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多年的改革都有哪些红利？该如何分配这些改革红利？中国该怎样继续走下去？进入“十二五”，这些都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话题。著名历史学者、改革专家雪珥在《改革都有红利吗(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中以大量海外史料检修清王朝这座庞大的国家机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从当下历史、国际视角探讨改革的最重磅力作，剖析国家政改，直戳当下痛点！

雪珥编著的《改革都有红利吗(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讲述了：清政府为何能从“造反者”转身变为合法的“执政者”？

雍正为什么能够打破“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魔咒？

曾国藩的出现对晚清政局的转折具有怎样的影响？

“洋务运动”的30多年给帝国带来怎样的命运？

备受精英阶层推崇的宪政，为什么使帝国从亢奋走向撕裂？

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引爆了激进的“革命”？

……

所有的根源只在于——改革。

《改革都有红利吗(一台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与技术操盘)》透过清帝国改革中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义”，还原技术层面的“问题”，清代改革从扬帆起航到打转回旋，在摇摇晃晃中被一个不经意间的浪潮而掀落。改革红利沦落为“黑利”，失衡的利益格局难以承载改革的成本，最终的落水结局突然亦必然。以清为镜，当下已经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又该如何兼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寻求最适合的平衡点？

自序 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引子 开国63年：大历史的切片

 国祚几何？

 夭折的帝国们

 无奈的汉武帝

 驱走饿狼，又来猛虎

 寡头政治下的均衡

 武则天的新时代

 被误解的掌舵人

 谁逼疯了宋光宗？

 迟到的“鲁班天子”

 “促织天子”的铁手腕

第一章 三大法宝：马背政权的温情转身

 被“绑架”的读书人

 谁同化了谁？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百年宿命大逆转

第二章 接班人：暗箱里的皇冠

 西暖阁讲话

 皇家的父子关系

 康熙的两次训话

第三章 军机处：清代“国安委”的制度创新

 从“军委”到“政委”

 皇上的编外“智库”

 相权的终结

 皇权的“和平演变”

 扁平高效的“小政府”

第四章 民心工程：被逼无奈的自我疗伤

 仁政下的寻租空间

 动了谁的奶酪？

 难以承受的潜规则

 灰色收入的集体漂白

 “黄宗羲定律”的陷阱

第五章 弹性反腐：一位财务“副省长”的死刑

 不怕“鞋湿”的布政使

 40两银子的死刑线

 雍正的“网开一面”

 乾隆震怒

 最终还是被“潜”了

第六章 行贿基金：贪腐走向资本化

 皇上的小金库

 皇恩浩荡下的“利益均沾”

 无处可逃的行商们

 “公所基金”的秘密

 鸦片贸易进入“伶仃洋时代”

第七章 圣谕宣讲：大清的“精神文明建设”

 张树声的直隶新政

 朱元璋的“大棒”与“胡萝卜”

 将“全民教育”进行到底

 “宣讲”好饭碗

第八章 第四代难题：乾隆遭遇大革命

 与英帝国的第一次对视

 法国大革命的阴云

 从北京到凡尔赛

 英国使团的中国印象

 一位法国老传教士的来信

第九章 资本盲流：上海地产首次大崩盘

 上海滩第一代地王：徐润

 房地产市场的“法制化”

 维稳的红利

 即将破灭的地产泡沫

 被搁浅的地产大鳄

第十章 帝国出轨：铁路总公司之路

 国字号惨败

 钱从哪里来？

 一份“互惠互利”的奏折

 “利权回收”的真相

第十一章 戊戌变法：衰老帝国的激情一跳

 变法诏令满天飞

 无谓树敌要不得

 虚弱的改革班子

 一个谣传引发的政变

第十二章 张之洞：走向军机的惆怅

 广东“赌王”的生意经

 谁是“连仲三”？

 军机处大门外的张望

 后院起火

第十三章　刚毅整顿：失控的大清财政

 财权下放后的恶果

 地方政府成为“车匪路霸”

 “永不加赋”过期作废

 贪官污吏抢搭便车

 刚毅挥棒下江南

 错失最后一根稻草

第十四章 庚子年危机：炉火上的群雄博弈

 一份假情报惹来的滔天大祸

 红顶赌王：刘学询

 “总统”李鸿章

 张之洞的帝王梦

 孙中山的“另一面”

第十五章 货币之乱：铸币机上的宪政

 突然失宠的银子

 孔方兄的逆袭

 疯狂的铜元

 美国方案与中国难题

第十六章 丁未政潮：无处不在的权争

 扑朔迷离的“性贿”案

 躺着中枪的段芝贵

 桃色反腐案的背后

 被引爆的“反腐炸弹”

 第一回合：两败俱伤

 北洋派的致命一击

第十七章 民变之变：谁来做最后的埋单人？

 清式特色的“民变”

 零和游戏

 风起云涌的抗捐事件

 集体失控的代价

第十八章 流亡生意：康有为的党产

 保皇党下海

 师徒反目的背后

 海外华商的“背叛”

第十九章 投机风暴：机会主义大革命

 失信天下的清政府

 靠口号牟利的保皇党

 革命机会主义

 尾声 激进的悬崖：通往死亡的快车道

 吴樾的那颗炸弹

 迟来的改革共识

 激进主义的狂飙突进

 一起跌落激进的悬崖

后记 中国曾经跌倒在哪里？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七”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清太祖实录》)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大清帝国的“诸葛亮”、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七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史稿·范文程传》)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人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一》)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面对如斯之大的“天下”，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4次科举。这5次科举，实际上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这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造反夺权阶段的政治团体，已经在为接管政权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清史稿·选举志三》)并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新政权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成(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清史稿·选举志三》)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打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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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无论是《吕氏春秋》中的百般譬喻：“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察今》)还是王安石的慷慨悲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都说明在“时不与法俱在”的情况下，应该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千古犹行秦王政。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自秦代以来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着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201 2年的秋天，我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分析，对比l 2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第63年。在开国第63年，3个王朝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个王朝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6个王朝(西汉、东汉、唐、北宋、明、清)，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各种艰难中的坚定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这些王朝都因获得了改革的红利而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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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 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离我们当下的距离最为接近，其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1872年语)，至今仍未终结，历史学家唐德刚形象地称之为“历史三峡”。同在这个“三峡”中，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的类似经历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 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罟然成功地战胜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历史宿命，克服了元朝所经历的强烈排异现象，政权延续了足足267年(自入关的1 644年算起，至1 91 1年)，从而在自秦以来的1 2个统一王朝中，占据了最长寿王朝的季军宝座，仅仅次于唐朝(289年和明朝(276年)。考虑到晚清时还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这个无论先天条件还是外部环境似乎都不占优势的政权。居然能够如此长寿，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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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吏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改革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甚至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深重的内忧(太平天国战争)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下，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已经悲观地计划如何面对“中国崩溃”后的残局和乱局时，这个政权却出人意料地缔造了“同光中兴”的数十年辉煌，并延续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同样，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自1861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史，绵延至今整整1 50年。除了中间的68年(1911—1979年)以“革命”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年(1861—1911年)及此后的32年(1979—2011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时至今日，当代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三十多个年头。

从历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今日，正值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无论从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利益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框架，同样走到了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罕见的宽松尺度，显然是基于对形成全民共识的期盼。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界，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