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建强编著的《民国先生》通过各章角度独到的观察、叙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其丰富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本书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

书中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在感慨之余，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马建强编著的《民国先生》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之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民国先生》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我与建强的公谊与私情（代序） 贾梦玮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蔡元培：百年不变的感恩与追忆

家书中的梁启超——新国民从新子女开始

从张謇到陈嘉庚再到李光前——中国百年实业与教育的微观察

张元济与陆费逵：一个是商务，一个是中华——中国教育出版的双子星座

携来十侣曾游——记民国十二年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

出版家：教育家的另一张面孔——以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为例

三人行，行行重行行——记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

高才短命人谁惜——记曾昭遹的文博人生

歌声中的学校　学校里的歌声——百年中国教育史的弦歌版呈现

参考书目

后记

五

作为一个研究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化史的学者，我对张謇、陈嘉庚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了，但李光前却一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让我知道李光前，并对李光前充满好奇，继而充满钦佩的人，是我的领导，南京特殊教育学院的党委书记丁勇。丁勇书记老家是山东日照人，仔细排起辈分来，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的长辈。他父亲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沈阳炮兵学院进修毕业后回到老部队福州军区炮三师任职。炮三师师部驻军即在南安梅山。一个师的师部怎么会驻扎在一个小山村呢？这当然有作为军事单位的军事考虑，比如南安梅山在福建东南沿海，属于二线地区，进就是前线，退就是后方。但也还有一个原因与这个李光前有关，这话得慢慢说来。

1893年李光前出生在这个四周皆山、门前有溪的贫穷山村，8岁丧母，10岁随父下南洋，此后再也没有回家乡。但他并没有因为未回家乡而淡忘家乡，相反却因为从未回过家乡而倍加思念家乡感恩家乡。不同于下南洋讨生活的祖辈父辈们，李光前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文明教育，是暨南学堂、清华高等学堂的优等生，是唐山路矿专门学校的肄业生，是新加坡官办测量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是美国某大学土木工程科的函授学生。离开学校，李光前先后在庄希泉的中华国货公司、陈嘉庚的谦益公司任职十多年，练就了出色的经商才华，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

陈嘉庚那一辈人下南洋的时候，最初差不多就是劳务输出。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富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急需大量的原料、矿产、资源。南洋当地人口很少，并且文明开化较晚，当地人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荫妻福子的观念几乎没有，日常生活有吃有喝便很满足了。当时在广袤的南洋大地进行劳作的几乎全是原籍福建、广东的侨民。这个时期的侨民，只要个人勤奋，不甘平庸，善动脑筋，总能很快就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前面文章里提到的南安籍黄奕住就是这样的人。

陈嘉庚读过书，父亲也早他几年下南洋，多少有些财富的积累、人脉的积累。所以陈嘉庚一到新加坡，马上就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车道。当然，陈嘉庚不会满足于他的父辈们的营生方式，父辈们往往早期都是出卖苦力，起早摸黑，省吃俭用，等有了一些钱便难免开始小富即安，贪图享受，有的还三妻四妾，吃喝嫖赌，或者盲目投资。陈嘉庚不愿重蹈父辈覆辙，当1903年父亲破产后，陈嘉庚便开始自立门户独自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一个英国人讲橡胶业很有前途，于是他瞄准商机，果断大胆地用1800元一次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种植在原先父辈们种植菠萝的山坡上。就是这1.8万粒橡胶种子，成就了陈嘉庚。

当这1.8万粒种子变成漫山遍野的橡胶林，再变成西方社会急需抢购的橡胶原料，陈嘉庚一下子就变成了“南洋橡胶大王”。以橡胶业为主业，他投资经营的菠萝罐头生产、船舶交通运输、油米食品加工等产业，也都得到了巨大发展，陈嘉庚的事业到达了顶峰。作为漂泊异乡的海外华人，无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家乡发达、同胞幸福。这时陈嘉庚开始加大了对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的投入，最多的时候，陈嘉庚投入学校的资金差不多是他所有的资产。纵然陈嘉庚热心公益的赤子之心是毋庸置疑的，但企业的发展自然有企业发展的规律，它的成本、它的效益、它的管理、它的抗风险能力、它的资金流动、它的机构设置、它的文化建设，等等，都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除了胆魄，除了品德，企业更需要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远见。然而当他的女婿李光前提出投股于陈嘉庚的企业，继而建立现代化的谦益公司股份制的时候，陈嘉庚却油然感到不可思议，他觉得企业不能只想着股东的利益，仿佛股东就是想着个人发财，不顾企业社会责任，不会回报社会，特别是不会捐资办学投资公益。这就像张謇所说一样，他是营志胜于营利，他是事业家，不是企业家。于是陈嘉庚与李光前之间终于在企业理念、价值观念、经营手段等方面产生了矛盾。

等到了1926年的时候，李光前已经在陈嘉庚身边干了整整十年。他觉得谦益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传统的橡胶种植业与原料加工业，基本属于利润最低的下游产业，并且极易受到国际橡胶市场供求的影响。他希望能拓展企业经营范围，增加企业营利渠道。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前听说一位英国商人因要回国发展，想以十万元价格转手出售一块占地千余亩的橡胶林。李光前前思后想觉得可以一试。于是，他便向陈嘉庚陈述此事，不想话还未说完，陈嘉庚便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痛斥李光前：“哼，你跟我做生意十来年了，难道根本没有长进，这点常识都没有？麻坡那儿是老虎出没的地方，以前曾有割胶工被老虎吃掉过。别人想抛掉的荒地，你竟然还要去收购？”李光前当然很委屈，因为他看英文报刊获知政府要开发麻坡地区，马上要修一条公路通往此地。一旦公路通了，老虎自然会销声匿迹。可无论怎么解释，陈嘉庚就是不同意。

但李光前毕竟此时也是一个在商场上历练了十多年的高手了，他认定的事也不会轻易动摇。既然岳父不同意，那就自力更生吧。他拿出个人所有积蓄，然后再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凑到八万元，还差两万元。万般无奈下，他向卖方说明手头只有八万，可否先欠两万。想不到的是这位英国商人急着回国，再则也以为李光前不知道这个橡胶园以前发生过老虎吃人的事，害怕李光前知道后会反悔，于是便同意先付八万，余款分期付还。就这样，两人立马签约，不久果然政府修建了公路，这块胶园价格马上就暴涨了。因为李光前心中有更大梦想，一年之后，看到胶园价格已经到了可以出售的时候，果断以四十万价格出售，一下子就赚了三十万。有了这笔钱，李光前便正式辞去谦益公司的职务，离开陈嘉庚开始到麻坡地区独立创业。为表达对陈嘉庚的感恩，他特别将新公司取名为“南益”：南，就是他的家乡南安的“南”；益，就是陈嘉庚谦益公司的“益”。南益公司至今尚存，数年来，经过李光前的精心打造，再经过长子李成义的传承创新，它已经成为了新加坡最著名的华商企业。

李光前成功收购再转让麻坡胶园，只是一个个案，后来业界过于夸大这件事的传奇性，说“李光前洪福齐天煞气大，就连老虎也害怕”，但由此不难看出，在李光前身上，具有陈嘉庚等老一辈华商所不具备的魄力。

P83-85

我与建强的公谊与私情

贾梦玮

至少是在江苏，马建强是几“界”著名人物。比如在教育界，他曾任金坛市社头中学教师、江苏教育学院大学教师多年，现又在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任职，是教育专家；在编辑行当，他曾任江苏教育出版社编辑多年，又曾任《莫愁》杂志总编辑，《莫愁》家教版便是在他手上创办的；在文学界，熟悉马建强的人很多，他不仅是位散文作家，也是个文学的热心人，关心作家，关心文学的生存和发展。

建强从事的这些行当，细察之下，都与教育相关，教育是贯穿的红线。他平时说话，声音或高或低，话题往往不离教育；提笔为文，选择叙写的对象，无论是蔡元培、胡适，还是朱自清、叶圣陶……也基本是与文教相关的人物。不仅是与文教相关，也不仅仅是为文教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人物的为人、为教、为文都足当楷模，故而让建强为之深深折服。也许在建强看来，只有在民国，才可能出现这样一些人。他是从心里喜欢他们、感佩他们、景仰他们，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尽一切可能搜寻与他们相关的资料。这种搜寻费时费力费神，可是建强乐此不疲；由于“爱”，爱得深沉而又热烈，因此寻找多年，居然还能有新的发现，真不可不谓是奇迹。建强的“意外之喜”，连旁人也要为他感到高兴。

建强从来不是个吃“独食”的人，有好的东西一定要和大家分享；我的理解，这种“分享”，更多是建强自己的需要。也是因为“爱”的缘故，说起他喜爱的人物，建强的嗓门也就没法小下来，雄健洪亮，声震屋宇。他是要把自己喜爱的人介绍给大家，又怕别人开小差。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的爱憎分明也有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爱”上：不留余地，尽情抒发，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因为所说不少是大家自以为熟悉的人物，听众们开始还有点心不在焉，但不知不觉便会被他所感染，于是屏声敛气，侧耳倾听。人到中年，建强依然非常阳光，在他的阳光之下，好坏、红黑、忠奸立判；在现实生活中，他倒不攻击、斥责别人，对于自己所厌恶的对象，他也不多加评论，好像懒得去提。所以建强又是个只“立”不“破”的人。但因其“爱”之分明，“立”之不遗余力，“憎”和“破”也就不言而喻、不攻自“破”了。

说之唱之，舞之蹈之，人到中年，犹嫌不够，只能落笔成文，让其所爱在叙写中“神气活现”——这是建强的功德和公德。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曾在《钟山》发表，间接地，我也受感染不少，学习到很多。

以上是“公”，再说点“私”。

我与建强同龄，相识已近二十年，没有利益往来，居然能不离不弃，君子之谊倒大有“老而弥坚”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实属不易。这种纯粹的友谊，曾经广受推崇，如今却似乎已有点不合时宜了。所谓“利益不长久，‘友谊’三五日”。然而，只要人与人之间还有精神相通，还能惺惺相惜，互相欣赏与砥砺，友情便不会消亡。我与建强如此，原因何在？我想大概是因为“宽容”吧。世界是复杂的，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拿来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在黑和白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地带，对“人”来说就更其如此，不论它是某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只有视角足够地“宽”，你才能看到朋友的全部；只有心灵足够强大，你才能“容”下对方的所有。我本想说点“私”，居然又说到“公”上去了。我想“私”倘能与“公”同构，大概就可能有真正的友谊了吧。

（本文作者为《钟山》杂志主编，一级作家，文学博士）

2010年的春天，是一个崭新的春天。它不仅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个春天，也是我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的又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前的那个冬天，我终于告别了原来工作的单位。在我迎来又一个春天的时候，我也迎来了我的新工作。

我是1987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的。先做过两年乡村初中教师、两年乡村高中教师，再到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两年，后留校在团委工作两年，在党办院办工作三年，到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工作了两年。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从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副总编做到总编。按说人过四十，四十不惑，本可以就此安营扎寨了。但我实在是个有着化解不开的教育情结、学校情结的人，我特别喜欢学校，无比渴望能再回到学校工作。原因之一就是我多年来没有了母校，我的母校都先后消逝了。

我从小生活在江苏金坛的山区农村，村子里有一所小学。所谓小学，就是在竹林、坟堆、田地、池塘之间的一排土墙瓦屋。学校没有围墙，上课时教室里常会钻进来几只鸭几只鸡，下课后水牛会和我们一起靠墙而立，它是蹭痒，我们是发呆；偶尔我们在蹭痒，它在发呆。说是小学，但上完五年小学后，六年级、七年级（即现在的初一、初二）还是在这里上。当时所谓“戴帽子小学”，也承担初中的教学任务，相当于现在专科学校，也有本科专业与本科学生。我上完七年级后到乡里上了一年初三，然后转战一个较大的镇，上了三年高中。后来我考上了常州教育学院，工作四年后又到江苏教育学院进修。这就是我全部的学校学习经历。

可是，后来我上的这些学校都一一消失了。我的小学叫山蓬小学，先是“帽子”没了，不招初中生了，后来小学高年级也不招了，从完全小学变成了初级小学，再后来学生全到乡里上了，小学校干脆就变成了村委会。乡里的中学叫罗村中学，我在这里上了一年。这所学校是罗村乡境内唯一一所初中，该乡方圆近百平方公里，按说这所学校应是万年桩，但前些年撤乡并镇，乡没了，乡中学便也撤了。我高中上的中学叫社头中学，这个镇是个老镇，中学面向周围四五个乡招收高中生，面向本镇招收初中生，在校生规模近2000人，一度是金坛西南的“高等学府”。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这里教了四年书。现在社头中学还有，但高中部已经没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高中母校便也没了。我大学上的是常州教育学院，这是“文革”后恢复的教师职后培训进修学校，但当年师资紧缺，便也开始承担师专任务，我匆匆忙忙在此上了两年学。因为是用来培养急需教师的，后来教师相对不那么紧缺后，学院自然也就停办，并入到一所叫做常州工学院的大学里去了。我本科脱产进修的母校在南京，是江苏教育学院，也是教师职后培训进修性质的成人高校。十年前高校撤并转高潮期的时候，因为是成人高校，规模也不大，又没有单独招收普高毕业生的资格，江苏教育学院和省中小学教研室、省教科所合并组建为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因为教师众多，系科齐全，学校暂时保留“江苏教育学院”的校名，暂时以南师大等普通高校办学点的名义招收普高学生。但这个“暂时”，一“暂”已整整十年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就是，我的这所母校现在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是暂时“有”还是暂时“没有”。

总之，我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已经没有了；而校园呢，小学变成了村委会，初中变成了木材加工厂，高中变成了初中，常州教育学院变成了人民公园对面的停车场，江苏教育学院变成了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

俗话说得好，只有丢失了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原先上学时就想着早点离开学校，但现在这些学校都没了，便更加想念校园生活、想念校园。

很感谢南京特殊教育学院这所学校，它让我重新拥有了学校生活。因为母校相继消失，所以尽管我是到南京特殊教育学院工作，但内心深处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又一次求学经历。本来对于特殊教育我一无所知，需要好好学习；再则离开学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我对学校教育教学也已经很陌生，需要重新熟悉。很感恩蒋云尔书记（现已调任江苏经贸学院党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他们作为这个单位的主要领导，给予了我很高的期待，很多的理解与很大的空间。不过我冷静地转念一想，如果我是他们，他们是我，我也会像他们一样，说不定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因为最近十年，我花了一些时间，系统研究了近现代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领导视为顶天立地、无私无畏、惟精惟一、单纯澄明的人来期许的。人生本来短暂，如果内心没有自觉的定心定力，没有立己的慧心慧力，没有达人的雄心雄力，恐怕真会是一事无成老将至，一文不值赞何益。我的内心是把优秀的高校知识分子视为有书卷气、书生气、最好是学究气的人来期许的，现在我也如此自我期许。可惜，我充其量有点书生气，书卷气还很少，学究气更少。丁勇书记中学毕业于福建南安国光中学，这是一所《辞海》里都有记载的名校。该校的有名，就在于她地处偏僻山村，就在于她地处一隅面向世界，就在于她是一所学生进去了就“永远走不出来”的学校。刘再复是这所学校的校友，刘说，该校的图书馆使他足以傲视当年全国所有的同龄人。丁书记也说，他读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就有8万册图书。他上大学时是要从中学图书馆借书到大学去读的，因为大学里没有，而中学里却有。我常常在南京的先锋书店里看到席地而坐、捧书而读的丁书记。一个堂堂的省管厅级干部，一个这样的读书姿态，使我无法不对他油然产生敬意。但大凡这样的时候，我总是选择悄悄离开，生怕打破他的宁静，更怕以后再也看不到这席地而坐的一幕。我觉得丁书记是一个有书生气、书卷气，也有学究气的知识分子。方仪院长2011年6月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来出任院长。方院长曾长期担任地方党政行政干部，具有极高的处事天赋，能化繁就简或化简就繁，或该繁就繁或该简就简，驾轻就熟、炉火纯青，最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事业心、极充沛的工作精力。

2010年的春天来了，2011年的春天、2012年的春天也渐次来到。人勤春早。高校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领导们安排我从事的校史馆、博物馆筹建工作，使我原先的业余研究变成了专业研究。作为人文社科类学者，所谓研究，首先就是要不停地看书。原来我一年可以认真读近200本书，现在一年可以仔细读200多本书。曾经有一些人很鄙视，不相信，觉得我吹牛。考大学的时候，我确实数学几乎没有分数，不是一般地差，但把读过的书数一数，这个数学能力我还是有的。不过读书是纯粹个人的事，不值得炫耀，甚至不值得一提。但有一句话我倒是觉得很对：因为我没有空读书，所以我一直很忙。

当然光看书还不行。我的朋友贾梦玮也看出来了。他是《钟山》杂志的主编，我近二十年交情的朋友。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关注我，悄悄关心我，没有动静，不动声色，我就像个盲人，眼睛看不见，但心里明白着呢！想必他是怕我重新回到高校后，沉湎于书堆之中无法自拔。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呢？怎么写呢？写成什么样子呢？“命令”完后，他便要言不烦、字字珠玑地明示。于是，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就这样出来了。可以这么明确地讲，如果没有特殊教育学院的工作环境，没有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我没有机会写出本书；如果没有贾梦玮兄的命题作文，我写不出这本书。当然，我也知道这本书不过就是一本书而已，绝不能拿这本书与一所大学相提并论，更不能拿这本书与贾梦玮相提并论。

但敝帚自珍，我还是要深深感谢蒋云尔书记、丁勇书记、方仪院长，深深感谢贾梦玮主编。因为他们，这本小书终于问世了。尽管离他们的期望还很远，或者说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关心成正比。

周有光先生以107岁高龄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他翻看了目录后告诉我：“你写的这些人，大部分我都熟悉的。”我把周老的题词放在了扉页之后，封面的题词让著名书法家诸荣会兄写了。他的字有职业书法家的功力，有文人书法家的脾气。他们两位的字，加上梦玮兄的序，让本书增辉许多。

本书能由在出版界享有盛誉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要真诚感谢吴法源兄、黄越兄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几位同事，他们帮我做了许多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使我常得宽余，他们是：宣传部的孙家文部长、邱淑永老师、杨黎珍老师，科研处的谈秀菁处长、宋春秋副处长、周其良老师、孙会老师，发改办的马宇主任、管才君老师。

关于书稿，我就不多说了，恭请各位读者多多批评指正。我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建强

2012年9月10日

写于南京秦淮河西、扬子江东之龙凤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