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菰蒲家的伙计胡逊，耳朵被削掉一块。疼痛先是聚集在外耳部位，接着呈反射波状向周围以及头部扩展。他看着那几人把黄杏儿扛起来，消失在蓝雾深处，并听到大概是枪杀兔子那人留给他的一句话：“回去告诉胡老爷子，过耳风要他的二十杆新枪。”
过耳风——胡逊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土匪的名字。他站在杏树跟前，看到自己的一小片耳廓让刀插在树干上，仿佛那里长出的一块木耳。
胡逊拔下那把插着他一小块耳廓的刀，放在手里提着，离开念头岭。从耳朵扩展开的疼痛窜向全身每个神经末梢，最后顽强地进入心脏；耳朵那里剩下的就只是血了。胡逊不敢去摸流下来的血，但知道它们一下一下滴在他的亚麻色褂子上。
从念头岭下来，经过一片河滩，就回到了镇上。接近黄昏时分的风波镇，街上飘荡着槐花的香气。尤其是布店所在的落日街。作为风波镇的主街，它不负众望地具备了一些异质——街道两旁生长着几棵十分罕见的紫槐，发出的香气顺风飘出几里远。
作为风波镇最富有的大户人家，胡菰蒲家的高门阔院当然就坐落在落日街上。不仅如此，整个落日街几乎可以说有大半条都是胡菰蒲家的。胡逊踏上落日街依次经过的包子铺、杂货铺、布店、拳房，都是胡家的产业，前面都要冠上“胡家”二字。
胡逊肩膀上染着耳朵滴下来的血，手里提着一柄短刀，这种样子引起落日街上所有人的注意。他顾不得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一路小跑回到胡宅。胡宅是一个三进四合院：后院一排后罩房是库房和杂间；正院是客厅、书房和胡家老小的起居室；外院一排十间倒座房，四间厨房，六间给仆人住。胡逊跑进大门。正对大门的一面照壁上，玉雕麒麟在他疼痛的目光里变了形。他跑进侧屏门，沿着青砖甬道往二道门跑，还没跑到二道门，碰上黄杏儿的爹老黄从门里出来。
老黄是胡家的管家，他手里提着一个账本。“我的祖宗啊，你怎么才回来，杏儿呢？”老黄问。
“唉！”胡逊没想到头一个就碰到老黄。他停下来，抹擦自己脸上头上跑出来的汗。
“怎么出这么多汗？还有血！胡逊，你耳朵怎么了？”老黄发现胡逊本就很白的脸越发的白，手里还提着把刀，马上猜到杏儿出事了。
“先别问，老黄，我得赶紧报告老爷去。”胡逊撒腿又跑。他拔脚时，扯动了连通耳朵和脚面的一根神经，意外的疼痛使他蹦了一下。
“我看，你是不是先包扎一下？”
“不，老黄，我得赶紧去报告。他们要枪。”
“等等等等，杏儿呢？是不是出事了？你小子给我回来！”
“杏儿……被土匪掳走了。如今这年月不好，老黄。”
胡逊边说边嘶嘶吸着气跑进二道门，手里提着刀。老黄紧跟着也提着账本跑了进去。
胡菰蒲正坐在客厅和太太说话。他们刚接到在日本留学的儿子胡谦捎来的信；他告诉他们，他将在五天左右回家。
胡逊提着刀和自己的小片耳廓跑进来，扑通摔倒在地上。胡菰蒲皱了下眉。他最见不得下人慌里慌张的样子。胡逊平时也算稳当，但今天这情形很让他不满。“怎么了，胡逊，站起来说。”
“老爷。”胡逊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觉得全身的血都流干了。“过耳风。他掳走了杏儿。一共五个人。”胡逊把右胳膊抬起来，他看到自己那小片耳廓已经变得有点皱巴，像是一路上被太阳晒干了。
胡菰蒲从太师椅上站起身，拄着手杖踱到胡逊身边。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由于幼时患过一场病，一条腿有点短，因此过早拄上了手杖。两条腿长度不一使他看起来有点斜肩，但他努力挺着上身，不让自己的背显得驼。近些年，自从少爷胡谦东渡留学，他衰老了。
“这是什么？”胡菰蒲凝视着刀上那片像肉的东西。“你的耳朵？过耳风干的？”
“是的，老爷。刀法特别准。直接削掉这片肉，还插在树干上。”
胡菰蒲弯下腰查看刀和肉。用手摸了摸刀片，动了动那片肉。
“老爷，他要咱的二十杆新枪。”
“好刀，”胡菰蒲把手从刀片上移开，说。“你挺走运的。”他朝后做了一个手势。太太初秋早就站起身，准备到后屋找药箱子去了。“算了，”胡菰蒲又摆摆手制止了太太。“不顶用，他的血都快流干了。你，”胡菰蒲叫住一个正在往客厅搬一只花瓶的伙计，“赶紧扶他去药店，敷点药。”
屋里只剩下胡菰蒲、太太初秋，还有老黄。老黄有些显长的脸紧拧着。
“老黄，别扯着那张长脸，好看吗？”胡菰蒲右手拄着手杖，左手背在身后，面对二道门里面的一口荷花缸。“没出息。”接着，胡菰蒲拄着手杖走出雕花木门，走下三级台阶。手杖沉稳地敲着青砖院子。他经过一棵石榴树，来到荷花缸旁，看里面的几条鲤鱼。“你去，把角声给我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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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初玉兰及她的故乡
初玉兰是我的外祖母。当然，在小说中她另有其名，就像风波镇在小说中是黄杏儿的故乡，而现实中它并不叫风波镇一样。文学作品不是图书馆里的史实资料——小说素材在经过艺术处理之后，即便是当年的真实事件，也不宜经受艺术之外的考证和审视。何况这部小说中的A线发生在一九三八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小镇抗日传奇故事虽不必像纪实文学那么丁丁卯卯，但总要涉及到某些绕不过去的真实历史背景，所以小说里还是避免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为好。
因此，我要请已经逝去的外祖母谅解——关于她的名字，关于她的故乡的名字，我选择了让它们隐退在小说之后。而在献词和后记里，我要明确地说：这部小说，我要献给初玉兰，及她的故乡——水道镇。
是的，那个我称其为风波镇的小镇仍然存在，它名叫水道镇，在距离烟台六十多公里的地方。它是外祖母的故乡。有关于它的那些故事，外祖母给我讲过许多。第一次听她讲日本人，讲打仗，我年纪还小。外祖母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小说中的样子：瘦弱的身体蜷成球状，两条腿以奇怪的姿势折叠成一把剪刀。她重复着那些往事——日本人在水道镇上高高地修起了炮楼，他们把我三岁的母亲抱到炮楼里玩耍，令全家人惊惧万分。幸运的是，最终母亲被平安送回；日本人频繁扫荡，外祖母抱着母亲往大山中奔逃，中途掉队，只好跳进一口枯井中。随后落下另外一些人，纷乱地踩踏着她的头顶。
外祖母讲着讲着，就会陷入一段小睡，保持着蜷成球状的身体。外祖母晚年后一直住在我父母的家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我记忆里，初中寄宿时，每周回家，外祖母都要重复那些陈年往事，包括她年轻时代的某几个表哥——推着自行车卖靛的老人，就是她那些表哥中的一个，他活在外祖母的讲述中，活在小说里——当然，出于艺术加工的需要，在小说中我给他安排了一个土匪的身份。他也曾真实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出现过，我至今能记起他走街串巷卖靛，将自行车支在大街上的样子。
昏暗的天光，温暖的大炕，蜷曲的外祖母，重复的回忆怀念和讲述——这就是初中时代留给我的关于外祖母的最后记忆。之后，由于某些不得已的原因，外祖母在晚年离乡背井，去东北我三姨家里暂住，没想到她终老在那里。
这个胶东小镇，如今生活着我的两个姐妹。因为此，我时常会在那里逗留。走在它的街道上，我努力辨认和寻找着当年的痕迹。而那些沉默和喧嚷的街道，那些店铺房屋，门口的树木和石阶，它们与外祖母讲述中的样子相去甚远。但奇妙的是，我无比迷恋这种隔阂和差异，它更为有效地刺激着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令我的情绪在时空之中往复回环，令我心跳不已。我的外祖母初玉兰，她蜷着身体对我重复讲过的那些，是一九三八年的水道镇给我的最牢靠的影像和色彩。所以，此刻，我更为浓烈地怀念我故去的外祖母初玉兰。
还要说的是，这个小说现在的样貌违背我创作它的初衷——作为从事这个行当十余年的作家来说，我还没犯过这么离题千里的失误：我本想完成的是一部时间和历史跨度都比较大的成长小说，风波镇只是其中一个比例很小的环节；而事实是，几乎在创作起始，我就意识到了二十万字容量的窘迫。之后就成了如今的样子：我把这部小说完全交付给了一九三八年的风波镇，完全交付给了外祖母黄杏儿。虽然，有另外一条B线——三十岁的我回到风波镇遁世疗伤，与外祖母日夜相对——与一九三八年这条A线并驾而行，交叉叙述，但是，我构思中的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仍无暇在此部作品中顾及。也由于此，我边写边构思着下一部作品——在那部作品里，我的母亲，那个后来向着老年滑去的终日踩着缝纫机的女人，将代替外祖母的角色，继续在风波镇上生活着。日本人远去，被过耳风炸掉的炮楼的残骸还在。我甚至还构思到了第三部作品——在那里游荡着童年的我，她和现在这部书里B线中的三十岁的我最终衔接。一个人从她的祖辈开始，就在孜孜不倦地寻找几十年后的她自己，这个过程经历了三部长篇小说。时间和空间的奥秘，成倍地滋生……
这些狂妄迷人的想法，一直陪伴着《一九三八年的铁》的完成，令我时时亢奋不安，手足无措。而我到底能不能在未来完成它们——第二部或者第三部，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似乎它们在我的念头里出现，目的只是这样：散发着妖娆的光芒，在前面诱惑我、牵引我，让我完成目前这个面目全非的作品。
现在是秋天的烟台，我正热烈地畅想着一场远足，希望到某个地方游荡一些日子。但我又知道自己那差劲的行动力，它令多数筹谋不了了之。四个季节之中，秋天是最让我仓皇不安的，这很奇怪。尤其今天，我整个人的气场活跃不静，在后记中进进出出。这跟小说有关吗？我不知道。好吧，既然这样，此刻——我情绪复杂地写着后记的最后几句话，觉得很有必要以此结尾：今天是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三八年的铁》由王秀梅编著。
《一九三八年的铁》讲述了：
一九三八年，很多事情发生。国事，家事；生死，爱恨，情仇。
日军侵略占领了这个胶东半岛的小镇，为抵御外侮，农民，艺人，铁匠，拳师，乡绅，土匪，他们站在一起，土法造雷造枪，与小镇共存亡。
硝烟中也盛开玫瑰，血色玫瑰有更铿锵的姿态。
著名作家张炜、李掖平、刘海栖推荐作品！
《一九三八年的铁》是作者王秀梅以1938年为背景，讲述农民在当地乡绅组织下自发开展抗日活动的一部小说。本书的主人公黄杏儿、胡菰蒲、过耳风等等，都是在日军侵略时候站出来与之抗战的英雄，他们用枪炮，用自制的地雷，抗争，保卫家园。主旋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