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的传奇人生
我的父亲阎宗临逝世于1978年10月5日，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仍然时常萦回脑际，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慈祥的。他待人和蔼而宽厚，处事正直而认真，衣着、生活都很简朴，言谈典雅而富有幽默感。在家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遇到问题，总是像对待朋友那样平等地和我们对话谈心。我们家的气氛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特别是每逢寒、暑假，父亲稍有闲暇，我们全家总爱聚在一起，从学校到社会，从学习到生活，天南海北的神聊。父亲自然是中心人物，他那充满智慧与哲理的谈话，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教诲。这样充满情趣的家庭聚会，而今已是遥远的往事，然而它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温馨记忆。
父亲一生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专长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中西交通史。父亲逝世后，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来承担，因为我们兄弟姐妹6人，只有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他们都是学理科的。我在史学领域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父亲的专业世界史了解并不多。虽然我并不真正懂得父亲这些论著的价值，但我知道它是有价值的，更何况我深知父亲求学和治学的艰难，以及这些论著保留下来的艰难。我想，如果再在我手里散失或湮灭，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因此，我也一直想把它们整理出版，作为一种对父亲的纪念吧！也就是在这些年整理、出版父亲遗著的过程中，使我逐渐对作为教师和学者的父亲，除了他的慈祥之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使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看似平淡的人生，实际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1 从一只小手提箱说起
父亲的人生传奇可以从一只小小的手提箱说起。这是一只1937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手提箱，大概是父亲在欧洲读书时放书籍、笔记本和文具用的。这个小手提箱质地并不好，不是真皮的，而是纸皮的，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砺，已经很陈旧了。我小时候见到这只褐色的手提箱，是放在父亲的床下，箱子里面装着父亲出版和发表的专著、论文以及没有发表的论著手稿。这只箱子和里面的东西能保存下来十分不易，它们起码经过两次大的劫难：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日寇侵入广西，桂林形势紧张，我们全家随无锡国专师生一起逃难，从平乐到荔浦，再到蒙山，在从蒙山转移到昭平仙回村时，遇到日军抢劫，我们仓促上山躲避，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7口人，只留下一条被子。在逃难期间，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多么艰难，父亲手里总提着这只小箱子，箱子和里面的东西总算没有丢，保存下来了。
再一次是“文革”期间。父亲在山西大学，1966年8月21日，造反派来抄家，把这只小箱子里面的东西（除父亲过去发表的著作、论文外，还有两包信件，里面有李四光、熊十力等人的信）当“黑材料”一起抄走。当时，我还是历史系的学生，没有离校，回到家里，母亲说：“你一定想办法把爸爸写的东西找回来，这些东西丢了，他人都变呆了。”我看父亲也的确是神情大变，双目痴呆而迷茫，就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一样，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以学术为生命。于是，我先打听到来抄家的组织是生物系的“红山大”战斗队，然后去找父亲的学生、我的哲学老师梁鸿飞说这件事，因为“文革”开始后，梁老师一直对父亲很好，晚上常来家里看望父亲，或者陪父亲出去看大字报，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梁老师说：“正好我们楼里住着一位生物系的老师，我去找他看是否有办法。”过了几天，梁老师让我到那位生物系老师宿舍取父亲的东西。这样，在31日，也就是抄家之后的第十天，我去把父亲的“黑材料”取回来。其中，父亲写的小说《大雾》和散文集《波动》、《夜烟》以及《南王村史》、信件等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概那些造反派学生觉得文学作品比史学论著好看，就扣下了。现在回想起来，梁老师和那位生物系的老师出手帮助找回了父亲视为“生命”的东西，这对父亲是极大安慰，也为我后来编三卷本的《阎宗临作品》保留了基本的材料，使父亲的学术成果能够流传于世。写到这里，我应该向梁老师和生物系那位老师在危难之中的帮助，表达深深的谢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生活安定下来，我开始编辑父亲的文集，并且和山西古籍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的情况是学术著作出版难，个人论文集出版尤其难，难就难在出版的资助经费上，这个问题的解决，经过长期的努力，在原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的关心和支持下，三晋文化研究会将父亲的文集列入《三晋文化丛书》给予了大部分资助，我们自己也出了一小部分经费，终于可以出版。
根据出版社的要求，《阎宗临史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30万字左右。我从父亲的遗著（包括未发表的手稿）中进行选编。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这是父亲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这是父亲的主要专业；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包括《身见录》、《西使记》、《北使记》和《佛国记》，这四部古文献的作者都是山西人，因此，可以作为山西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以此表达父亲热爱故乡的一片拳拳之情。
从1993年开始编辑和联系父亲《文集》的出版，一直到1998年才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文集》，期间经过了将近5年，《文集》出版时恰逢父亲逝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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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这本传记写作的缘起，以及我的感想和感谢。
大概是2009年的一次兄弟们聚会，大哥提议我给父亲写本传记，大家都赞成。因为我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近年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贡献”最大，再给父亲写本传记也是情理中的事。然而我却有点犯难，因为父亲为人低调，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事，父亲晚年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应对迎面袭来的政治风浪，如何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没有心情去了解父亲一生经历的丰富内容，所以许多具体的人和事我都不清楚，怎么给他写传记呢？可是我又想，我们学历史的，研究历史人物不是完全靠材料说话吗？只要有材料就能写，何况我毕竟和父亲一起生活多年，总还是比其他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我不写，谁还能够写呢？于是我下决心接受大哥的建议，为父亲写本传记。
我写这本传记，首先是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我希望根据资料来写，尽量做到言必有据，真实可信。我收集到的资料，除保留下来的父亲的文学、史学论著；他使用过的一些笔记本；“文革”中写的材料以及山西大学档案馆的档案材料等。还有我的兄弟姐妹们提供的照片、书信等珍贵材料。大哥守胜多次审阅了写作中的书稿。姐姐守和和她的儿子朱征曾5次到瑞士弗里堡大学寻找有关父亲的材料，由于瑞士是一个没有经过战乱的国家，各种文献保存完好，他们每次去，都有新的收获。二哥守邕对全书图片进行了细致的加工处理，妹妹守瑜提供了她写的回忆，弟弟守扶也为我在网络上找到许多有用的资料。在我的兄弟姐妹的支持下，保证了传记资料的丰富和真实，也保证了传记的顺利完成。
我在阅读有关父亲的资料时，常常会感到和父亲非常亲近，像是在和父亲交谈，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同时，在写作传记的过程中，也使我对父亲的认识，从感性认识深化为理性认识，有了新的认识。
父亲生于20世纪初的清末，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之前。父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革的、动荡的时代，他个人的命运是和时代的变化休戚相关的。父亲在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既有与他们的共性，也有他自己的个性、特殊性。
父亲在家庭里、生活中，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祥、善良、纯朴、平和的，但是在回顾他传奇般的经历时，我感到在历史变化的关键和艰难困苦的时候，父亲表现出来的却是理智、果敢、坚毅、豁达，以及纯真的爱国情怀和对家庭、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我想，只有把这两方面的印象综合起来，才是父亲的完整形象。我们可以从父亲的经历，以及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中，领悟一些时代与人生、社会与个人互动关系的哲理，了解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遭遇与命运。
父亲一生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教师，他对教学是很敬业、很执著的。作为学者，学术研究是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以内容提要的方式，尽量用父亲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他每个时期研究工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同时，也根据我的理解和认识，介绍了父亲这些论著写作的时代背景，在资料运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以及学术观点的开创性和原创性。我希望由此增加这本传记的知识性和学术性，更希望读者通过读他的传记，了解他的研究；如果读者因此产生兴趣，去阅读他的原著，我将很感动；如果读者进而去研究和评论他的著作，我将十分感谢！
如何评价父亲的学术研究，需要留给专家们去讨论。当阅读父亲留下的论著时，我的感觉是父亲对史学研究不仅是兴趣所致，也是责任所在，因此，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无论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他都坚持研究，直至生命终结。父亲对于自己研究的课题，既重视对史实真实性的考察，更重视治史者思想性的深刻，努力做到务实求真，他是秉持着学者的良知，保持着对学术的真诚，去进行研究的，我想，这是父亲学术研究最主要的特点。
虽然对于我们的专业选择，父亲希望我们去学理科，不要学史学。父亲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是因为他认识到像史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政治导向的干预要比自然科学大，因此父亲说：“学理科实在些。”但是，父亲自己并没有放弃史学研究，父亲自然知道他在欧洲所学，1949年以后就变得不合时宜了，对于那些人为设置的“禁区”，如他所擅长的文化史、传教士研究等，他只能保持沉默，既不否定过去的成就，也不再宣扬过去的成就。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表示保留自己的见解，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随着历史的发展，等到今天这个学术多元化的新时代来临，他多年前的论著就重新发声，重放光彩了。
我为父亲写这本传记，作为儿子，是在尽孝道，尽亲情的责任；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也有对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我想，那些在崎岖山路上攀登过、在荆棘丛林中开拓过的前辈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和人生经历都是不应该被人们遗忘的。
经过3年多的努力，父亲传记的初稿于2012年底完成。首先，我请我的兄弟姐妹们审阅，看我是否写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父母亲，他们都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或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对初稿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修改。
2013年4月初，我将修改稿再次征求意见，这次征求了师长们的意见，主要有梁培恕、马作楫、梁鸿飞、任茂棠、孙英，他们都和父亲有过多年的接触和了解；还征求了我的朋友们的意见，主要有姚蜀平、韩石山、谢泳、高世瑜、刘方、郭岭松、张炜、石涛。我的师长们和朋友们，对书稿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使我在第二次修改书稿时受益良多，也使这本传记能够趋于完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父亲传记的出版，还应该感谢三晋出版社。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张继红先生，当他知道我在写父亲的传记时，就主动表示可以由他们出版，同时，继红还指定了责任编辑董润泽和我联系。三晋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十五年前出版《阎宗临史学文集》的山西古籍出版社；润泽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历史学硕士，这样，这本传记的传主、作者和责编都是史学专业的，也是一种巧合。三晋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这本传记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而出色的工作，才有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阎宗临传》。
至于这本传记中的不当之处，恳切地希望读者们给予批评指正。
阎守诚 2013年9月1日于北京花园村
他——曾与鲁迅交往，聆听教诲， “读洋书”的理想很大程度受到先生的影响。
他——曾受聘于罗曼·罗兰，为其介绍鲁迅，介绍中国，成为鲁迅与罗曼罗兰的沟通桥梁。
他——与儒学大师梁漱溟虽只有数月的师生经历，却有了一生尊为恩师的情谊。
他——出身农家的一个贫穷小子，却获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他——一生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却没有做过助教、讲师、副教授，直接以教授身份登临讲台。
他——生活和思想已经适应西方文化，却于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到抗战爆发的祖国，以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
他——当根深蒂固的文化史观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要求，他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在扩大和丰富历史观的过程中执着追求真理。
他——终其一生淡泊名利地位，只求以自己的研究和学识追求治史的真谛，他说，治史者，有如沿河而行，须明其总动向，然后观势察变，始明主力之所在。
他，就是一代史学大师阎宗临。
阎守诚编著的《阎宗临传》是一代史学大师阎宗临先生的传记。
《阎宗临传》通过阎宗临的富有传奇的一生，从他的经历、品格、学问反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时代变化的关系，描绘一位历史学者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成才之路、学术之路，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
阎守诚编著的《阎宗临传》以阎宗临所追求之平和、淡泊一般的语言，讲述了其如何从一个社会底层的贫农少年，成长为受世界大师赞誉的文学博士；如何由新中国成立前的名教授，变得新中国成立后却籍籍无名，而其去世二三十年后又重新获得当代史学家的赞誉，被誉为“大师级的学者”；其学术研究又如何由中西文化的大视野渐行渐窄而落脚于翻译……其一生经历留给今人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无限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