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精)》(作者文靖)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学记(精)》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

《上学记(精)》(作者文靖)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上学记(精)》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

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上学记(精)》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第二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 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 无故乱翻书

3 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 中央大学附中

2 西方教科书

3 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 自由散漫的作风

2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 自由，学术之生命

4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 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 兼职做教师

8 恋爱？

9 “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 民主人士张奚若

3 战国派雷海宗

4 吴晗印象

5 冯友兰先生

6 金岳霖先生

7 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 曾昭抡先生

9 数学系

10 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 “打倒孔祥熙I”

2 一多先生被刺

3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 “科里红”何佶(吕荧)

2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 大才子王浩

4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 老友郑株生

6 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粱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打算，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是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还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1928年，国民党的势力才达到北京，但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期。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随后占领东北，军队到达了长城，强敌压境，北京处于一个最前线的地位，国民党势力也就没有那么强了。枪声零零碎碎地响了很久，但并不是大规模打，打一阵停一阵，大概有三四年的光景，1935年夏天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势力就完全退出了华北。但后来据说并没有这么一纸成文的协定，它不过是国民党和日本在口头上达成的一项所谓的谅解。当时负责北方事务的是何应钦和黄郛，何应钦任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黄郛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秘书汤鹤逸解放后在云南大学任教，后来云南大学的李埏教授曾经和我谈到，解放后据汤说，他随黄郛一起去参加了谈判，但并没有签订一纸书面形式的《何梅协定》，只是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与谅解，国民党的力量从北平、天津、河北撤出，党部全部撤走，日本也没有直接来统治，而是由西北军29军统治，成立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

西北军是杂牌军，都是过去旧军阀的那些势力，主要是冯玉祥的，不属于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撤出后，由冯玉祥的29军(冯玉祥那时候已经下台，但他的军队还存在)驻扎在北京，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治河北和察哈尔地区，察哈尔现在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张家口一带。1935年国民党势力退出北京以后，情形又有了变化。比如“一二一九”运动，为什么那年冬天才发生？这和当时时局有关。那时国民党势力不能直接统治了，党部撤出了，取而代之的是杂牌军，而那些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它也抓人，可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者其他什么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放松。“一二·九”运动爆发在1935年冬天，一直到1937年夏天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P11-14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静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静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作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作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合，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一．《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友人文静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先生，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女士为此书所承担的那么多意外的麻烦。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04年，我的心情很差，总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在被不断修正。

……

苍天有知，不该让这样可敬、可爱的人老去，他却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