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围绕着一名少年寻找自我的历程展开各方面的议论，对孤独、恐惧、爱情、寻根、成长等主题进行了探索。这是一部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诗意、奇特而复杂，其中充满了比喻和象征，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地炫耀写作技巧，具有鲜明的实验性。作者将其思想用半隐秘的语言流动式地环环相扣地表达出来，显示了其对语言惊人的驾驭能力，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出版于杜鲁门·卡波特仅23岁之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在这部成熟的半自传体小说中，13岁的男孩乔尔·诺克斯从小生活在新奥尔良，母亲死后，被送去南方，与在他刚出生就抛弃他的父亲一起生活。但是，当乔尔到了位于阿拉巴马州乡下那衰败的斯卡利庄园，他的父亲却无处可寻。相反，乔尔见到了乖僻的继母埃米，埃米古怪的堂弟伦道夫，还有叛逆的小女孩伊达贝尔，伊达贝尔很快爱上了乔尔并支持他寻找父亲。

受到卡波特幼年时悲观厌世思想的影响，这部小说以色彩斑斓的叙述展现时间和环境，表现生命中潜在的希望和失落的天真。

这本《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收录了约翰·贝伦特精彩的导读，引导读者重新发现卡波特作为一名文体优雅、多才多艺的作家，早期就创造的辉煌作品。

说来，旅行者要去中天城，就得尽量挑个最好的走法儿，公共汽车和火车都不往那个方向去。不过，有辆丘伯利松脂公司的卡车，一周有六天会去一个叫“天国教堂”的邻镇提货、拿邮件，想去中天城的人偶尔可以搭卡车司机萨姆·拉德克利夫的便车。但是不论你怎么走，这都是一个艰苦的旅程，因为就算是崭新的车子，开在这搓板似的路面上，用不了多久也会被颠散了架，搭便车的人都发觉这段路实在是糟糕。而且，这是块荒凉的地方，大如人头的卷丹百合开在沼泽似的洼地里，沼泽黝黑的水下，绿色圆木闪着光，像是一具具溺水者的尸体；经常地，视野里唯一的动静就是冬日里的炊烟，自哪问寒酸农舍的烟囱袅袅而上；或是一只鸟，也不见扇翅膀，不声不响，目光锐利，在荒无人烟的漆黑松林上空盘旋。

有两条路穿过这腹地通向中天城，一条自北，另一条则从南来；后一条叫天国教堂公路，路况稍好些，不过这两条路都差不多：路两边数英里开外荒无人烟，只见沼泽、田野、森林，绵延不绝，偶尔路边可见零星的广告牌，推销红点五分雪茄、胡椒博士汽水、尼哈饮料、格罗夫激爽奎宁水，还有666泻药。几条以早已消逝的印第安部落命名的咸水溪上架着木桥，车轮碾过去时，桥板隆隆作响，像是远方的雷声；成群的猪、牛在路上肆意闲逛；时不时有农夫停下手中的活儿，向飞驰而过的汽车招招手，阴郁地看着它消失在滚滚尘土中。

六月初的一天，天气炎热，松脂公司的司机萨姆·拉德克利夫在天国教堂镇的晨星咖啡馆里大口喝着啤酒。他六英尺高，有些谢顶，一张粗犷的硬汉脸。这时，咖啡馆老板领着个陌生的男孩走上前来，老板的胳膊搭在男孩儿的肩膀上。

“你好呀，萨姆，”这个叫悉尼·卡茨的店主说，“这儿有个孩子想搭你的车到中天城去，如果你可以带他去，他会很感激的。他昨天就在这儿等了，你能帮个忙不？”

拉德克利夫透过酒杯边缘打量着这个男孩，对他的长相不太喜欢。对于“真正”的男孩儿应该长成什么样，他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这个孩子的相貌说不清为什么，就是与之相悖。他太漂亮、太精致、太白皙；他容貌的每一处都生得细腻精确，一双眼睛是棕色的，很大，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他棕色的短发里夹杂着一缕缕的纯黄发丝，清瘦的脸上有一种疲惫、恳求的表情，双肩耷拉着，不像年轻人那样耸起。他穿着一条又长又皱的白亚麻马裤，一件松松垮垮的蓝衬衫，领口敞着，脚上是一双有些磨损的棕黄色鞋。

拉德克利夫抹去上唇边的一圈啤酒沫子，问道：“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乔尔。乔一尔·哈一里一森·诺克斯。”他清晰地一个一个吐出这几个音节，好像他觉得司机耳聋似的，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出奇的柔和。

“是吗？”拉德克利夫懒洋洋地说着，把空酒杯放到柜台上，“真是个高级名字呐，诺克斯先生。”

男孩脸红了，转向老板，老板忙插话说：“这是个好孩子，萨姆。聪明得很呢，会说我们俩都不晓得的词儿。”  拉德克利夫不高兴了。“喏，卡茨，”他下令道，“满上。”店老板慢吞吞地离开去拿第二杯啤酒，萨姆和蔼地说：“我不是想取笑你，小伙子。你打哪儿来？”

“新奥尔良，”他说，“我周四离开那儿，周五到了这里……但只能走到这儿为止了，没有人来接我。”

“噢，这样，”拉德克利夫说，“去中天城走亲戚吗？”

男孩点点头，“去找我父亲。我以后就跟他一起过了。”

拉德克利夫抬眼望着天花板，咕哝了几遍“诺克斯”，然后困惑地摇摇头：“不，我不知道有人叫这个名字。你确定没走错地方？”

“哦，没错，”男孩镇定地说，“不信你问卡茨先生，他就听说过我父亲，我还给他看了信……等一等。”他急忙绕过阴暗咖啡馆里的桌子，拖来一口大铁皮箱子，看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箱子想来很重。箱子上花花绿绿地贴着来路遥远的纪念标签：巴黎、开罗、威尼斯、维也纳、那不勒斯、汉堡、孟买，等等等等。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标签都已褪色。酷热的日子里在天国教堂这样大小的镇子上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的确令人惊异。

“这些地方你都去过？”拉德克利夫问道。

“没——没有，”男孩说。他费力地解开捆绑箱子的破旧皮带。“箱子是我们家诺克斯少校的。我猜你应该在历史书上读到过他。他在内战中可是个显赫人物。总之，这是他度蜜月环游世界时用的旅行箱。”

“环游世界是吗？”拉德克利夫肃然起敬，“他肯定是个大富翁。”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男孩在收放整齐的箱子里翻来翻去，找到薄薄的一沓信。“你看，”说着便从中抽出一个水绿色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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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贝伦特

杜鲁门·卡波特多年后曾回忆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源于他在一次林中漫步时的突发灵感，当时像是获得神示一般。那时他二十一岁，住在阿拉巴马州乡下的亲戚家，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可已经开始担心那本书最终会是“空洞、肤浅、淡漠”的。一天下午，他沿着远离住所的一条小溪散步，思考着如何调整那本小说，不觉来到一座荒废的磨坊前，这磨坊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旧事。记忆中的景象让他的思维飞速旋转起来，令他陷入“创作昏迷”状态，就在这阵“昏迷”中，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出现了，渐渐地几乎是彻底成形。天黑后回到家中，他没吃晚饭，把那部叫人烦恼的半拉子小说草稿塞进写字桌最底层的抽屉(那本书的标题是《夏天穿过》[“summer Crossing”]，从未发表，最后遗失了)，拿了一把铅笔、一叠纸，爬上床，写下：“《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小说，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说来，旅行者要去中天城，就得尽量挑个最好的走法儿……”

不管卡波特这本卓越的处女作是不是如他所说，就像是听写“云中一个声音”口授般自然而然、行云流水地写就，两年之后的成书是如此流畅抒情，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确仿佛是由一个文仙附体的作家一挥而就。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背景是美国南方乡村，青年卡波特在这儿长大，不同于《夏天穿过》的背景纽约。卡波特的印象主义文风营造出一种如梦如幻的高雅气氛：“白热的下午即将过去，小镇渐渐趋于沉寂，夏日的天空在绵延大地上洒下柔和的色彩。”夜晚，“繁星如霜，撒在南方的天空，就像张藤网”。他的叙述色彩斑斓，有些颜色似乎就是即兴创造出来的：“摇摇晃晃的车轮掀起一团团尘土，弥漫在绿色的空气里，像是青铜粉末。”他的人物刻画也不逊色，例如百岁的黑人车夫吉泽斯·费夫尔：“他的脸像是个干瘪的黑苹果，几乎要烂掉了；他锃亮的额头泛着光，好像有紫光在皮肤下闪烁。”至于脾气无常的继母埃米小姐：“她的声音有一点疲惫和做作，听上去像个玩具气球在嗤嗤漏气。”卡波特的这本小说中这样叫人回味的描写俯拾皆是，一个接一个，从童话般的甜蜜到彻头彻尾的怪诞诡异，比如说在云中酒店泥泞的废墟里，舞厅“地上躺着坠落的大吊灯，就像大块珠宝掉在了灰里，窗帘成天风吹日晒，早已撕裂，现在堆在起伏的华尔兹舞池里，像是正在行屈膝礼的女士”；“蜿蜒滑行的水蛇爬过舞厅里渐渐腐朽的钢琴琴弦，奏出黑夜之歌”。

这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没羞没臊地炫耀。作品属于典型的南方哥特式小说，发生在一个美妙、神秘的地方，那里铺满了寄生藤，到处是植物繁茂的花园，还有“大如人头的卷丹百合开在沼泽似的洼地里”。卡波特用寓意深刻的字眼给他小说中的各个地方命名：中天城、天国教堂镇、斯卡利庄园、云中酒店、溺水池。他的人物都是一群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特立独行的人、脾性古怪的人，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在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田纳西·威廉斯或者弗兰纳丽·奥康纳的作品中都能如鱼得水，甚至那些次要人物都如此：独臂的理发匠，巡回表演的侏儒紫藤小姐，以及下巴上长疣、疣上竖一根毛、自己总在抚弄那根毛的酒吧老板罗伯塔夫人。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讲的是十三岁男孩乔尔·哈里森·诺克斯的故事，他在新奥尔良长大，母亲去世后被送到南方乡下与父亲一起生活，而这个父亲是乔尔尚在襁褓中时就离开他的。乔尔风尘仆仆地前往新家，走过一条比一条人烟稀少的道路，经过一处比一处黑暗朦胧的风景，穿过一个比一个小的镇子，来到杂草丛生、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斯卡利庄园。在那儿，在那个近乎废墟、既没有电又没有室内管道设施的宅第里，他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几乎不能说话，只能靠从床上向地板抛掷红色网球与人交流。这个怪异家庭的其他成员还有乔尔古板的继母，她那位举止阴柔、“能言善辩”的堂弟伦道夫，老黑人车夫，还有车夫的孙女密苏里·“苏”·费夫尔。

卡波特起初否认《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自传体小说。然而，和小说中的乔尔·诺克斯一样，卡波特也是出生在新奥尔良，一直渴望见到家中缺失的父亲，幼年时被送到南方乡下和亲戚一起生活，随母亲而不是父亲姓。卡波特将乔尔描写成“太漂亮、太精致、太白皙”，这可以看作是自画像，同样，“眼里有女孩儿家般的柔情”以及“他的声音却是出奇的柔和”亦是如此。卡波特本人因为阴柔常被人耻笑，乔尔被伊达贝尔称作“娘娘腔”。假小子伊达贝尔是以卡波特童年的朋友、作家哈珀·李为原型创作的，而焦躁的埃米则让人想起卡波特在阿拉巴马的一个亲戚——考利·福克。

小说出版二十年之后，卡波特多多少少松了口。他承认自己意识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一部下意识中尝试驱除自己心魔的小说。他在一篇刊登于《时尚芭莎》1967年11月刊中的文章里写道：“除了个别事件和描写，我没有意识到这部小说可以算作自传。现在再回头读它时，我发现这种自我欺骗真是不可宽恕。”

说“不可宽恕”似乎有点严厉。因为即便是作家们想写的并不是自传，只要想创造小说人物并给予他们思想、独特的习惯和动机，就不得不从自己认识的人身上获取素材，其中也包括作家本人。卡波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常常这样做。无论一个作家想象力多么丰富，无论他的人物在小说里看起来是多么新颖，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人物的影子，这些人原本就以某种形式贮存在作家心中的某个地方。因此，发现作家的小说人物有继承作家心性的痕迹毫不奇怪，不仅仅是那些与他相似的人物，他创作的所有人物身上都有。

没有几部小说像《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那样，在出版前就造出了如此大的声势。在1948年1月，小说出版前，二十三岁的卡波特虽只发表过几篇很不错的短篇故事，却已经为文学界所关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不等见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样稿就买下其翻拍权，《生活》(Life)杂志在一篇关于年轻美国作家的特写中专门报道了卡波特，尽管文中涉及的其他美国作家，包括戈尔·维达尔和琼·斯塔福德，当时比卡波特更出名，并且至少已经出版了一部小说。

卡波特之所以获得公众瞩目，不完全是因为他极少的那几部文学作品。他当时在纽约已经算得上一个人物，而且是个很奇异的人物。他身材矮小，只有一米六一，长着一张娃娃脸，金黄的刘海，举止俏皮，很会吸引人的注意，而且不屈不挠一心要成名。布伦丹·吉尔记得，卡波特十七岁在《纽约客》杂志社做小送稿员时，长着圆圆的脸，留着金黄色披肩长发，偶尔还会披一件晚礼服斗篷，看上去像只“鹗一样奇异”。《纽约客》的编辑哈罗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大喊：“老天爷啊！那是什么东西？”

1948年，诺曼·梅勒出版了《裸者与死者》，欧文·肖发表了《年轻的狮子》，与它们同年出版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自成一派，毫不逊色。总的说来，批评界的反应还是不错的。虽然卡洛斯·贝克在周日版的《纽约时报书评》中痛批此书(“本来没有必要讲乔尔·诺克斯的故事，可作者偏偏要发泄发泄，一吐为快”)，但《纽约时报》每日评论员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赞扬抵消了前者严厉的批评，他称赞了“(卡波特)魔力无边的文笔”，并且声称这本书“是明确的证据，证明一个才华横溢的新作家已经到来”。

然而，关于《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文学价值的讨论却渐渐与另一更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件交织在一起，时常还会被后者压得黯然失色，这便是小说护封背面那张具有煽动性的照片。这张照片由哈罗德·哈尔马拍摄，照片上是一个男女难分、刚刚迈出青春期的卡波特，以一种撩人的姿态躺在沙发上，挑逗地看着镜头。这张照片引起了轰动，卡波特很后悔它分散了公众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并且损害了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声誉。他抗议说拍摄这张照片并未设计姿势，一切都是自然的，他当时都没来得及意识到摄影便已完成。另外，照片用在书皮上这事儿也没有人和他商量过。这些都不是实话。无论怎样，这只是卡波特早期事业的一个插曲，而这样的模式将贯穿他整个文学生涯：对卡波特个人的宣传盖过了对于他作品本身的宣传。但是至少卡波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他成名了。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所讨论的，是大部分文学中的经典主题：一个男孩的寻父之旅，被遗弃的恐惧，孤独带来的痛苦，对于被爱的渴望，还有最终从孩提走向成年的历程，或者至少是走向成熟的历程。

卡波特的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主题是孤独和爱。在《花房》中，奥蒂莉问：“恋爱时你是什么感觉？……啊，罗西塔眼神迷醉地说，你感觉好像辣椒洒在了心口，小鱼在你的血管中游弋。”在中篇小说《草竖琴》中，库尔法官解释说爱是一个宏伟计划中的一部分：“一片叶子，一把种子，由这些开始，稍稍学习一点什么是爱。首先，一片叶子，一阵骤雨，然后，一个能接受你从叶子那儿学到的东西、降雨催熟了的东西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知道吗？它能占去一辈子的时间……爱是一条长链，就像自然是一条生命之链一样。”在《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任何存于人的天性中的爱都是自然、美丽的，只有伪君子才会追究一个人所爱为何。”

乔尔·诺克斯前往斯卡利庄园的旅途是走进自己(也是杜鲁门·卡波特)潜意识的一个过程，具有象征性，高度程式化。一旦乔尔见到了自己一直不在身边、如今无法交．流的父亲，并最终摆脱了这个烦恼之后，剩下要驱赶的心魔就是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乔尔·诺克斯是谁？到了书的结尾，乔尔最终摆脱了自我怀疑，并且欣喜地高喊：“我就是我……我是乔尔，我们是一样的人。”

这一回答，或者起码是找到回答的路，是由古怪却明智的伦道夫堂弟给出的，他逐渐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代言人。那个站在窗口的神秘白发女人就是身穿狂欢节服装的伦道夫，召唤着乔尔，乔尔知道自己必须到她那儿去。他转过身，看了一眼“那个他已抛在身后的男孩”。

绝大多数批评者认为，通过走向窗口边的女人，乔尔意识到自己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活下去(正如卡波特那样)，他们会有这样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卡波特却坚持说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明确的意图；事实上，他说自己从未想过乔尔在三十或四十岁时会是什么样子。乔尔已经从童年的恐惧中走了出来，在眼下，这就足够了。

不过，伦道夫堂弟毫无疑问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这本书中最动人的一个段落就是他一段长长的独白，回忆了自己对一个墨西哥职业拳击手的感情，其中夹杂着关于爱情的激昂论述。卡波特超越了他的时代。这是1948年，《时代》周刊在它的书评中抨击小说里关于同性恋的主题，称它是“令人厌恶的装饰”。《新闻周刊》称这部小说是“一口浑浊的深井，充满了弗洛伊德学说提出的象征符号”。戴安娜．特里林在《国家》周刊上的书评还算是持钦佩态度的，可惜得出了这样一个毫无根据且相当天真的结论，她认为卡波特试图在说“一个男孩成为同性恋者，是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拒绝给予他的感情需求以另一种、更为正常的满足”。

虽然卡波特在发表了《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之后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但他很快转向了非小说的写作。描写真实人物更让他兴奋。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两篇长文清楚地表明卡波特不仅是一个天才小说家，也是一名天赋异禀的记者。这两篇文章中一篇描写卡波特与一家美国歌剧团同赴莫斯科，歌剧团要去俄国首都演出《波吉和贝丝》，文章题为《缪斯人耳》；另一篇则是对马龙·白兰度极为坦率的描写，文章题名为《公爵在领地》(“The Duke in His Do-main”)。他仅凭直觉就知道如何消除采访对象的抵触，获得他们的信任，从而套出他们的话来。随着他越来越多地介入新闻写作，他的写作风格变得冷静和简洁，诗情画意几乎完全消失。

他1966年的“纪实小说”《冷血》的写作素材来自于堪萨斯城一家四口被谋杀的血案。快速浏览这本书，我们仍然可以在朴实、透明的散文中觉察到一丝卡波特曾经的诗意：“台阶，绞索，面罩；但在面罩被拉正之前，死囚将口香糖吐在了牧师伸出的手掌上。杜威闭上眼睛，他一直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了‘砰！咔嚓！’两声，这声音宣告绳索勒断了脖子。”

卡波特的纪实文学着实提高了他的声名，但最终负责盖棺定论的还是抒情的卡波特：“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所以不识边界。”这句话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伦道夫堂弟说的，它被刻在了长岛布里奇汉普顿的卡波特纪念碑上。

强烈，精彩……(卡波特)具有令人震惊的驾驭能力……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魔力。

——《大西洋杂志》

眩目的。

——《芝加哥论坛报》

杜鲁门·卡波特是我这一代人中最完美的作家。

——诺曼·梅勒

出版于杜鲁门·卡波特仅23岁之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兰登书屋

这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没羞没躁地炫耀。

——约翰·贝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