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是吴相湘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汇编，所述之政治人物，为生于起于清末民初之变局中人，时值内乱外患交加、政局多变、是非混淆，而作者的知人论世，均建立在其对史料的搜集和发掘基础之上，开民国史人物研究之先河。

吴相湘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时，便深受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史学观的影响，且性好旅行，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及海内外，尝一再远赴日韩欧美等地访问研究，每到一处，定搜求史料，满载而归。

《民国政治人物》著者吴相湘早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时，便深受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史学观的影响，且性好旅行，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及海内外，尝一再远赴日韩欧美等地访问研究，每到一处，定搜求史料，满载而归。

《民国政治人物》所述之政治人物，为生于起于清末民初之变局中人，时值内乱外患交加、政局多变、是非混淆，而作者的知人论世，均建立在其对史料的搜集和发掘基础之上，开民国史人物研究之先河。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慰廷总统老弟”之杰作

“五路财神”梁士诒

康梁与复辟运动

“旷代逸才”杨度

“项城劲敌”岑春煊

陈炯明“造反出身”

徐谦制造赤色政权

江亢虎与中国社会党

“今之寇准”黄膺白

居正革新司法

石瑛——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张之江与西北军

吴忠信安定边疆

朱执信知行合一

谦让容众的朱培德

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戴传贤菩萨心肠

陈果夫的一生

陈辞修生平大事

奉行以德报怨国策的汤恩伯

后记

　　晚色侵江白，轻舟发夏阳，潮声随岸远，山势送人忙。　　大地风云郁，长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处是潇湘?　　这是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于民国二年二月自汉口东下上海时的诗句，也可说是宋先生在人世最后的吟咏；因为在当年三月，他就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沪宁车站了。　　宋先生死时不过三十二岁，他是生于民国前三十年二月十八日，即清光绪八年壬午岁（西元一八八二年），依照我国传统计年法，上年正是宋先生八十冥寿。　　宋先生虽然“不幸早死”，但是在他三十二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却已经对国家民族尽了他最伟大的贡献，在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蔡孑民元培先生说：“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多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这是蔡先生亲眼见闻的写实，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语。革命历史的记载更多可以证实这一说法的。原来自民国纪元前八年华兴会在湖南起义计划失败以后，宋先生就与黄克强先生等先后东走扶桑，一以避清吏的捕杀，一以作负笈求学的打算——当时留日学生界几乎是以学习军事为风气，因为大家的认识，都以为要“富国”必先“强兵”，并且要想推翻腐败的专制政权，也必须要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先生初到东京时，也深为这一风气所感染，曾经报名学习兵式操和马术，以为投考军事学校的初步；但是经过四五月以后，先生的计划变更了：他决心肄习政治经济学，这是他涉猎各种学科和研讨立国的根本大计，又经中日友人研究他的个性兴趣以后的结果——当时友朋多称许先生头脑细密，秉有天赋的组织力和经国的才能——从此宋先生就进入法政大学（后改入早稻田大学）。努力学校功课的余暇，就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并且译述稿费所得，不仅可以添讲新书刊，有时还可以济革命党费用的不足，例如先生译述的日文名著《财政学》一书，它的稿费曾使同盟会渡过经济困窘的难关。　　宋先生这样苦学的结果，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有所得于心。当辛亥春，黄克强、胡汉民先生筹谋广州起义的时候，他就被推选担任统筹编制课长，由上海至香港埋首于草拟文告典章的工作。“三二九”起事时，先生于革命政府组织所需要的约法与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都已纲举目张，累累备载，完全拟具了。不幸起义之事失败，先生只好带着盛放这些文告法规的一只大皮箱潜回上海，蜷伏在民立报馆的小楼房中，根据失败的经验加以改正。武昌首义成功，各种法令规章能够很快地制定公布实行，就是宋先生十数年来潜心研究建设事业的成绩。　　在“三二九”与武昌首义的几个月间，宋先生在上海与陈其美、谭人凤诸先烈组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长江起义革命的总机关，更是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宋氏手撰中部同盟会成立宣言有云：　　……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而外此之入主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则以气郁身死，一则以事败心灰，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心，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旅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　　由此可见“三二九”一役以后，革命党人的情形以及中部同盟会成立的迫切需要——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后，一切均按计划进行，章太炎先生所谓“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可说是道出了中部同盟会组织的成效，也就是宋先生对民国的最大贡献。P8-10

自一九四九年春，渡海来台，每有余暇，辄喜阅读传记文学作品，因而引发了撰写近现代人物传记的兴趣。十余年来，先后写成三十余篇刊布各杂志。今特将其中现代部分汇集成册印行，就是这本《民国政治人物》。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各篇内容之所以显现详略参差不齐；执笔时间有先后，并非一气呵成，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笔者以为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词费，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殷鉴不远，以警国人。因之在本书内若干“问题人物”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

自古以来，知人论世，每因立场不同而难得平实；何况近五十年来内乱外患交相迭乘，政局多变，是非淆乱，秉笔更是不易。但本书内涉及的人物，对于国家的功罪，非常显明，举国早有公论，今后无论如何不致再有争辩。至于列举事实如有不周，则笔者孤陋寡闻之过，惟有祈求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