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设计师》的作者莫列齐·姆贝基以一种全新的和挑战性的方式，分析了非洲的苦难并得出结论，认为非洲的贫困责任并不在于非洲的民众，而是在于非洲的统治者——政治势力集团。正是后者，令自己的国民持续贫困而自己却生活富足。作者将笔触集中于他出生的国家南非和当年的流放地津巴布韦，讲述了一个失去了机会和毁灭了希望的故事。在坦诚地暴露问题的同时，作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何打破非洲势力集团盘根错节的政治统治，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据估算约有10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居首。

用一种全新并富有挑战性的方式，莫列齐·姆贝基在《贫穷的设计师》中分析了非洲的苦难并得出结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政治实力集团。在设法使他们的国民深陷贫困的同时。政治实力集团却养肥了自己。

以莫列齐的出生地南非和他当年的流放地津巴布韦为主要背景，《贫穷的设计师》讲述了一个非洲大陆如何失去蓬勃发展的机会和正在丧失追赶希望的故事。然而莫列齐不是一个非洲悲观主义者。在坦诚地暴露问题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打破非洲实力集团盘根错节的政治统治，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重新回到发展的道路上。

图表目录

缩略语

译者序言

引言

第一章 非洲的郁闷

第二章 南非的实力集团

第三章 南非的去工业化

第四章 一个失败的非洲国家的形成

第五章 地区整合的失败

第六章 非洲需要新型民主

附录 冲走谷壳之雨

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情况并非如此。非洲的私有成分绝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外资拥有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构成的。但这两方面均不能在市场中自由经营，因为他们都是在政治上被其他人——控制国家的非生产者——所支配。这就解释了非洲私有成分不能成为经济发展引擎的原因。他们缺乏政治权力，因此不能以实现他们目标最大化的方式来自由经营。更重要的是，如前所指，在决定如何处置剩余上也是不自由的。

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成为欧洲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从15世纪末期到19世纪结束期间，北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土著遭到了系统的种族灭绝。直到最近，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州大屠杀中的少数幸存者才开始将他们的故事公布于世。

欧洲帝国主义同样地对非洲进行摧残。大量的人口被作为奴隶运往美洲。大规模的内陆冲突是由奴隶围捕者——他们中的大部分自身也是非洲人——制造的。同样重要的是，非洲本土制造工业被系统地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的廉价进口产品。非洲的工艺技巧被掺假和商业化，在一些情况下则是彻底失传了。这一大陆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也被欧洲帝国主义全面压倒，其结果是非洲的许多宗教被传教士边缘化、粗俗化和贬低，而最终遗弃了。

亚洲的故事则有所不同。相较非洲而言，欧洲帝国主义对当地的负面影响没有那么深远。虽然在19世纪英国通过进口来自曼彻斯特的机制棉布在初期摧毁了印度传统的纺织工业，但印度的企业家进行了反击：获得了现代技术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纺织工业。亚洲的宗教——穆斯林、佛教和印度教——也被证明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努力难以渗透的。

因此，外国势力造成了非洲政治实力集团从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国家的先天不足。殖民主义者通过如人头税和在种植业、矿业和基础设施中的强制劳工等方式，将这些国家不仅作为政治压迫，而且作为经济剥削的工具。虽然多种形式的人头税和强制劳工创造了低成本劳动力，但商品农业才是给殖民地国家提供收入和利润的来源，这些收入和利润反过来又被用于巩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统治。商品农业收入是由国营公司或来自殖民地宗主国享有优惠的私有垄断集团从农民那里获得的。不论哪种方式，付给农民的价格都要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

今天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通过永久化新殖民主义国家和其附带的由殖民主义者建立的社会经济剥削体制，得以维持和延续。然而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是寄生在前资本主义的非洲社会制度上，并且未能对非洲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生产模式进行改造，尽管为使殖民主义势力能从这些经济体制中汲取原料和小量剩余引入了一些变化。这些小量剩余被用于支撑殖民主义的行政管理机构。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今天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在其中经济是无法增长的。在这个非洲次大陆上，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已经使其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

这一由殖民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发育不良的，且在他们离去后又被其继承者——政治实力集团——所永久化的经济体制，是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的。久而久之，他们开始吃光自己的基础，导致了使今天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名声扫地的所有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及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解决方案的依赖。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业已建立和稳定的社会结构，或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稳定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由于非洲大量专业人才的对外移民，这种状况可能会延续到遥远的未来。世界银行估计，每年有20000非洲毕业生离开这个大陆。P16-18

在中国，很多年以来他被称为“小姆贝基”，因为他有一位时任总统的哥哥——塔博·姆贝基。重视关系的中国人在介绍他的时候更是特别强调这一联系。但他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尽管无奈。本世纪初，他以南非智库——国际问题研究所副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时，受到见过南非总统的院长的接见。院长以中国人的方式寒暄：“你长得真像你的哥哥。”他以一句玩笑回答：“不，是他像我。”事后我问他：“你的哥哥是总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说你像他应是不错吧？”他笑答，在新南非成立之前，当他在流放地津巴布韦已成为著名记者的时候，他的哥哥因负费情报工作，对外默默无闻。新南非成立之后，他的哥哥成为首任副总统、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大家就是说哥哥长得真像弟弟。

他就是本书的作者，莫列齐·姆贝基。在本序言中，我用他的名字“莫列齐”，而不用西方习惯的“姆贝基先生”，也不用中国人熟悉的“小姆贝基”，而把“姆贝基”留给他的哥哥。因为这不仅是避免兄与弟的混淆，更是因为长期以来，莫列齐就是一位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其兄相左而闻名于南非政坛。我想，这也许就是莫列齐不愿接受“弟像兄”背后的故事。

对于听惯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故事的中国人来说，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对南非政府的抨击令人耳目一新，因为他的哥哥前总统姆贝基曾是政府的首脑和政策的制定者。其中最著名的分歧就表现在黑人经济强化(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简称BEE)政策上。BEE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非投资者影响巨大，笔者曾作为中国在南非最大投资的公司的董事长亲身感受到这一政策的冲击和困惑。莫列齐系统分析了这一政策制定的背景、动因和后果，认为这一政策是拥有国际背景的矿产能源复合体对执政的黑人实力集团的贿赂，其目的是使资本外逃，并在联手将南非广大群众的贫困永久化的基础上，使跨国公司的利益得以继续和少数实力集团的成员牟取私利，更为严重的是使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莫列齐出生在一个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斗士的家庭。父亲高万·姆贝基(Govan Mbeki)20世纪30年代加入了南非共产党，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曾在罗宾岛与曼德拉一起被囚禁了24年，新南非成立之后担任首任参议院副议长。莫列齐本人早年在流放地津巴布韦积极从事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曾是非国大最有力量的同盟者——南非工会联合会(COATU)的联络部长和非国大的媒体顾问。更不用说他的亲兄弟是总统，他本应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分子。但在本书中，他却站到了政治实力集团的对立面。“南非前总统的弟弟批评BEE政策”成为本书出版后最抢眼的评论。他的观点振聋发聩，而他的道德勇气更是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肯定。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莫列齐的勇气也是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家庭和其他南非黑人一样，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作为斗争的先驱，他的家族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及做出的牺牲更非常人可比。但是，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肯定一样，莫列齐对于在种族隔离政策实施的半个世纪中南非实现了工业化也给予了肯定，并认为这是南非随之而来的中产阶级和工会运动的经济基础。对于近10年来发生在南非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由此使工会被边缘化的现象则是痛心疾首。20世纪50—60年代南非的前总理弗沃德(Hendrik Verwoerd)，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architect of apartheid)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莫列齐为本书起名《贫穷的设计师》，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而抨击的对象更是直指非洲的诸政治实力集团(political elites)。书名背后是作者愤怒的呐喊和清醒的警示：今天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通过新殖民主义、BEE和去工业化等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造成的非洲人民的绝对贫困，其危害不亚于种族隔离制度，甚至更甚。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但也正说明南非的工业化使其有别于其他非洲国家，它已拥有一个小的中产阶级和独立的大众媒体。

莫列齐对南非领导人曼德拉十分尊重。在安哥拉孤儿院，我曾亲耳听到他动情地向演奏乐器的孩子们讲述曼德拉在罗宾岛单身牢房中，靠拉一把旧小提琴克服寂寞、坚定斗志的故事。但在本书中，他对曼德拉在为《自由宪章》(The Freedom Charter)所做解释中预言的，新南非实行的政策将促成“繁荣的非欧洲人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失望，认为执政者只不过是“南非去工业化的看守人”(the caretaker of South Aftica'sdeindustrialization)；BEE政策打击的是黑人企业家精神的出现，得益的是少数没有生产能力的政客。在涉及其兄姆贝基的论述中，莫列齐的笔触依然尖锐和深刻。在回顾姆贝基从1997年高举“非洲复兴”(African Renaissance)之旗光芒四射地亮相于国际舞台，到2008年黯然离去的过程时，莫列齐认为，在南非国内脱离了广大群众，包括以工会为代表的工人和在政权结构中没有代表的农民，在非洲事务中没有支持作为“复兴”基础的新兴的民主力量，应是重要原因。

莫列齐在本书中的视野并未止于他所出生的南非，而是扩展到整个非洲。他从历史的纵深到全球的广度，描绘出一幅迄今远不乐观的非洲大陆图景，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次大陆上，相当大比例的人民仍属于“世界底层的10亿”(the bottom billion)，并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恶化。他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洲各国的统治者，他称之为政治实力集团，作为他们思想基础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根本上是数百年来殖民地宗主国灌输的产物，而原来本土的文化和宗教早已被殖民者消灭殆尽，甚至国界也是殖民者出于政治分化的目的而强行划定的。20世纪50—60年代席卷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莫列齐将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的发展与非洲进行对比，认为亚洲古老的文明没有被西方彻底摧毁，而在当代实现了涅槃。中国士大夫和印度婆罗门的后裔所建立的现代国家不是殖民地国家的拷贝，而是根据自己国情的特点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是今天的亚洲将非洲远远地甩在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莫列齐也对欧洲发展的历史与非洲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指出那种认为非洲国家弱小，因而必须进行地区整合，建立欧盟那样的共同市场组织是一个伪命题。理由是今天的非洲没有如欧洲那样长期稳定的国家基础，也没有通过各自国家的努力而达到大体相同的经济文化水平；地区整合的首要动因是政治安全而非经济发展；具有企业家精神和竞争力的小国同样可以傲立于国际市场之中，如欧洲的芬兰、瑞典和非洲的毛里求斯。因此，他对于以地区整合为由建立的形形色色的区域组织的实效表示了明确的质疑。

出路何在？莫列齐认为非洲需要新型的民主，并列出了从转变思维方式到改进教育和培训，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到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目的是使非洲大陆从新殖民主义的伪国家状态，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作为一个学者，莫列齐曾多次访问过中国。对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程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他认为中国教育一年能培养出60万名工程师，而南非2004年仅有24个工程专业的黑人毕业生，从一个侧面看到竞争力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巨大差距。而中国始自农村的改革更是对南非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他不认同视中国为新殖民主义国家的看法，认为中国在教育和制造业等方面的发展使中国具有竞争力，而正是非洲政治实力集团在搞新殖民主义和去工业化，使非洲的竞争力式微，沦为今天东西方角逐资源的战场。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家，他希望与中国合作，实现双赢。

与他在政治上充满理想和道德感一样，莫列齐在实业发展上也有很多梦想。在本书中他曾感慨道，若曾经设想构筑从开普敦到开罗纵贯非洲铁路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德(Cecil Rhodes)在天有灵，他将发现，100年之后的非洲距离他的设想更远了。这句话曾被一些人解读为“南非前总统的弟弟说，今天的非洲还不如当年的殖民地时代”，而饱受诟病。但遗憾的是，今天非洲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已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难道不是事实吗？重要的是，莫列齐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曾经设想与中国合作，接手濒于瘫痪的坦赞铁路的管理；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建设铁路；为尼日利亚提供机车和车厢，等等。莫列齐曾与笔者一起两次访问安哥拉，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却有2000万颗战争期间留下的地雷的国家建设一座轧钢厂，使用在津巴布韦中国援建的钢铁厂生产的钢坯做原料，解决这个国家每年50万吨钢材的进口替代问题。我们曾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探讨从南非高品位铁矿石的产地西森，修筑一条900公里的铁路或矿浆管道，将目前由于运力制约无法出口的铁矿，运到毗邻印度洋的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未来新兴的工业区，在那里用中国的设备和技术建一座年产300万吨的钢厂，生产的产品将打破目前南非被外国垄断的钢材市场，为南非的机械制造业提供有竞争性的原材料，同时将多余的铁矿石出口到中国原料饥渴的市场。为此，他曾满怀热情地随我在中国访问了能够生产和管理同类轧机的坐落在邯郸的新兴铸管公司，到天津港考察了铁矿石装卸码头。所有这些都充满了莫列齐在本书中反复论述的使非洲工业化的理念及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合作双赢的期待。也许正是由于本书中所揭示的种种问题，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迄今仍然只能停留在莫列齐的梦想当中；而作为曾经对这些项目充满信心的笔者，则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它们迄今举步维艰的部分答案。

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莫列齐从青年时代就以极大的热情给予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更促使他以强烈的兴趣投入中非比较经济的研究。在本书的结尾，他从周恩来在1964年访问非洲10国之后的一段讲话中引出结论：“非洲今天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与中国类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在20世纪前半期曾经经历了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80年代以来又经历了不争论“姓社姓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我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以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理解一位非洲朋友对中国曲折复杂历史的视角，感受到他迫切希望改变非洲艰难现状的拳拳之心。

在读完本书之后，我曾经问过莫列齐一个问题：你有许多头衔，私人企业家，著名记者，独立智库的学者，总统的弟弟，哪一个你认为对你最重要？他的回答是，学者。我想，在一些人看来，随着南非总统的更迭，今天“总统的弟弟”这一耀眼的头衔已经失去光芒了(尽管他从未想站在那样的光环之下)，莫列齐也许就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但是在2009年4月——塔博·姆贝基的任期本应在2009年4月结束，但迫于内部压力，他于2008年9月宣布辞职——《贫穷的设计师》一书就完稿并于同年出版了。20lO年8月当莫列齐在南非将此书送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他似乎比以前更忙了，他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大西洋的彼岸和太平洋的两岸。我相信，没有了总统弟弟的光环，莫列齐将会以更加独立和鲜明的观点，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对莫列齐本人而言，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始终如一的真诚的非洲大陆的学者。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与非洲打了近20年的交道，几乎访问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所有国家，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南非的历史性巨变和中国南非关系的历史性转折。《贫穷的设计师》一书带给我的是一个与我曾经受到的教育不同、但与我亲身感受共鸣的非洲，从而也激起我这样一个企业管理者翻译此书的冲动。我希望关注非洲的中国人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非洲，因为无论是加强国家间的战略合作，还是发展民间的友好交往，这都是最重要的基础。

董志雄

2010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