把历史的选择权交给领袖与国家。于是，1949年以前，有过“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前车之鉴；十年浩劫中，也有过八亿人民取决于一个脑袋的沉痛教训。

概而言之，无论过去的历史，还是将来的历史，每个个体，无论自觉还是被动，无论积极参与还是消极放弃，都构成创造历史的主体。那么，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当下，究竟做一个自觉积极的历史参与者，还是依然做一个被动消极的历史裹挟者，这对每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来说，都是应该深长思之的。

……

六

最后，就本书结集略作说明。

为了聚焦书名确定的主题，我从三十余年积稿中主要选取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评、随笔与自序，其他文史随笔、时论杂感等暂不揽入。选文时段集中在最近十年，只有不多的几篇作于2000年以前，今年虽已颇有刊布，也一概不选。书中文章，除两三篇外，大多公开发表过，故在文末注明始刊出处；收入本书的篇名若与刊出时有出入，也予标明，庶几有案可查。各文刊发时，或因篇幅限制稍作删节，或因手民误植略有讹误，在这次结集时酌情补齐或订正。有两篇附文，或出于本人，或采自对方，因有助于读者了解正文，故予录入。

目录虽分四辑，具体区分时却难划定文章的边界。除“自家园地”那辑，只收我的个人著作自序与整理古籍前言，其他三辑中难免有窜味之嫌。尤其“书里书外”那辑，有读者也许会说，好多篇都应归入第一辑的。第三辑“文史酌谈”，主要收有关图书文献、校勘考订的随笔劄记，归属历史研究的资料层面，但内涵仍难纯粹，有些篇章还是信马由缰驰入了第一跑道。当初行文之际原未预设如今分辑结集，归类失当，势所难免。没有必要就具体文章赘言作意，深浅冷暖，听凭读者裁断；却只想对《“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补白一句。自那以后，“国学”大有被别有用意者劫持之势，这与我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这层意思待有机会再撰文论述吧。

尤其应该感谢《文汇报·学林》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陆灏先生，《南方都市报·阅读副刊》的戴新伟、雷剑峤与周筱赟先生，《文汇报·笔会》的刘绪源先生，《文汇读书周报》的朱自奋先生，《理财一周·上海杂志》的陈才先生，《上海书评》的黄晓峰先生，《万象》的王瑞智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的王海涛先生，《中国典籍与文化》的刘玉才先生，没有你们的厚爱与催生，这些小文的情思只能胎死腹中。倘若没有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与孙晶副总编的雅意玉成，这本小书也决无问世的幸运；一年多来，责任编辑盛亮君从选题、篇目、版式上付出最多，一并在此鸣谢。

作者于201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