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部全面系统详实介绍共济会的专门著作。

共济会到底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阴谋论”的段子？共济会如何布下“看不见的”暗黑矩阵，影响和操控着英美政治？

《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英美政治背后的最大隐秘势力)》作者高鹏程以英美共济会的核心组织作为研究主题，以英美共济会数千万字的原始英文文献为基础，对共济会的组织起源、法律系统、思想内容尤其是组织架构进行了全面研究，本书严格按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法进行。

在当今这个时代，共济会的发展情况如何？它在西方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30年间，共济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共济会在西方政治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共济会是西方社会具有强烈政治性并兼具宗教性、秘密社团性的兄弟会组织，在近现代西方社会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影响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各个方面，认识共济会是认识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尤其是把握西方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英美政治背后的最大隐秘势力)》作者高鹏程以英美共济会的核心组织作为研究主题，以英美共济会数千万字的原始英文文献为基础，对共济会的组织起源、法律系统、思想内容尤其是组织架构进行了全面研究，本书严格按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方法进行。

《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英美政治背后的最大隐秘势力)》全书不仅对共济会总会所和会所系统的历史起源、组织概况、礼制形式进行了详尽梳理，而且提供了全面的组织统计、会员统计情况，在此基础上得出令人惊异的严谨结论，为共济会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序言 谁在统治世界

PART 1 神秘共济会概貌

 第一章 共济会基本概念

一、共济会员与共济会

二、共济会的组织类型

三、小结：共济会是资本主义一般性的超然社会机构

 第二章 共济会的礼制：“戏剧”形式的共济会仪式

一、礼制：共济会仪式的系统制度

二、礼制的级别：通过秘密“戏剧演出”获得更高级别

三、象征主义：以象征方式传达共济会的隐秘教义

四、小结：共济会的“秘密工作”组织活动形式世所罕见

 第三章 共济会法律

一、共济会法律的起源与多重类型

二、共济会的古代责任与里程碑原则

三、共济会宪法：特定总会辖区内的最高法律规范

四、其他共济会法律

五、小结：共济会思想是非有神论的类单一自然神宗教

PART 2 共济会的最基层组织———蓝色会所

 第四章 蓝色会所基本概念

一、蓝色会所的含义和名称

二、蓝色会所的特点和类型

三、小结：蓝色会所是由广大会员构成的共济会基础

 第五章 蓝色会所级别系统

一、蓝色会所级别概述

二、蓝色会所的三个级别

三、小结：蓝色会所进行的所谓“道德教育”

 第六章 蓝色会所运作模式

一、以纽约总会所1991年宪法为实例详解蓝色会所运作全过程

二、蓝色会所官职设置

三、“地网”状况：全世界蓝色会所系统大摸底

四、小结：蓝色会所内部运作与对外冲突解决模式

 第七章 共济会圣殿：共济会员活动场所与精神符号

一、圣殿的起源

二、共济会圣殿：实体意义上的建筑场所

三、著名共济会圣殿速览

四、小结：共济会圣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作用

PART 3 真实存在的蓝色会所实例

 第八章 第306号陆海军会所：美国军队的落脚之地

一、会所概况

二、会所附近军事要塞门罗堡的历史

三、会所变迁

四、美国军队与共济会关系

五、小结：共济会在美国军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九章 第1048号汉阳会所：韩国最古老的共济会所

一、汉阳会所概况

二、汉阳会所历史

三、汉阳会所著名会员

四、小结：汉阳会所深刻影响近代朝鲜政治

PART 4 共济会的最高组织———总会所

 第十章 英格兰联合总会所：共济会的组织之源

一、英格兰总会所概况

二、英格兰总会所大导师

三、英格兰总会所组织架构

四、小结：英格兰联合总会所是世界共济会最核心组织之一

 第十一章 爱尔兰总会所：盛极一时的源总会所

一、爱尔兰总会所概况

二、爱尔兰总会所组织架构

三、爱尔兰总会所级别状况

四、小结：爱尔兰总会所曾经影响世界共济会系统格局

 第十二章 纽约州总会所：美国早期权倾朝野的总会所

一、纽约州总会所概况

二、纽约州总会所组织架构

三、纽约州总会所著名会员

四、共济会总会所“天网”状况

五、小结：从纽约州总会所到国际共济会系统的分歧和冲突

后记 阴谋之外

说明

对共济会具体组织可以按多种不同的方法加以划分，前文对共济会的类型划分方法皆可应用到对共济会具体组织的划分上。在诸种共济会具体组织的划分方法中，以共济会员在共济会具体组织中的发展路径作为标准，不仅能够较为清楚地表明各具体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能够由此看出各具体组织在共济会系统中的地位，进而可以相对清晰地揭示共济会具体组织的结构性关系和功能性关系。

作为国际性的、具有秘密社团性质的兄弟会组织，现代共济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各国政府所忌惮。即便在有着所谓“结社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各国也都十分注意避免其他国家的共济会组织在本国设立直属的次级组织。从目前的研究证据看，各国共济会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界限，不同国家共济会之间的联系保持在仪式交流、法律融合和沟通协调的水平上，特定礼制和会团的设立和管理都要接受所在国家和地区总会所的管辖。在这个意义上，从特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共济会的类型和层次具有较为确实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的规模不同，共济会的发展规模也不同。相对来说，大国在人口数量和地域层次上更加复杂，大国的共济会具体组织的发展相应也就更加复杂，因此，对大国共济会的研究有着更为典型的理论意义。这里以美国为例来分析其共济会的类型和层次状况，某种程度上，其他国家的共济会组织系统可以看作是美国共济会系统的简化缩略版。

1.会所组织系统

现代共济会始于1717年英格兰现代总会所的成立，自那时起就已形成了以会所和总会所为组织单位的基本架构。事实上，1717年前的操作性共济会(Operative Masonry)时代或称古代共济会时代，会所和总会所的基本架构业已存在。古代共济会主要以从事大型工程的建筑行业为其社会基础。教堂、庄园和城堡等大型建筑工程不仅涉及建筑工作，还涉及装饰、艺术、音乐、园林等周边行业，甚至涉及宗教、军事和政府等非建筑领域。因此，大型建筑行业的广泛社会干涉性，使具有一般性的思辨性共济会员出现在操作性共济会中。

据此来看，现代共济会出现的标志并非是英格兰现代总会所作为总会所的出现，而是英格兰现代总会所作为思辨性共济会员的总会所的出现。操作性共济会以行会形式来设立其组织，其目标在于通过共同的协作去完成具体建筑项目的建设，即便在相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操作性共济会组织，由于彼此承接不同的建筑项目，同时又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建筑技术，所以并不存在身份冲突的问题，存在着的是工作对象的竞争问题。相反，思辨性共济会将其对象扩张到建筑以外的自然和社会领域，这就存在着对于彼此身份和参与这类集体活动的主体身份资格的承认问题，由此就会产生特定组织在特定空间地域性内的主体资格的承认问题，进而引发会所和总会所的地域管辖冲突问题。

在现代共济会系统中，会所是所有共济会员必须参加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组织形式。任何共济会员都必须加入某个特定会所，会所是共济会所有组织的唯一入口。任何共济会员都要从会所起步，开始其个人作为共济会员在共济会中的发展路程。即便是国王加入共济会也不例外。同时，任何特定的会所也必须加入特定的总会所，否则它所发展的共济会员及其会员活动是不合规的，也是不被承认的。因此，共济会会所组织系统由会所和总会所两个层次构成。

依据共济会会所组织系统的发展情况，可以将共济会在世界的发展分为三类地区。第一，无共济会地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伊斯兰地区都没有设立共济会。第二，共济会管辖明确地区。这类地区设有辖区相互排斥的总会所，不同总会所不向其他总会所辖区内颁发可以成立会所的执照。在美国，51个州级别的总会所都已明确各自的辖区。第三共济会管辖模糊地区。具体来说又分为三种情况，其中包括无总会所但存在会所的地区、不被公认的单一总会所地区和管辖冲突的多总会所地区。美国和英国属于第二类即管辖明确地区。

从会所组织系统来看，现代共济会系统并不存在着公开的最高常设权威机构，各总会所和会所皆作为独立法人存在，其行为后果由这些具体组织承担。这样的特征常使受“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制度影响的中国人感到困惑。用比喻的方式来说。现代共济会系统类似于灌木丛而非乔木，所有的枝杈和树叶并非衍生于单一的主干，灌木的繁衍并不需要那单一主干提供营养，也不需要单一主干提供类似统一意志的决策。

2.礼制组织系统

在共济会会所之上矗立着共济会的礼制组织。会所仅向其会员授予学徒、技工和师傅三个基本级别，而礼制组织向会员授予的却是整套的级别系列。任何共济会员要想进入礼制组织，必须获得会所的最高级别即师傅级别，才能获得进入礼制组织的基本资格。由此，会所层次就与礼制组织层次连接起来。

美英共济会系统主要包括两大礼制组织系统，它们分别是约克礼(York Rite)和苏格兰礼(Scottish Rite)。从级别方面来说，美国约克礼组织有10个级别，苏格兰礼有30个级别，加上蓝色会所的3个级别，约克礼的最高级别为第13。级别，苏格兰礼的最高级别为第33。级别。从组织构成方式来说，约克礼由皇家拱门分会、暗密理事会和圣殿骑士团三个礼制会团组成，苏格兰礼则以美国历史上形成的“梅森一狄克逊界”(Mason-Dixon Line)作为边界设立北部和南部两个互不隶属的辖区。从组织内部的权力形式看，约克礼采取自下而上的会团分立模式组织起来，苏格兰礼则采取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方式组织起来。从与其他组织的亲和性来看，约克礼更倾向于与社会性团体保持着较为亲和的关系，而苏格兰礼则更倾向于与军队、航天等要求严格纪律的技术类组织保持着较为亲和的关系。

礼制组织是共济会的精英选拔组织，共济会员在礼制组织中不仅要接受诸多级别的教育培训，还要经历不断的级部晋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共济会员的级别晋升、级部晋升都是选拔过程。礼制组织是美国共济会系统中较为复杂的组织体系，亦是美国共济会系统的两大支柱。相对于美国双礼制组织的情况来说，英国主要以约克礼为主，苏格兰礼仅作为英国共济会的特定礼制加以学习，在组织层次上并不发达。P14-16

一、共济会今天是否依然存在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讨论利润平均化的问题时提到，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既彼此相互斗争，同时又彼此互为同伙的重要特点。他写道：“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那么，马克思在130多年前所谈到的共济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呢？现在它是否存在？在互联网上，笔者找到一份2011年美国议会众议院向美国首都华盛顿总会所成立200周年进行祝贺的文件（原文见图0-1），这里将该份文件译成中文如下：

国会记录

第112届国会第一会期议程和辩论（华盛顿）

众议院

杰拉德·康纳利众议员

对哥伦比亚特区自由公认的石匠总会所成立200周年的认识

2011年3月1日

弗吉尼亚州杰拉德·E·康纳利议员阁下

杰拉德·康纳利：发言人先生，我来谈谈对哥伦比亚特区自由公认的石匠总会所成立200周年的认识和看法。

250多年来，共济会在美利坚合众国始终保持着非常活跃的状态。从1811年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成立以来，它一直致力于通过促进社区服务、公民责任和公共辩论，鼓励有着不同信仰的个人彼此互动和讨论。

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一直参与我国政府机构的发展和强化，其中不仅包括美国国会、司法系统、总统以及各执行机构，还包括首都各个地标的建设，例如白宫、史密森博物馆群、华盛顿纪念碑以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极大地促进了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的繁荣昌盛，其会员们建立起许多著名的机构，如科克伦画廊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且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哥伦比亚特区共济会基金会每年向公立学校的大学生提供数万美元的奖学金，参与大量的社区服务项目，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手挽手”活动、亚当斯·摩根日活动、苏珊·G·科曼乳腺癌治疗项目、退伍军人事务医院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医生无国界组织、食物施舍、圣贝尔德里克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会、特区希望组织、特区中央厨房以及特区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等等。

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不仅参与国内事务，还参与了亚美尼亚、古巴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相关活动。2008年，该总会所还主办了世界共济会总会所大会，这是历史上共济会领导人最大规模的一次聚会，大会对建立一个全球市民社团(a global civil society)的诸般方式进行了讨论。

发言人先生，我请求我的同事们加入到庆祝哥伦比亚特区自由公认的石匠总会所成立20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来。200年来，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始终秉承共济会“兄弟之爱、解脱和真相”的基本原则，支持个人可以和平共处、一起构建社会而不考虑其背景和差异的美国理念。

如果这样一封贺信是真实的，那么共济会依然存在就是确定无疑的。一般来说，在美国假冒众议员的可能性非常小。通过检索这位到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致贺的美国众议员杰拉德·E.康纳利(Gerald E.Connollv．1950～)可以看到，他不仅在维基百科网站上有专门词条，而且还有自己的议员网站和个人网站。从他的简历中可以看到，他拥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MPA)学位，他曾在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担任县议会(Board of Supervisors)的主席，2008年他当选代表弗吉尼亚州第11选区的众议员，他是民主党议员。这样，就基本上可以判定这封贺信是真实的。

从这封贺信的内容看，其中提到共济会不仅“参与了美国国会、司法系统、总统以及各执行机构”的建设，而且“还参与了首都华盛顿白宫、史密森博物馆群、华盛顿纪念碑以及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建设”。很显然，美国共济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这封贺信能够从网上查到，也表明这些内容都是“公开的秘密”。从贺信中还可以得知，哥伦比亚特区总会所成立于1811年，其成立时间比马克思出生的1818年还早7年。即是说，这个共济会总会所已经一直连续运作了200多年。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共济会这个组织并未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消失，它可能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

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共济会的发展情况如何？它在西方社会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30年间，共济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共济会在西方政治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完善对于西方政治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所必须要从事的工作。

基于上述这些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和现实的需求，笔者对西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共济会组织展开了初步的研究。这种初步研究的结果令笔者大吃一惊，那就是中国和国外在对共济会的研究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从国外对共济会的研究看，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有关共济会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在西方国家图书馆、各地方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英文亚马逊图书网站乃至互联网站上，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共济会图书文献，甚至有共济会早期及当代会议记录以及会员名册等；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共济会研究文献却少得可怜，国内学者除赵世锋所著的《俄国共济会与俄国近代政治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及何新编著的《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外，就只有几十篇论文，这不能不说中国学界在此方面研究存在着缺憾和空白。

二、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世界

在人类数万年的历史中，世界各文明之间频繁交往的时间不过几百年。在此之前，各文明之间因自然地理的阻隔，彼此的了解和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同样，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更深入了解也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特定组成部分，在人种学、语言学、宗教学以及社会学等诸多方面和领域，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仍存在着巨大的拓展空间。

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希望能够加强对于宗教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中这样写道：

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至今，我们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也不能说掌握了较为全面的知识，也不能说已经达到毛泽东同志对宗教研究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共济会这样介于宗教和政党之间的社会组织缺乏研究和认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扩展对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将对西方社会的认识置放在更加坚实的历史和事实研究的基础上，无疑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努力的方向。在党的十八大记者会上，习近平同志曾对记者讲到：“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样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笔者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可以说，笔者对共济会组织展开研究是非常偶然的。当笔者初次听说存在着共济会这样的组织时，对其是否存在也是将信将疑。而且，这类组织的存在与自己所学的西方政治理论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对共济会的文献进行了检索和查询，所看到的结果令笔者非常吃惊，因为任何不符合理论的历史事实出现之后，所需要修正的只能是理论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动机。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后来者，作为一名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后来者，笔者对共济会这样几乎难以用既有学科分类的组织进行研究，也必然是充满各种缺陷和遗憾的。笔者不耻学问简陋、能力微薄，唯愿能以此书对深刻认识西方社会有所助益。此书写作时间较为仓促，误错疏漏在所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批评斧正。

高鹏程

2013年7月1日

2012年春节，当家人将金字大红的春联贴上门旁，将威严的门神钟馗贴上门板：当电视里新年的钟声敲响，午夜的饺子已经下锅，绚烂的礼花在夜空绽放，驱邪的鞭炮如急雨般地响彻；当远方的亲人在电话中彼此道贺新春来临，祝福彼此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平安和幸福之际，我暗下决心，决定把这本关于共济会核心组织的书写出来。

一、写作本书的缘起

最近三四年来，互联网上有关共济会的各类信息开始多起来。似乎显示，共济会不仅是大仲马在其小说《基度山伯爵》中所提到的组织，亦不仅是《论法的精神》一书作者大事年表中提到的、孟德斯鸠所加人的组织，而是与世界数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有着广泛联系的，有着高度统一性的组织。

在西方社会，还传播着大量的所谓阴谋理论或称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的思想观念，相关文献数量之庞大、所述事情之具体，令人咂舌。乃至将这些内容写成数十部名为《阴谋的细节》的随笔类著作，亦不为过。这些阴谋论理论家当中，不仅不乏国会议员、知名学者，而且有些理论家的著作屡屡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中。有些专职的阴谋论理论家，更是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且场场爆满，不能不令人惊奇。在各类阴谋论当中，共济会是重要的主题之一。

西方社会对阴谋论如此关注，却并非如国内舆论那样扣上“阴谋论”帽子后置之不理那么简单。这不仅因为“阴谋论”这个标签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悖论，如被称为“阴谋论者”的那些人士是否自认是阴谋论者？世界上是否存在阴谋？当然，有些所谓阴谋论的内容是不可证实的。如果可以实证的话，除非法律诉讼期已过，有关人士在很可能上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然而，就学术研究而言，在某些没有充分证据的理论和有着充分司法证据的案件之间，存在着宽广地带，共济会问题就处在这个模糊地带中。

与共济会有关的互联网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的大学中，作为大学教师，我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大学生们向我提出有关的问题。由于我担任北京大学政治学原理这门骨干基础课的任课教师，共济会又被传说与政治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舆论指称共济会是操纵西方国家政治的幕后之手，如果这样的论断所基于的事实是真实的，那么它就应被纳入政治学基本理论所概括的历史和现实的范围内。毕竟，如果任何理论不能概括理论和现实，那么应该被修改的应该是理论而不是事实本身。任何理论面对其论断的反例，而不扩展其理论的内容，那么该理论所面对的只能是危机。这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在面对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个反例所遭遇的理论危机是一样的。

在以往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我通常都让学生尝试用比较的方法来撰写期中小论文。通过比较两个政治现象的相似性、差异性和联系，来锻炼学生在本科时候的写作能力。学生们在参加高考时，往往被要求撰写800～1000字的作文。在本科生的课程中，我则要求他们能够撰写3000字左右的小论文。由于我所授的课程一般由大学二年级学生必修，而他们头脑中的知识主要还是高中阶段获得的内容，于是学生们往往会选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总统制与内阁制、英国君主制和泰国君主制之类的题目去写。几年下来，学生们的小论文题目开始出现重复。在这样的情况下，尝试新类型的论题和研究方法就很有必要。

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的教材都将西方社会假设成原子化的社会，认为自然人将其身份转换为公民(即自然人的政治身份)，然后通过选举将胜选者安排到法律规定的、其职权相互制约的职位上，整个社会和国家就能够达到理想状态。至于西方的各类社会团体，它们都是公益性的，即便参与政治活动也都是为了公益目的。这种对西方政治在社会基础上的假设，显然与西方社会以工业经济和制造业为基础的、有着高度分工的经济在结构上是不同的。很难想象，具有如此复杂经济基础的西方社会，其政治组织方式竟然与工业革命前“一麻袋土豆”式社会结构是完全同构的。仅凭一张张选票的累计就能完成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整合，这样的社会前提假设明显存在着常识性的缺陷。  在这样两方面考虑的基础上，我为每位同学单独找一个西方共济会团体作为研究题目，让本科生同学以互联网为手段，自己探索一下西方社会这些团体的历史、组织形式以及活动情况等。这样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学习和探索能力。而且可以锻炼一下英文水平。学生们对这样的挑战非常感兴趣，因为这类论题与他们平常所学到的对西方社会的认识是明显不同的。对于这些年轻的学子们来说，某种程度上撰写这样题目的小论文是理论探险，而年轻人对探险总是兴致盎然。

论文的结果是令人惊异的。首先，将西方社会等同于公民社会的假设屏蔽了学生们对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实际上，在西方国家中，自然人通过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选举等，不过是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最表面现象。在所谓公民社会的表面下，还存在着庞大的社会社团、宗教团体和民族团体等，这些社团隐蔽在社会的底层，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其次，秘密社团是西方社会政治运行的重要结构。共济会所具有的跨宗教、跨民族、跨地域的特征，使之成为整合不同类型社会团体的重要组织中枢；再次，有关共济会的很多术语，在中文语言中连基本的翻译都没有，对于有关共济会的很多文献，学生们根本无法读懂，亦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因此亟待为该领域的研究建立一个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还有，很多学生对共济会的级别仪式感到惊异，其仪式所演出的戏剧内容都非常古老，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有些学生甚至将共济会仪式中所阐述的历史当成真正的历史，乃至因共济会从事部分慈善事业来避税就将之视为慈善团体，而不知道共济会建立的前一百年是不从事慈善事业的。

这也说明，共济会并不是那样让人看起来一目了然的组织。一方面，在缺乏系统研究的情况下，仅凭猜测它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或不应该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或可能不是什么，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对共济会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曾遇到美国大学里的被称为“法律兄弟会”的组织，它们与共济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向一位在美国大学中从事教学十多年、留学归来的教授询问，这类“法律兄弟会”是什么组织时，他说它们都是美国大学里的“黑社会”。

这些对于共济会的认识不仅非常混乱，有些观点甚至是彼此矛盾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显然是被描述成理想社会的西方社会中的异类，而相关中文文献竞然寥寥无几。于是，笔者在经过数月的文献检索，决定拿出一年或更多点的时间，对共济会的核心组织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理，并希望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些较为确切的结论。这些构成了本书写作的缘由。

二、致谢

在本人研究共济会核心组织的过程中，笔者的很多学生都提供了帮助。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向东在临毕业前，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第1次校对。修习所教课程中的部分本科生同学都很关注我对此研究的进展情况。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本科生潘雨、庄仲、宋传慈、刘硕、王怀乐、李钦帅和韩天放等同学帮助笔者进行了第2次校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在百忙中用五天时间，通看了本书全文，为本书各章节的小结及最后研究结论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笔者对相应部分进行了修改，在此深致谢忱。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笔者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李景鹏教授、周志忍教授、李成言教授、徐湘林教授、沈明明教授、江荣海教授、吴丕教授、杨明教授、黄恒学教授、金安平教授、燕继荣教授、赵成根教授、王丽萍教授、包万超教授、袁瑞军教授等进行了多次广泛的交流。他们都基于自己的学科研究方向，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

东方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很大便利。东方出版社黎松副总编辑、本书责任编辑马艳芳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表示诚挚谢意。本人的学生曹春为本书出版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对她表示特别的感谢。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笔者与《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先生就本书的出版发行以及共济会与金融史的关系等交换了意见。

在本书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中，我已近80岁的父亲高亚夫、70多岁的母亲刘润香为能让我专心于写作，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对于我写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理解。家人给我的无微不至的体贴，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感恩和亲情的意义。

高鹏程

2013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