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谁读完何友良先生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都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苏区的地主，并不都是胡汉三。

当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能跑就跑的不少。史料记载，1930年时仅吉安、赣州，便陡然增加了十余万逃亡地主及其家属。决意要与苏维埃为敌的胡汉三们也有，他们“请兵的电报如雪片地飞扬于南昌、南京、吉安、赣州一带”；或拉起靖卫团、挨户团、保安队、清乡委员会等组织，对抗红军，威胁群众，乃至随同敌军进犯苏区。“例如，1928年8月，湘赣两省敌军会攻井冈山时，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农民被屠杀者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此等危害最为酷烈。

地主中，却也有参加革命的，即是说“沈定一现象”并非仅仅产生于相对富庶的江浙（沈定一，1883——1928年，字剑侯，号玄庐，浙江省萧山县人。1920年8月，他参加了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他自然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并发动和领导了萧山县的衙前农民运动，由此翻开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第一页。但他本人即为萧山县里拥有万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早年还在云南任过知县、知州、昆明巡警总办、浙江省第一届议会议员等职，是浙江颇有名望的绅士。）苏区的“沈定一”们，多为中小地主和富农。肯定“有革命洪流裹挟的因素，不无投机取巧者，但是其中也确有相当一部分对社会现实不满（主要是青年）、对自身境况不满而真心要求革命者。就参加革命的状况言，由于他们一般具有良好的文化水平，头脑较为灵敏，能说会道。所以，苏区最初的乡村政权，大多在他们掌握之中”……

在地主里，让步、归顺者亦不少。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修水小地主‘自己将田契拿出来焚烧，送军米军衣给工农军’。湘赣边区，有的地方豪绅地主势力复辟后，‘地主仍然放弃他们已经被没收了的田，因为恐怕我们势力再来。’闽西上杭四区亦然，‘所有各地租息一般地不敢向农民索要’；赣西南地区开初外逃的地主，很快便有一部分因在城市生活不下去而通过各种关系，纷纷跑回来向苏区自首，他们的要求是所有的家产都可以拿出来分配，只要不杀就行。鄂豫皖地区，则有地主主动提出减租，说：‘我们今后不讲什么主人、佃户，只是互相帮助。你们种出的谷子，以后我得四份，你们得六份。我们今后一路做事，过去的租课我完全不提。’罗山县一个地主，甚至提出给每个佃农分几斗田。”

在湖北黄安县一些地方，“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让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但实际上，已经是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

让步、归顺的表现，在地主阶级面对苏维埃运动的上述全部反应方式中，应该是最符合地主特征的方式。

在撕开多少年里附着于地主身上的太多的意识形态外衣后，可能一个词——算计，最能够体现地主的本性。算天算地，算时节算收成。算上辈子留下来的遗产，算自己留给下辈子的田地。算一个蛋孵出鸡后能变成多少蛋，算半年钱贷出去后能涨出多少钱。算种水稻或者油料、使农家肥或者化肥、用长工或者用短工的任何一点细微差异。风调雨顺、世道太平时，算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发家致富，兵燹匪祸、社会动荡时，为趋安避危，算怎样的付出，才算是最小的代价……

算计，自然意味着，在中国农村总是显得逼仄的生存环境里，没有哪一个阶层像地主这样总富有开掘性；算计，可能也意味着，在中国农村上世纪最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里，在村氓黔首、樵夫野老中，没有任何人像地主这样，得尽力去与这一环境保持着某种妥协。

苏维埃运动，无视于地主的让步、归顺。  革命，必须在一潭活水里除旧布新，似乎还必须在风声鹤唳中增添力量，否则就会像一匹懒洋洋的老马一样倒下来……

1931年秋，在苏区党政军中开始阶级清理，除少数高层领导，至1932年地主出身者一般均已清退。比较彻底的例子是，同年1月召开的鄂豫皖省党代表大会，在326名代表中，“仅有的四名地主成分者为张国焘、沈泽民等中央分局领导人。”

在这前后，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地主残余及其家属绝不能分得土地，只能罚做苦工。中共中央据此要各苏区执行，并进一步扩大了1930年夏已在赣西南出现的“赤色清乡运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人身上的种种打击，构成了比苏维埃运动初期的那次剥夺还要严酷得多的第二次剥夺。

经济上，过去所分得的份地一律收回，同时“必须进一步没收其全部财产”，即“其家中一切粮食、衣物、牲畜、农具、家私、银钱等”，只允许、强迫地主及其家属去开垦荒山废田或做苦工。不少地方，凡地主需在胸前挂上白布条，布条上编有号码，写着姓名、地址等，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带上。在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则干脆将他们驱逐出境。仅在湘赣苏区，被驱逐者大约有五千人以上。有的地主及其家属们只有背井离乡，乃至流为乞丐。而有的人为了留下来，被迫将十七、八岁的女儿，嫁给论年纪可以做父亲的乡苏维埃主席……

政治上，苏区捕捉了一大批所谓“豪绅地主不良分子”，多被处决、监禁和罚做苦工。据中共湘赣省委1932年4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在湖南的一个县，“甚至有把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

1933年夏天，在全苏区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因为蒋介石已经开始了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还有外逃地主及苏区边缘地主武装少有间断的骚扰，战争形势的日益严峻与紧张，更导致了地主及其家属境遇的全面非人化。

地主被集中起来，被编为“永久的劳役队”，不管晴天雨天，每天都得无偿地干着苦活、重活。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者”，无须审判，即可就地枪决。家属中老老实实的，可留在苏区内依靠劳动维持生活，并在劳动中获得改造，其他的，则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居别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一运动脱缰野马般跑了一年之后，写了几篇纠错的文章，其中一篇为《是坚决地镇压反革命还是在反革命面前的狂乱？》，提到了正是在这名为“镇压”而实际的“狂乱”下，有的地方要求将所有的地主富农，不论男女不论老幼，统统抓起来一律杀尽。有的地方，视地主老婆一句不服的笑骂为反革命活动，执行了枪决。还有的地方，将中农、贫农也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并乱捉乱打……

诚如何友良先生所说：“这表明，此时即便是不反动的地主，乃至无辜者，也受到了残酷打击。这时的地主，就不仅仅是其形极秽，而且是其命堪虞了。”

P18-21

“湖南农民运动”考

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

“粗风暴雨！粗风暴雨来啦！”

痞子文化及“土改”

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中国农业合作化始末

残简：1958——兼析民粹主义在中国

革命是怎样变成“伪革命”的

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

灯塔：1978

当下的年代，颇有些“搞怪”，一个沧桑悠远却又饱经忧患与劫难的民族，现在最有影响的文化消费，不是莎士比亚戏剧、雨果与托尔斯泰小说那般的史诗与悲剧式作品；广为自觉的文化顸礼，亦不是诸子百家与民国年代诸多大师们高山仰止的身影。一幕幕引起大众文化狂欢的是——诸多电视频道里各种版本的“非诚勿扰”，“快男超女”，“达人秀”，以及随时世衍变、野草般冒出来的各色网络俚语与手机段子，还有各种顶级“小品”，造型炫目的浩歌劲舞。不惜巨资营造出的一个个流光溢彩、天上人间的盛世气象……

倘若是前者，还能让我感觉当下社会的诸多脉象，对于后者，我则很难如吃饱了的鸽子一样，纵情兴奋于当代“文化英雄”与时尚潮人们精心拼贴出的宏丽、欢乐之中。相反，老夫常作大不恭地想：倘若这拼贴出的宏丽与欢乐，能麻木掉历史深处仍在纠结的痛楚，湮没去当下油锅炒豆子一样进射开来的矛盾与困惑，并能征服世界的话，那么，全球恐怕都得进入小品年代了……

毋庸讳言，在最直观的层面，更多的国人还会感觉到当下同时又是个“拆迁年代”。

举国上下，从煌煌大都到偏远县城，几乎无一不在剧烈的拆迁、大兴土木之中：亮化绿化工程，青水蓝天工程，沿街“平改坡”工程，旧城区改造工程，中央商务区工程，地铁工程，高铁工程，过江隧道工程……据说，当今世界上的建筑机械有6成在中国引擎轰鸣，大展雄风。

物质层面，恨不得天天有着奥运会开幕式般的热闹与风光，却无法在精神层面给民众指引方向。1980年代那种锐不可当的改革气势，激情燃烧的理想i义精神。几近消磨殆尽，一度活力四射的中国社会，纷争与抵牾越来越多。可谓怨恚塞于下，歌舞漫于上。

因此，我对历史，尤其是那些与我们——俗称“老三届”这代人的命运十指连心的历史，总是沦肌浃髓，难以释怀。为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颇为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写作方式，定位于一种渐行渐远于文坛江湖的“游走”状态——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时下鲜活的社会现实间游走；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问游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与芸芸众生的悲欢哀乐间游走。企图以可感可触的文字，让一些可能仍在中国社会进程中表现复杂、微妙、敏感和不容置疑的问题，有更多的人知晓它，思索它。

于是，随着我的“游走”，便有了这部时空颇为开阔、内容涉及几代中国人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的文选的整体面貌——

第一卷：《世界大串联》

本卷主体为《世界大串联》、《移民美国》，主要内容反映改革开放初期的出国潮及这批新移民在美国的生活体验。1988年，《世界大串联》获得全国108家刊物共同举办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优秀作品一等奖。本卷另有《秋天的变奏》、《你的秘密并不秘密》两篇章，描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颇为躁动的中年男女们的婚姻、家庭风景。

第二卷：《百年误读：二十世纪中国之侧影》

本卷辑内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等9篇历史纪实性作品，看后读者大概会有这样的印象：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决非一般里程碑的意义，它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未经宣布却实际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从此——人性与人道的全面苏醒，常识与常态的不可扭曲，在这块土地上便是不可阻挡的了。

第三卷：《千年沉重》

本卷一为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思考地域文化、知识分子命运及社会现象的大文化散文《千年》，二为《今日曾经的驿站》，可谓是上文的进一步发掘。三《不再是秦兵马俑的脸》，以书信的形式，凸现了从民国走来的那代知识分子别具一格的精神谱系与人格力量。四《莫忘沉重》，则是作者二十多年来安之若素于“游走”状态的心路写照。

第四卷：《中国的眸子》

本卷的主体是《中国的眸子》：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李九莲，1968年因在给男友的信中剖露对“文革”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八十年代初，在胡耀邦亲自关照下获平反。李九莲，现与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一样，被誉为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本文1992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

第五卷：《乱世丽人》

本卷内容包括三部分：

一、原南京军区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卷入林立果“选妃”闹剧的来龙去脉。

二、《芥末沧桑》，写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几位青年女子的遭际。

三、《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此文2009年12月获“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49——2009报告文学选》。

第六卷：《一百个理由》

本卷全方位关注中国与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彼此文化的相通性如此强烈、而差异性又如此鲜明的两个国家。

中国能找到100个理由谴责日本，中国更能找到100个理由与日本和平相处。

作者深深以为：中国欲一扫近代以来的耻辱与颓唐，走向民族的全面复兴，非得通过日本这道心理门槛；在很大程度上，这

道门槛将考验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

本书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HD5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之一。

第七卷：《情报日本》

本卷深入剖析了日本文化中一直被国人所忽略的一个强烈特征：以情报立命，视情报为岛国生存、拓展的第一要义；正是因为情报战的出色运用，近代以来的日本人，才给世界炮制了一次次令人震惊的可怕灾难。

《情报日本》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名列第三，并获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奖。

需加说明的是，在今日看来，早期作品中必有多处，或认知难免旁支浅陋，或人事已成明日黄花，但它们已构成我大半生写作的历史，以及我已涉猎的众多历史场景——留下前者，是如同一头孤狼的我，攀行在汉语高原上深深浅浅的思想足印；而保留后者，则因为时间的长河总会淘洗出足够的史实，并浮现其全部的意义。

打心眼里感激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北京人文出版中心主任张明两位先生及责任编辑文欢女士。正是他们深切的人文情怀，历史意识，以及对本人写作生涯的长期关注与理解，才得以此次集中呈现在读者面前。

也许耐心看过这部文集，在“闲坐话玄宗”之余，读者多半会有沉重之感，难免扼腕唏嘘。看看当下排山倒海般的“天天都是好日子”的种种闲适、娱乐的写作，老夫亦愈来愈觉得自己是野狐禅，屡屡起意决绝掷笔，遁去“山林”罢了。可这时，我总会想起上世纪初一位俄罗斯诗人在漫天风雪中所吟诵的句子——

我不能不爱脚下的这块土地，

我不能不恨脚下的这块土地。

2011年8月，“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后十天

《百年误读：20世纪中国之侧影》为“胡平文集”第二卷。

《百年误读：20世纪中国之侧影》辑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粗风暴雨！粗风暴雨来啦！”》、《痞子文化及“士改”》、《伟大的事物，可能是危险的事物——中国农业合作化始末》、織简：1958——兼析民粹主义在中国》、《革命是怎样变成“伪革命”的》、《军管年代——程世清在江西》、《灯塔：1978》九篇历史纪实作品。

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决非一般里程碑的意义，其彪炳史册的辉光是：在一个从来缺乏英美改良传统、沉醉于法俄革命磅礴激情的国度。倘若说，在1949年、1976年以前，她尚不具备改良的条件，那么到了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等老一代共产党人，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未经宣布却实际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及时而又坚决地把握住了一个契机，一个从此将革命变为改良的契机，从此——人性与人道的全面苏醒，常识与常态的不可扭曲，在这块土地上便是不可阻挡的了。

作者胡平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报告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报告文学首奖。

《百年误读：20世纪中国之侧影》内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南方大山间的小小苏联——“苏维埃运动”侧影》等9篇历史纪实性作品，看后读者大概会有这样的印象：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决非一般里程碑的意义，它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未经宣布却实际长期存在的战争状态，从此——人性与人道的全面苏醒，常识与常态的不可扭曲，在这块土地上便是不可阻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