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到1996年是当代中国社会不同寻常的十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经历了兴奋、挫折与彷徨的十年。《读书》这份三十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思想杂志，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历程，与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〇)以《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为中心，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的种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读书〉十年》系列的第二集（1991—1993）、第三集（1994—1996）将陆续出版。

《〈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〇)的作者扬之水本名赵丽雅，曾用名赵永晖。1986年赵丽雅进入在中国影响巨大的《读书》杂志任编辑，一直工作到1996年。在这10年里，她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历程，与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读书〉十年(一)》(一九八六－一九九〇)是扬之水在《读书》十年里记下的日记，以《读书》编辑部的日常事务、编著往来为中心，记录了当时与《读书》发生往来的知识界的种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

序一(沈昌文)

序二(吴彬)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八年

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〇年

后记一

后记二

一九八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一)

正式去三联上班。

到底去哪一个部门，还没有定呢。

一会儿，头头们来齐了，开碰头会，坐在这边的屋里，可以听到那一边的大声说话，还有突然爆发的一阵大笑。

过了片刻，董秀玉走来悄悄对我说：“还是想让你去《读书》，苑兴华不干，他说，你们去问她本人，在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她一定愿意来著作室。”她是笑着说的，我也笑笑，情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去《读书》。

下午，三联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沈昌文、董秀玉)一起和我谈话，谈了两个小时，很诚恳，很坦率。

坦率介绍了《读书》的过去和现在(主要是现在)，虽然举的都是令人不满意处，但偏爱之情仍是溢于言表。看来王焱是二位经理十分器重的一员干将，说他聪明极了，知识面非常广，工作能力也很强，只是太懒散了。对吴彬也很赏识。总之，董说，《读书》的编辑素质很高，在整个三联是佼佼者，但主要的问题也仍然是懒散。

让我去《读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全面地锻炼—下，二是抵消一部分编辑部内存在的消极因素。

说来我与《读书》真是缘分匪浅，从它创刊到现在，每期必读，甚至可以说，是《读书》引导我走上了读书的路，对建筑、对音乐、对美术，以及其他等方面的兴趣，几乎皆是源于《读书》。从八四年第十期的一方小豆腐块，我开始由读书走向评书，去年发了三篇，今年发了五篇。我一直是热爱它，感激它的，或者说，是充满感情，但以前，始终是站在外围看它，而今，却要进入它的内里，并且成为它的一个成员了，这不是有点戏剧性么。

沈、董二位似乎对我寄予厚望，这却使我分外不安，以至于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

当然，要努力干，非常努力的。

收到钱春绮先生寄赠的《尼采诗选》。

在灯市口中国书店购得《李商隐诗选》、《北京地名志》。十二月十六日(二)

上午去编辑部，听倪乐交代她的那一摊工作。我最生疏的还是版式，学会并不难，搞好却不容易。

又交给我外国文学出的那一套小丛书，这是绿原抓的稿子，让我写出介绍来，明天就交稿。

收到杨绛寄赠的贺年片，看到那清秀工整的字迹，心头不由得涌上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十二月十七日(三)

今日落雪，是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上午去编辑部，看第二期的发稿过程，下期就该我接管了。十二月十八日(四)

倪乐已将办公桌的全部抽屉腾空，然后一一向我交代工作，她手中存的可发的稿子并不多，整个发稿过程是琐碎而又紧张的，一点延误不得，一点马虎不得。

从“光明”到《读书》，每月少了三十元编辑费，静坐家中读书的时间也变得很少了，迮卫开玩笑地对倪乐(她已调到翻译室)说：“你是弃暗投明了。”那么我呢，岂非真的是弃“明”投“暗”了？平心而论，“光明”的工作的确是轻松的，各种“费”也很多；不过，在《读书》工作是锻炼人的，我付出的代价会换回什么呢，一时还很难说。

十二月廿日(六)  

在绒线胡同购得《简爱》、《□溪诗话》。在建工出版社购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

到紫竹院的社科院宿舍访张佩芬，只有她_人在家，居室很宽敞，布置得也很雅洁，讲定星期二给我一份评《荒原狼》的稿子，这一两年，她都在全力编译《黑塞研究》。

前行三幢楼，便是丁聪的家了，一位很和善很爽快的老头儿，他自言七十，看上去也就刚刚六十，今后就要月月和他打交道了。十二月廿一日(日)

到小庄北里的文化部宿舍访萧默。

P17-19

沈昌文

上天安排，让我在二三十年前认识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实的小女子：扬之水。

我那时在三联书店工作，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务。《读书》是出版界名流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创办的。我进去后发现，编这杂志的都是大人物，而且都是刚挨过大整恢复名誉未久的著名人士。

首先是陈翰伯找来的冯亦代。冯先生那时已年过六十，过去是外文出版局的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专长是美国文学，是党外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但是他更出名的是大量的社会活动。他在文化界号称“冯二哥”，以善于排难解纷著称。一九五七年，他耿直敢言，祸从口出，因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又被打成“美蒋特务”、“二流堂黑干将”、“死不悔改的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多年劳役摧残。现在他刚恢复名誉，复出任职，自然干劲十足。陈翰伯可谓识人。

另一个副主编倪子明，是范用多年的老战友，出版总署的一位老处长。他是老党员，在党内挨过整，说他是“胡风分子”，因为他认识胡风。这位老党员是位少说话多干事的老实人。连他这样的人，过去也要挨整，现在想来，依然觉得奇怪。他党龄很长，因此在编辑部地位较高。

另外就是史枚。他是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按“编龄”说，他最长。他曾是老共产党员，据说胡绳当年都还是他介绍入党的。范用聘他担任执行主编，让我十分惊讶。因为范用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反右办公室主任，史老就在他手里划上“右派”的。现在作此安排，可见改革开放那些年头思想解放的深度和范用他们的胆略。

因冯亦代的关系，又引进了著名的画家丁聪来做版面。丁老又是一位著名的“大右派”。他同冯亦代一样，为人“四海”，广交朋友。冯同他又都是老上海，都同我特别谈得来。

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家有几十年悠久进步历史的著名出版社，那时却落得个“房没一间、地没一垄”的悲惨境地。我们在北京好几个地方租些平房、地下室办公。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其忙无比。因此，编辑部内十分需要操作具体编务的助手。那时能找到的都是刚返城的知青，只能在他们中间找对书本和知识感兴趣的年轻人。好在我们这些行政上的所谓“领导”，普遍学历都是初中。当时的实际负责人董秀玉女士，是五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本人更加特别一点：正式学历是初中一年级。而最早我们聘用的一位同事，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北京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吴彬。还有一位当今的大学者，王焱，当年进《读书》工作以前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那些老前辈觉得这么一些中学生当他们的助手，也还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对这些知青，一点不歧视。

于是，一九八六年某天有位朋友欲介绍一位女士加入编辑部。她过去为《读书》投过稿，不算陌生。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小姐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样就同这位女士成为同事了。工作之余，也聊天，可大小姐却往往“讷于言”，让我探听不到多少底细。只记得，某日，我忽然请她背诵党纲，她居然交白卷。我于是觉得这位部下水平不高。我过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编政治读物，所以我只会这样考核部下。

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是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最早是金克木先生。我同金先生也熟，知道他老人家博学，所以访行以前必作充分准备。可是金老同扬之水更谈得来。某次去取稿一篇，金老交来五篇，都请她代为处理，他对扬之水在文化上的信任，竟如此。此外谷林、张中行、徐梵澄，等等，都对她极有好评。张中行先生对扬之水有深刻的印象。一九九三年他写了一篇谈扬女士的专文，居然说：“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作者和编辑的交往到如此莫逆的程度，实为我毕生所仅见。

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她说过：“我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到了《读书》，一直到一九九六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读书》认识的作者都是顶尖人物。这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开阔了。那种帮助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这方面受益就特别多。他特喜欢陈散原的诗，我帮他借，借完以后我自个儿又抄了好多，全都是营养。”

一九九六年，扬之水与我同时离开三联书店。我是退休，她是转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以后她著述迭出，恕我不一一列举。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论著，于是人们问起她，我往往回答说：她现在在开文化卡车。她在文化大道上驶行不休，畅通无已，委实高兴。

《读书》杂志在前辈的带领下，在吴彬、王焱、扬之水这么一些中学生的实际操作下，何以成功；保守如沈昌文之流，何以在老前辈的带领下，一大批初中生们的促进帮助下，慢慢地、不得己地蹒跚前进；而扬之水这位卡车司机，怎么能在《读书》杂志打工若干年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如此熟练地驰骋在文化学术的大道上，这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八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些谜。要知道谜底，请一读扬之水女士的这本日记。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写下“后记”之后，竟又过了将近三年。感谢诸位朋友的鼓励，特别是老友吴彬的合作，使我终于有勇气把这些文字拿出来。

拟分三册。第二册，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第三册，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

庚寅仲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