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丁的长篇小说《在莫斯科》主要描述一群留学生在莫斯科科学技术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的生活、学习、友谊与爱情。在他们一心向往未来，高唱理想之歌的同时，嫉妒和坦诚，自私和宽厚，虚伪和真挚，这些挥之不去的人性冲突，也浮现出来。那个时代，中国的“运动文化”已具规模，运动中表现出的各种“文化”特征，残酷而生动地给他们的心灵，给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给他们一生投下了阴影。

岁月流转，风云变幻。阅尽大世界里的小悲欢，感悟大人物心中的大情怀。

《在莫斯科》是我国第一部真实解读中国留苏、留俄两代留学生命运沉浮的长篇小说。

《在莫斯科》由范若丁编著。

我挑了个坏日子来到莫斯科。

作为访问学者的我，到大学那天是隆冬中最严寒的一天。走下刚进站的国际列车，眼前是一片站立起来的白雾。白雾似堵墙，当我从凛冽、凝重的墙壁穿越时，它又成了漫长的隧道。听着沉闷杂乱的人声却看不清周围人的面孔。人声像碰到了洞壁，发出的回声软绵绵地跌落在脚下，凝结了。看不到接我的人，但我即刻认识了莫斯科的冬天。严寒冻僵了我的手，却没有冻僵我从北京出发后一路来的好心情。走出站口，看到一个写有我名字的牌子。接我的是一个生得秀丽的中国姑娘和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女工作人员。我握握中国姑娘的手自我介绍道：“我叫沈明。”姑娘说：“我叫莲娜。”那双隐在毛皮帽子下的含有几分江南水汽的眼睛闪了闪，立刻又补充说；“我的中文名是曾刘芭。”一听这个名字，我不觉说了句：“这个名字好像更带俄罗斯味。”莲娜扭头笑笑，急忙把我介绍给站在身后的俄罗斯女工作人员。莲娜和女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大学办完一应手续，又把我送到住处。这是一座70年代兴建的高层公寓。我的住处在15层的一套三房一厅单元内。放好两件简单行李，看看莲娜还不走，我客气地要她回去，她指指旁边一间小房一笑说：“我们是邻居啊。”

“呵，芳邻。”

“沈老师真会开玩笑，以后我要多向你请教，你不怕麻烦就好了。”莲娜说，很真诚。

“我也是来学习的。”我盯视着对方，忽然一张姣好的面容在脑海里一闪，向远处滑去。“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不会吧，在哪里？”莲娜轻轻一笑打趣道，“是刚才在车站吧。”

“错觉。可能是错觉。”我摇摇头，转身瞧瞧四周。

有间大房紧闭着，我问是谁住在里面，莲娜说，她原来住在校内，也是前天才搬过来，听说那问房住的是一位中国老师，在大学教汉语的，她也没见过。

莲娜是个温和而热情的姑娘，交谈中我知道她是读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生，来莫斯科已快两年。她不觉就成了我的向导，向我谈了许多中国人在莫斯科需要掌握的生活知识。刚刚踏上异乡他国心情难免惴惴的我，有了她的帮助不禁多了一份温暖的安全感。

她从如何排队买新鲜面包谈到如何防备中国人骗中国人，如何避开“麻匪”，谈得我一忽儿忍不住好笑，一忽儿又突然毛骨悚然。俄罗斯的“麻匪”确实厉害，真令人有点谈虎色变。

“不要怕，以后你上街跟着我就行了。”想不到这个身材柔弱的姑娘说起话来倒有几分气概。

大约是看起来我的年龄大她许多的缘故，她总称我沈老师。我说叫我沈明好了，告诉她我是“文革”后的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科学院研究国际关系，这次作为交流学者来莫斯科大学研究中苏关系史，其实是来进修，严格说也是学生。

“那就更应该称你老师，你已经是学者了嘛。”莲娜露出一副整齐的白牙，天真一笑。

“其实我还没有什么成果，同你一样是个留学生罢了。”

“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还要研究吗？”

“所以我赶的是个背集。”我说，“你的俄罗斯文学在国内不是也不吃香吗？”

莲娜有点不好意思地莞尔一笑，“听说当年的留苏学生可是很受重视的。”

“不可同日而语、同日而语。”我自嘲地摇着头。

莲娜的俄语比我好，身边有她这位女同胞，我确实方便许多。我和她常常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上街，甚至一起做饭吃，很快就同家人一样。她年纪虽比我小许多，但她思维敏捷，争论起来一点不客气，我不得不把她当作平辈人看待。

一天从学校回住处，两人在议会大厦旁边遇到，她以为我在散步，开玩笑说：“今天怎么这样悠闲呢？在看什么？不是俄罗斯美女吧！”我点着头，说正是在看俄罗斯美女。她转转脸，见街上没有行人，问是哪位，我本想说就在眼前，同她开个玩笑，一想自己应是叔叔辈的人了，急忙指指白宫说：“就是这。”

炮轰白宫事件过去才三个月，白宫被炮火烧过的墙壁正在粉刷，周围的铁丝网和巨大的水泥拒马还没有完全拆除。曾经美丽的白宫，这时只留下熏黑的墙壁和破碎的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具被吊在半空的尸体，在寒风中颤抖着带一种宣示的意味。俄罗斯的议会政治道路是悲哀而艰难的，从杜马到苏维埃，再从苏维埃到杜马，好像都是俄式水连珠步枪枪刺上的一条彩带而已。我和莲娜争论过，这届杜马是否真能在古老的俄罗斯土地上建立真正的民主，没有沙皇也没有斯大林的民主。我持怀疑态度，莲娜却坚信不疑。这些天，白雪覆盖下的莫斯科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安的阴郁气氛。报纸倒是热闹，一下是总统如是说，一下又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副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回故乡的热闹场面，不能不说有了点民主的样子，但烧焦的议会大厦正在寒风中发抖，又像是谁开的一则反讽的玩笑。

走了一段路，莲娜忽发奇想，要乘地铁往高尔基大街买面包，我说为什么去那么远，附近不是有面包店吗。她说你去看看还有没有面包卖，你不知道每天面包一出炉马上就排队买完了吗？

我不想去，说：“高尔基大街就有面包卖吗？”

“你想吃新鲜面包不想！”她兀自向前走去，我急忙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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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俄罗斯情节，就像三套车留在冰河上的辙印，坚硬而悠长。曾有几代中国人，在这里编织过他们的人生故事。

莫斯科是发人遐思的地方。单单莫斯科这个地名，就会给人以神秘与博大的想象。莫斯科一词的语源有三种说法。一般人倾向于它来源于卡巴尔达语，意为密林。古代，这里应该是漫漫无际的原始森林，卡巴尔达人来了，罗斯人来了，密林里开垦出一片平地。平地延伸着，上面渐渐有了小木屋，有了坡形屋顶的茅舍，有了市场，有了教堂，有了宫殿和学校。……莫斯科与森林密不可分，至今在莫斯科城区还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街市与密林交融，构成一幅独特的变幻不定的画面。岁月在密密的泰加林地上飘满黄叶，一层层落叶堆积出历史，纷乱落叶上的脚印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感谢大自然的给予吧，这里还有一条穿越城市的最弯曲的河流——莫斯科河；莫斯科河不是一条内陆河，通过运河它连接着白海、波罗地海、黑海、亚速海和里海；这条河想环抱世界，首先它那像臂弯一样的河湾环抱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山冈。

上世纪50年代，一批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这座山冈上，并留下他们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郑慎立、何妤、童山花、陈愚天们，就是这样一群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与前辈不同的是，在启程之前已读过许多苏联小说，看过许多苏联电影；从小说或电影中，他们对苏维埃“天堂”、对俄罗斯无边的森林、闪光的大河和华丽的宫殿，充满幻想与向往。但遥远的被形容为仙境似的远方，并非世外桃源。生活并不是一叶靠幻想推动的白帆，幻想也许可以把白帆变成纸鸢飘向天空，却不能靠它鼓起白帆通过波涛、暗流、风暴和平凡的塞满淤泥的小河汊。这些前途似锦的幸运儿，这些天将降大任于斯的留学生们，面前并非只是金光闪烁的海面。

小说主要描述这群留学生在莫斯科科学技术学院和列宁格勒大学的生活、学习、友谊与爱情。在他们一心向往未来，高唱理想之歌的同时，嫉妒和坦诚，自私和宽厚，虚伪和真挚，这些挥之不去的人性冲突，也浮现出来。那个时代，中国的“运动文化”已具规模，运动中表现出的各种“文化”特征，残酷而生动地给他们的心灵，给他们的学习生活，甚至给他们一生投下了阴影。

跨越数十年。又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的俄罗斯留学，郑慎立和新一代留学生沈明等在莫斯科相遇了。……小说通过双重第一人称叙述，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展示了两代留学生的命运，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些沉重的疑问。

我到过两次莫斯科。一次是苏联即将解体的1990年秋，一次是正在“休克疗法”中挣扎的1994年春。我目睹了莫斯科的动荡与转折，不安与困苦。有一次我坐在飘雪的窗口眺望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浮想联翩，想到人、人生与生命。莫斯科是个盛产梦想、追求与幻灭的地方。万里外许多中国人的命运，同它维系着一种近于宿命的关系，挥之不去，割之不断，特别是整个二十世纪。

第二次我在莫斯科逗留时间较久——近四个月，对这座城市加深了了解，也认识了不少中国的和俄罗斯的朋友，其中就有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道路也是不平坦的，这引起了我的共鸣。我没有书中人物的留学经历，但他们的人生特别是郑慎立那代老留学生的生存环境。与我的人生轨迹有许多复合之处，因此，我想尝试着在文学上表现他们，并自觉与不自觉地把“我”渗透进他们当中了；在这些虚构的小说人物身上，有我的激情与忧伤。

写得很艰苦，一部只有二十万字上下的稿子写了五、六年，大改多次，四易其稿。

我感谢在莫斯科时的朋友们，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为我看稿并为我提出修改意见的朋友们。

此稿在《花城》杂志发表时，题为《黑眉毛》，由于这次发表，才有后来的再一次的修改和现在的第四稿。感谢《花城》编辑部的全体同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此书出版付出辛劳的编辑们。

若丁 2010年11月16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