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文化盛宴。

由张隆溪编著的《一毂集》收录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中的文章。主要内容为理性对话的可能：读《信仰或非信仰》感言，讽寓，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先生著作读后随笔，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走近那不勒斯的哲人：论维柯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批评的贡献等等。

《一毂集》：“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一毂集》由张隆溪编著。

前言

一九七八——一九八一纪事

一九八〇

　弗莱的批评理论

一九八一——一九八三纪事

一九八一

　论夏洛克

一九八二

　悲剧与死亡：莎士比亚悲剧研究

　评《英国文学史纲》

一九八三——一九九八纪事

一九八三

　诗无达诂

一九八六

　弗洛伊德的循环：从科学到阐释艺术

一九九八——二〇〇〇纪事

一九九九

　翻译与文化理解

二〇〇〇　——二〇〇五纪事

二〇〇二

　闲话康桥

　哈佛杂忆

二〇〇三

　理性对话的可能：读《信仰或非信仰》感言

　讽寓

二〇〇五——二〇〇八纪事

二〇〇五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王元化先生著作读后随笔

　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

二〇〇六

　走近那不勒斯的哲人：论维柯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批评的贡献

　锦里读书记

　中国古代的类比思想

　记与德国阐释学大师伽达默的交谈

二〇〇七

　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从晚清到“五四”：鲁迅论“洋化”与改革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论《失乐园》

　现实的提升：伽达默论艺术在我们时代的意义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二〇〇八——二〇—〇纪事

二〇〇八

　现代艺术与美的观念：黑格尔美学的一个启示

　记忆、历史、文学

二〇〇九

　约翰·韦布的中国想象与复辟时代英国政治

　北欧记行

二〇—〇

　与王尔德的文字缘

　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纪念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

　对文学价值的信念：悼念弗兰克·凯慕德

附录学术著作年表

一、作为科学的批评

弗莱认为文学批评不应当是主观的、直觉的，而应当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种独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批评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但却不是文学的附庸，而有自己的一套原理，即弗莱所谓独立的“概念结构”。另一方面，弗莱所强调的批评的独立性，不仅使批评区别于文学，更重要的是使批评也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科学。这两个方面是紧密配合的。批评只有成为独立的科学，才能用一套原理去分析和研究文学；而批评要成为独立的科学，又必须仅仅从文学出发得出自己的一套原理。

弗莱认为，艺术如果把批评看成寄生品加以摒弃，就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直接走向公众，成为“流行”艺术，完全受公众趣味和时尚的摆布，越来越商业化，并且逐渐丧失文化传统，丧失艺术本身的价值。另一个极端则是走向“为艺术而艺术”，使艺术完全脱离公众、脱离社会，最后会窒息艺术的生命，导致文化生活本身的贫乏。因此，批评的存在是必要的，批评家是“教育的先驱和文化传统的塑造者”（页4）0。不仅如此，文学要走向社会，还必须通过批评，因为文学不能直接诉诸读者，只有批评才能直接而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学的意蕴何在。弗莱一再强调“艺术只是表现，但却不能直说任何东西”，“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页5）。基于这一认识，他把真正的诗即表现的艺术区别于诗的说教即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并把后者鄙弃地称为“打油诗”。批评家由于有一套独立的概念结构，所以能把一首诗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思考，对于诗的意义和价值可以比诗人认识得更清楚。诗人没有掌握批评的概念结构，只能从自己的趣味或有限的经验出发评论文学，所以往往主观片面，甚至对自己的作品也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即使但丁写一篇评论《地狱篇》的文章，也并不就有特别的权威性；即使莎士比亚自叙他在《哈姆莱特》中的意图，也并不就能解除所有纷扰而成为这个剧的定评。文学是“无言的”，就是说它的意蕴只能暗示，不可明言。只有批评才能揭示文学的内在意义。弗莱认为，批评的独立性首先就表现为，它虽然从文学材料中得出一个特定的概念结构，但这结构已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关于文学的法则和规律，正像自然科学虽从自然现象得出特定的概念结构，却已不同于自然界本身而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样。

弗莱所强调的正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独立性。他认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各学科都有互相独立的概念结构，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批评也应当有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概念结构，否则，批评就会丧失自主权，别的学科就会侵入批评的领域。他把任何从政治、宗教、哲学、伦理学等出发对文学作出的评价，都称为“外加的批评姿态”，称为“批评中的决定论”。他极力反对“给文学强加一种文学以外的体系，一种宗教——政治的滤色镜，这种滤色镜使有些诗人一跃成名，又使另一些诗人显得黯然失色，一无是处”（页7）。他告诫批评家说，“批评有很多邻居，批评家与这些邻居相处必须设法保证自己的独立性”（页19）。如何保证呢？弗莱认为批评不能脱离文学作品，应当从作品出发，而不能从别的学科出发。他反对批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批评以外其他人文学科的方法去研究文学。

然而，这种看法又存在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的相互独立也只是相对的。作为批评研究对象的文学，无论就内容还是形式说来，都是异常复杂丰富的，文学批评必须从文学的整体联系中把握研究对象，不仅看到文学各个作品、体裁的联系，而且看到文学与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如果片面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不把文学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潮流的环境中加以研究，就必然会限制批评的范围，使之变成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批评。

弗莱主张批评要有一套科学原理，要从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归纳出客观的规律，这主要是针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浪漫派的主观鉴赏批评提出来的。鉴赏批评（或称欣赏式批评）以对文学的直接感受为基础，的确有很大局限性，所以任何系统研究都不能不排斥这种主观方法，寻求客观的标准。弗莱并不否定文学鉴赏，甚至还说对文学的直接体验存在于批评的中心，并“将使批评永远是一种艺术”（页28）。他反对的是鉴赏批评主观武断，党同伐异，在文学中划分等级。因此，他尖锐地批评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试金石”理论。阿诺德曾提出用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等大诗人的一些诗句做试金石，检验其他诗人的作品，这不过是用较严格的鉴赏批评去代替漫无标准的鉴赏批评，在本质上仍是从批评家的主观爱好出发。阿诺德以“高尚的严肃性”为诗的最高标准，认为像乔叟和彭斯这样的诗人就缺少这种“高尚的严肃”，所以不能厕身第一流古典诗人之列。弗莱认为这是一种贵族观点，把表现统治阶层人物、要求庄重文体的史诗和悲剧定为一等，而把表现市民阶层生活、现实主义的喜剧和讽刺文学视为第二等。这种观点使人怀疑“文学上的价值判断不过是社会价值判断的投影”（页22）。弗莱主张“从一个理想的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待艺术”（页22）；他认为这才能摆脱社会偏见，达到真正的“精神自由”。他反对鉴赏批评与他强调批评的独立性是密切相关的，其目的都在于要建立一个客观的、超功利的、普遍适用的理论体系。阿诺德曾说过，“文化力求消除阶级”，弗莱认为这正表现了系统批评的精髓。他很清楚，这是一种文学理论的乌托邦，但他认为这正是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目的，即以一种理想来激励人类走向大同。

阿诺德虽然抱着超出社会偏见的批评理想，但在弗莱看来，他的“试金石”理论却反映出他的社会偏见。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弗莱几乎完全不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观点看待文学，而把批评仅仅限于“艺术形式原因的系统研究”（页29）。在这里，弗莱的思想方法难免过于机械。他把形式和内容割裂开，把审美和伦理的范畴割裂开，把价值判断视为绝对的，并把它与批评对立起来。事实上，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划分等级，而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给文艺作品以历史的评价。真正科学的批评应当要做全面系统的文学研究，它开始于艺术形式的研究，从而保证批评独立于“外加的批评姿态”，但又绝不停留于形式的研究，从而能深入到丰富的内容，揭示文学的意蕴，使文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弗莱的批评理论虽有一套看起来十分严整的概念结构，但由于他把批评局限在艺术形式的研究方面，所以他的理论作为一个体系说来是较为空洞抽象的，而且为了体系的形式完整，往往陷入主观偏见之中，得出错误甚至荒唐的结论。但当弗莱在具体论述某些作品，讨论某些批评方法时，却又常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述，可以启发我们深入思考。P4-6

我在本书回忆“文革”后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文章里说，回想起当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当中的变化“几乎有恍若隔世之感”。这一点没有夸张，我们经历过“文革”，也见证了“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那是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封闭，而且长期陷入疯狂内斗的苛酷而亢奋的状态，逐渐回复到较为正常状态的历程。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当然也并非处在如沐春风、如饮甘露的理想状态，各种问题和困难仍然困扰着我们每个人和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社会上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很多，令人愤恨和烦恼的事也很多。但回首望去，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无论我们的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近三十年来都有极大变化，大体上总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随时记得“文革”时的经历，记得三十年前我和我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是何等困窘、闭塞和单调，也就有一个比较的基础，也因此对生活总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就我个人而言，所谓“隔世之感”还有一件颇有点奇特的往事，也许可以做一个恰当的注脚。“文革”之后，我在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读硕士，1983年去美国，在哈佛大学读博士。1987年我开始写博士论文时，也同时开始在哈佛教二年级大学生必修的文学课。那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在东亚系担任助教，而我却在“文学专修课程”（LiteratureConcentration）教课，由我自己设计课程内容和大纲，教的是专修西方文学的学生。在学期快结束时某日，我给学生们交来的期末论文评分。学生们的论文内容各不相同，有人讨论保罗·策~．（Paul Celan）的诗，有人谈论托多洛夫（Tsvetan Todorov）提出的怪异故事理论，还有人热衷于评析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后代创作，大家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题目，各自尽力去分析文本，作理论的探讨。这些论文虽然只是大学生的作业，却写得很认真，有好几篇还相当不错。这也是我教学的成果，自己觉得很满意。读完这些文章后已是深夜，我也很快就沉沉睡去。突然间我进入梦境，觉得自己回到了四川德昌茨达山区的乡下，身上穿着那件透着汗渍和盐霜的蓝布衬衫和短裤，脚上套一双破胶鞋，正走在田问的小路上。在田里薅秧的农民们都抬头望着我，生产队的赵队长面有愠色，质问我说：“你这么久没有出工，跑到哪儿去了？”我心里突然一沉，嘴里却说不出话来。我也知道自己很久没有出工了，可是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自己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出工。一急之下，我突然惊醒，才发现自己睡在属于哈佛大学的公寓里。我立即把这奇怪的梦告诉身边的妻子，从此也永远记得这个梦。有意思的是，就在那之前不久，我刚刚读过弗洛伊德的名著《释梦》，其中有一段讲到矛盾事物在梦中的情形时，弗洛伊德说：“梦处理各种矛盾事物之方式颇值得注意。简单说来就是弃之不顾。就梦而言，似乎就没有‘不’这个字。梦往往喜欢把矛盾事物连接为一个统一体，或者把它们表现为同一个东西。”①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梦里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哪怕在逻辑上全然龌龉抵触的东西，都可以连在一起，统为一体。换言之，梦里不会有什么不可沟通的“隔世”。然而起码就我自己那个梦而言，弗洛伊德的理论却行不通，因为在我的梦境里，当时的我和“文革”中在乡下的我，似乎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两者之间竟然在梦里也无法连接起来。所以从“文革”结束到现在的三十年，说是“恍若隔世”，并不是一般修辞手段的夸张说法。

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辑一套三十年文集，使我有机会不仅回顾以往，而且从自己所写的文字中去看这三十年来的变化。不过我已经把历年来写的有一些文章，收集在三联出版的《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和复旦出版的《中西文化研究十论》这两本文集里，这次结集成书，凡在那两本书里已经有的，就不在此书里重复出现。我1983年去美国，后来长期在加州大学工作，写作多用英文，这次结集，才发现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用中文写的文章不多，加上我不愿把已经收在别书里的文章，重复收在这本文集里，所以所谓三十年文集，其实并不能把这三十年来所写文章都收集起来，按年编排。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当中空了一大段，只是近十多年到香港工作以来，中文写作才稍多一点积累，于是收进此书的文章，一大半都是近十年所写。这些文章有如雪泥鸿爪，断断续续标示出在人生旅途中走过的路径，留下的印迹。写成的文字是有限的，而往往当时写作的有些背景和感想却无法也无须形诸文字，于是沉潜于无形，就像融化的积雪，渗入泥土而消失。

此文集虽然不是三十年每年都有一篇文章，最后选择收进集子里的，却恰好是三十篇的总数。《老子》十一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我借用老子所讲有、无的道理，尤其三十之数，就把本书题为《一毂集》。

2010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