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宝珊将军传奇》由黄英著，是一部传记文学。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展现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的一生。特别是作者深入采访写来的充满戏剧性的实事记载，及对兰州、新疆、塞北的独特风情的描写，更增添了本书的趣味性，吸引力。

《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宝珊将军传奇》由黄英著，是一部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先生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长篇传记文学。

作为横跨新旧两个世纪、从中国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上崛起的传奇式的现代历史人物，邓宝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见解，是颇为独特的。他生于一个弃儒经商的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一度沦入社会底层，过早接触了人世的艰辛。但他不甘沦落，一再与命运抗争，终于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少年从军，远走边陲，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他坚忍沉稳，好学善思，交游广泛，豁达宽容，考虑问题不囿于党派成见，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决定进退取舍，不计个人恩怨，择善而从。数十年来，他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接触，多次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在一些著名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光明与黑暗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终于作出勇敢的抉择，同饱经苦难的人民站到一起，迎来了新中国金色的黎明……

《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邓宝珊将军传奇》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第一章 北平和谈

第二章 秦州风雨

第三章 伊犁烈火

第四章 巍巍华山

第五章 血沃中原

第六章 忧满黄河

第七章 情系塞北

第八章 水流千转

第九章 谋福桑梓

第十章 负重尽瘁

炮声隆隆……

古老的神州大地，光明与黑暗正在殊死决战。1948年隆冬，辽沈战场硝烟未散，淮海大地激战正酣，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与华北兄弟部队配合，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领的60万部队，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

围绕平津战局，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早在1948年11月3日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将傅作义召到南京，命他放弃华北，率部南撤，以便保存实力，守卫东南半壁河山。为了保护千年古都免遭兵火，使蒋介石南撤计划落空，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中共北平地下党发动各界人士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力促傅作义和平起义。针对和平运动，国民党特务除加强对傅作义部队的监视控制外，还对主和人士进行暗杀，大打出手。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蒋介石特使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以及共产党叛徒彭泽湘，有的带着拉拢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坚守平津的建议，有的带着诱骗傅作义去“主持东南军政事宜”的蒋介石亲笔函件，有的带着蛊惑傅作义在华北独树一帜、另立山头的阴谋，也纷纷来到北平……

但是，傅作义并非蒋介石嫡系将领，不仅与蒋氏矛盾很深，且为人正派，颇有头脑，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民族立过功勋。他既不愿放弃长期经营的华北，更担心南撤会钻入蒋介石的圈套，因此，守走难决，举棋不定，一面与南京书来信往百般周旋，一面准备稳住阵脚伺机待变。不料，局势的变化使他措手不及：1948年11月6日从南京回来，当即调兵遣将，但不等他完成作战部署，百万大军已直逼平津！多年惨淡经营，赖以纵横华北的两支王牌部队——三十五军和一○四军，先后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全军覆没，连他最得力的两个军长，也一个被俘，一个自杀！

怎么办呢？

待援无望，突围无路，苦守无力，傅作义只好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可是，几次接触，全然不得要领。傅作义对和平条件还抱有幻想。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对解决北平问题的途径还存在意见分歧。而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也需要一个举足轻重，既能替傅作义全权负责，又能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代表人物啊。派谁前去才能打开僵局呢？傅作义坐困愁城，苦思冥想，终于想起了一位多年患难与共，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于是，吩咐秘书长王克俊，马上发电报邀请，同时派“追云”号座机专程去接。

1948年12月28日下午，“追云”号穿过茫茫云海，在天坛公园临时跑道上徐徐降落。此时，南苑西苑机场均被解放军占领，东单操场改作临时机场，同时在天坛公园修了这条跑道。灰暗的天穹下，苍翠的古柏之间，孑L雀蓝琉璃瓦重檐圆顶的祈年殿，肃然屹立。身材高大，衣着与普通士兵毫无区别的傅作义，神情冷峻，双唇紧闭。飞机刚一放上扶梯，就率领几个亲信僚属匆匆迎了上去。

“宜生兄——！”

随着一声浓重的甘肃口音的呼唤，机舱口躬身走出一位体态魁梧，举止沉着，约摸50多岁，与身后随员一样穿着灰军大衣的将军来。

傅作义跨步向前，紧紧握住那将军的双手，连连点头：

“宝珊兄！可把你盼来了……”

邓宝珊没有答言，耸耸浓眉，淡淡一笑，就跟傅作义同乘一辆吉普，拉上窗帘，避开繁闹之处，朝中南海急驰而去。

自从1948年12月13日围城前夕搬进中南海以来，傅作义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城外据点全部失守。撤退进城的部队尚有20多万，派系混杂，难以指挥，多属蒋氏嫡系李文、石觉两个兵团，傅作义自己的部队已没有多少。机关、学校、庙宇、部分民宅，全驻了兵。物价飞涨，特务横行，军民杂处，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危难之中有朋自远方来同舟共济，傅作义自然感到宽慰，但一想到进退无路、险象丛生的处境，眉宇间又浮起一片阴霾。直到车子开进中南海，两人并坐中，竟默无一言！

雕梁画栋的居仁堂傅作义书房里，一桌并不丰盛的家常菜，作陪的只有秘书长王克俊和参谋长李世杰。主人知道客人素来不饮白酒，特意准备了一瓶味美思。不料邓宝珊竟破例拿起桌上的“杏花村”来，抢先给大家满斟了一杯，双眸含笑，瞅着傅作义朗声说道：

“来，总座，借你的酒先向你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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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先生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长篇传记文学。

作为横跨新旧两个世纪、从中国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上崛起的传奇式的现代历史人物，邓宝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见解，是颇为独特的。他生于一个弃懦经商的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一度沦入社会底层，过早接触人世的艰辛。但他不甘沦落，一再与命运抗争，终于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少年从军，远走边陲，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他坚忍沉稳，好学善思，交游广泛，豁达宽容，考虑问题不囿于党派成见，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决定进退取舍，不计个人恩怨，择善而从。数十年来，他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接触，多次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在一些著名共产党的影响教育下，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光明与黑暗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终于做出勇敢的抉择，同饱经苦难的人民站到一起，迎来了新中国金色的黎明……

不过，人生有如河流。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条大河是清澈见底的，清澈见底的只能是潺潺小溪。没有流归大海的志向、兼容并蓄的气量、百折不回的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条大河。湍急的上游，平缓的下游，明理的波光，滔天的浊浪……恐怕是任何一条大河都会具有的现象。流程越长，流域越广，汇聚的流量自然越大，挟带的杂质也必然越多。情况正如法国哲人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作为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的复杂人物，邓宝珊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多么复杂，在邓宝珊这条大河的主流上，一直奔腾着我们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洪波巨浪。从甲午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在他长达74年的人生历程中。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始终如同哺育他成长的黄河那样，不舍昼夜，滔滔流淌！

文学，既然被尊为人学，就得以人生作为自己注视的中心。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大胆揭示人生的奥秘，竭力表现人声的美好，帮助人类日趋自我完善，生活得更加文明、健康和幸福。

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

是的，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不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人生的色调也会越来越丰富而驳杂。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简单明了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将会不复存在。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的面目也许会更加难以辨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庸俗、庄严与滑稽……也许会交织纠葛，更加难以分清。作为人学的文学，职责恐怕还会加重。作为以实际存在的人物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是否会受到更多的欣赏与欢迎？

郁达夫认为：“新的传记，是在叙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该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述。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则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可惜，要完全实现郁达夫提出的这些要求，却颇为不易，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树碑立传”的传统观念。在不少人眼里，传记，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一个人能否入传，不是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等文学价值，而往往取决于其职位。至于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也还严重地束缚着某些人的手足。一些传记文学作品，也缺乏作家应有的主体意识，缺乏作家对传主的独特把握，顾及了材料的真实而忽视了人物的真实，使作品仅具有史料价值而缺乏文学价值，把活泼泼的人生变成了失去血肉的生物标本，大大减弱了作品震撼人心的感染作用。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之所以要以邓宝珊先生为传主，不仅由于他是我的前辈同乡，其生平事迹为人们所熟知，采写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重大贡献的将军，被收入了伦敦出版的权威性很高的《世界名人录》。不，引起了我巨大兴趣的，首先是他这个人——这个内涵丰富、性格独特、具有传奇色彩、值得研究、值得表现的人。他没有高贵的门第、烫金的文凭、显赫的后台，甚至也没有地盘和军队，凭靠什么在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他屡遭挫折，历经艰险，饱受困顿，为什么不中途落荒，半路消沉，始终把人生作为“一个不息的奋斗过程”？他纵横捭阖，情系八方，交满天下，为什么不论失意得益，逆境顺境，总是不忘朋友，信守然诺，念旧情殷？他广听博览，随和大度，存异求同，为什么却不随波逐流，模棱两可，轻信盲从？……为解开他人生道路上这些令人饶有兴味的哑谜，我才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

为了写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写作中我努力试图从人的角度，而尽量避免从社会的角度去把握传主。因为，人是社会的本体，是“万物之灵”。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看人，很少根据人的需求、人的幸福、人的发展去检验社会，而往往本末倒置，用统一的社会的精神的模式去衡量人、要求人、改造人，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很容易失去文学的品性。但现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呢？我希望能得到切实的批评。

此书的采访写作经历了三个寒暑。甘肃省政协、甘肃省文联、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兰州邓宝珊故居展览馆、天水市政协、陕西三原县政协，都给予了有力支持。除邓宝珊先生的亲属之外，甄载明、徐耀斌、王焕文等几位老先生以及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给了我热情的帮助。又承蒙霍松林教授题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英

1988年岁暮于皋兰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