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是一本意图持续出版的关于人物类的枕边读物，用“闲话稿约”上的话说：是整合掌故类阅读情趣和书话类阅读情趣的产物。其关注的对象自然是名人名家，但并非是关于名人的“八卦”，更多的是对名人名家的深度解析和揭秘。

藏杰、薛原主编的《玫瑰与蝴蝶·书生不自量》为《闲话》之1-2合辑，主要对巴金、沈从文、罗隆基、胡适之等名人进行了一一剖析。旨在呈现诸位名人名家的学术与人生、文化与人生、艺术与人生、历史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是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策划的一本连续出版的人物类人文读物，文丛整合掌故类阅读情趣和书话类阅读情趣，关注点是文人及闻人的生活，通过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实准确的语言，通过一种随笔式的对一些历史与经历的回忆，还原名流与知识者的人生世界，呈现学术与人生、文化与人生、艺术与人生、历史与人生的关系。

藏杰、薛原主编的《玫瑰与蝴蝶·书生不自量》为《闲话》之1-2合辑。

巴金、沈从文、罗隆基、胡适……《玫瑰与蝴蝶·书生不自量》关注了名人名家，但并非是关于名人的“八卦”，更多的是对名人名家的深度解析和揭秘。

沈从文的1951（张新颖）

罗隆基和胡适之（刘群）

被遗忘的银行家：蒋抑卮（傅国涌）

巴金的底线（蒋泥）

陈从周的意义（河西）

程砚秋与二十世纪（佚名）

舒绣文跑龙套（吕恩）

玫瑰与蝴蝶 ——陈歌辛陈钢父子的音乐往事（张彤）

四个德国总督在中国（李明）

单维廉:一段殖民史的“标本”（马维礼）

萧乾致邵绡红的五封信（文洁若）

化铁致胡风的二十通信（化铁）

女人·艺术家·弗里达（高伟）

做罗丹的情人，幸还是不幸（张薇）

章克标的病榻“简讯”（范笑我）

殷海光其父的其人其事（李文熹）

潘旭澜老师（叶公觉）

章子怡PK孔夫子（单正平）

唐僧：体制内的宠儿（马亚丽）

《闲话》约稿

潘旭澜老师

叶公觉

初秋时节，陈思和到常熟讲演，我去与他见面，叙旧时不免谈起复旦中文系老师的近况。我问起潘旭澜老师，他告诉我潘老师已在今年7月1日逝世。我心中一阵悲痛，一时默然无语。此时潘旭澜老师生前对我的教导和关心，一齐涌上我的心头……

1978年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潘旭澜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课，我因为在报刊上读过他的几篇文章，所以对他格外崇敬。他讲课时语调平稳，带有较浓的闽南口音。他瘦削的身躯，高而挺拔，戴眼镜的面庞上露出微微的笑意。他把讲稿摊开在讲台上，基本依照讲稿而讲述，没有题外的插话，显得比较谨慎，也许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他还给外国留学生上课，我有一张中外大学生和几位中文系教师的合影，其中就有他和我。毕业后，我就是依照这张照片上的位置写信问他是否还记得我。那是毕业两年后，我看到潘旭澜老师出版了《艺术断想》一书，就寄信去向他求教并希望得到他的赠书。

他在1984年1月25日给我回信，信中说：“知道你写作成绩丰硕，殊为欣慰。我是记得你的；即使有些仅记得名字的同学，看到他们取得成绩，我也很为高兴。评论与创作，可以兼搞。但应分主次，不宜平均使用力量。搞创作尤其是写小说，有几篇甚至只要一篇好作品，即受重视；搞评论要得到文艺界、学术界承认则颇为不易。从你的评论看来，基础相当好，锲而不舍，当可取得更大成就。你因同学之谊偏爱，要本《断想》，现寄上，请指正。”与此信同时，我收到了潘旭澜老师寄来的《艺术断想》一书，他在扉页用正整的字体题签：“公觉同志正之，潘旭澜1984年1月于复旦。”我受他这本书的影响，写成了一组《散文艺术断想》，在《散文》月刊发表，受到编辑和读者的好评。

我读了潘旭澜老师新出的《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想写一篇书评，给他去信。他给我回信说：“拙著《散论》，你如愿评论，长短都可。但我不宜为这样的评论介绍发表。不论寄哪个报刊都你自己寄，要附信的话，也不必说到我。评论应当客观，实事求是。《散论》所收之文，现、当代都有，我一向认为，搞评论、研究的人，不宜将注意面弄得太窄，要力求博而能约，要有历史眼光，虽然我做不到。五六十年代，评论文章都只谈思想内容，不大谈艺术，而我觉得两者应结合，所以这些文章今天还可以收入集里，并都被选编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各有关专集；近年谈艺术受欢迎，谈思想有些读者觉得讨嫌，因而不少文章不爱谈思想，我则仍尽可能两者结合来谈。以上所说，仅供参考而已，更非全面谈我写这些东西的想法。你完全可以也应有你自己的看法。”后来我写成一篇书评，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新书月报》上发表，但被删短了，只剩一个轮廓。

1984年秋天，江苏作协的老作家凤章推荐我去《钟山》杂志当编辑，杂志社领导对我不熟，于是打听我的情况。在此时我收到潘旭澜老师写于10月2日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钟山》一负责同志来信询问关于你的情况，我已郑重、实事求是地作了推荐。”后来因为我的书生气不善与各方沟通，加上当时繁琐复杂的调动难点，我没有去成《钟山》杂志，但我很感谢多位推荐我去《钟山》杂志的老前辈们，其中包括潘旭澜老师。在同一封信里，他告诉我：“我预定本月17日去日本，在关西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作专题讲座半年，明年4月中回沪。”

我写了一篇评论《潘旭澜文学评论选》的文章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万卷》杂志上发表，潘旭澜老师可能在日本回来后才看到，他在1985年12月10日给我写信：“你在《万卷》上的文章读过了，看来你是用心写的。但溢美之处，我不敢当。”他还对我_当时发表的一些评论文章作了鼓励：“几个月来看到你发了许多文章，非常高兴！就我看过的一些而言，学风、文风都好，希能保持和发扬。有些人，搬弄一些自己也不大懂的名词、术语想吓人，那种文章我并不欣赏。评论方面应当不断开拓、探索、创新，不然就不会前进，就没有生机，但故作惊人之论，以求哗众取宠是不会有多大生命力的。以上云云，不知你以为然否？”

1986年，复旦大学举办“新时期文学讨论会”，我预先获得了通知，要我写论文，准备在会上交流。我知道是潘旭澜老师推荐我参加的。在会议期间，他一再鼓励我在会上发言，但我说我是后生晚辈，还是多听听吧。他却认为，正因为你年轻，就应该在会上发言，让大家认识你知道你。面对来自国内外的文坛大家，我最终没有发言，辜负了潘旭澜老师的一番美意。但我为这个讨论会写的论文《新时期散文发展浅说》先在《当代文艺探索》发表，后又收入由潘旭澜老师主编的《十年文学潮流》一书。在会议期间，我曾和一位同学一起到潘旭澜老师家去，他十分热情地与我们交谈，其中谈到他在日本认识了不少大学教授，现在如果有人想去日本留学，正是热汤热水的时候，是完全可以的。我知道潘旭澜老师在暗示着，如果我想去的话，他一定会推荐我去的。但是，我从中学时代开始，学的是俄语，在大学里，又专门为我们十几个以前学俄语的学生开一小班，特请外语系的俄语老师来上课，所以我当时俄语还可以勉强应付，对日语却是一窍不通。我没有接话，其实也放弃了一次潘旭澜老师放到我面前的机会。但我内心是很感激他的，虽然我不会当面说出感谢的话。

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潘旭澜老师为了编写《新中国文学辞典》一事，与我有多封通信。8月18日的信中说：“有一事相商，我受出版社之请，主编一部当代文学辞典。几经考虑，如你愿参加，编写散文、杂文、诗歌词条，很是适合，一则你素有研究，二则须面商时来沪较方便。完全自愿，你如能应承，很好；如因故不能参加，亦没有什么关系。如何？盼尽快示告。同意参加，请你先回一信，并于十日内拟一个词目（作家、诗人、较重要集子，特别有名的篇目），时间断限：1949.10～1986.12，可以搞得宽一些，然后由我平衡。具体要求、规格、计划、稿纸、旅差费、调查表等等，将来另行联系。最多请你来沪三四次，每次谈一天。你所开词目，一部分由你写，一部分我写。无论是否同意参加，务请保密，不向任何人谈起，切盼。将来须向作家发调查表格时，才让调查对象知道。我想，你我之间是可以互相信任的。”我同意了并且写了初稿条目寄去。还经过了两次增补。

他在这年11月29日的信中说：“词目已看过，想请这里的同志作些修补，必要时再寄请你增删；也可能就初步定下来，连同释文要求一并寄去。你对散文很有研究，一俟这里分工，就会通知你动笔，杂文也要收。确有必要，会约请你面谈。见你发表不少文章，很为高兴。贱体如常，琐事太多，时感力不从心。”他在信末提到了自己的身体，那时他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编辑一本大辞典确实是费心费力的。后来因为我不在上海，不能及时参加讨论交换意见，所以最终没有参加辞典的编写工作，潘旭澜老师觉得很遗憾，他在信中说：“这是我甚感遗憾的。但你的初稿是有参考价值的，谢谢。”这本大辞典到1993年才出版，其间的辛苦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我在体检时发现病情，住院开刀，我没有告诉潘旭澜老师。他从别人那里知道了，给我来信：“公觉学友：久未通信了。只是时常看到你的文章。得志泽信，知你患病手术，殊为悬念。配合医生好好治疗，安心休养，豁达乐观，注意调补，体力恢复就比较快。著述之事，似只能作为休养中的生活调节，不宜过于操心费力的。鄙见当否，谨供参考。此问候。并祝早日康复，新春愉快！”潘旭澜老师对我的关心，使我在病中精神得到鼓舞。后来我为了不打扰他，主动减少给他去信。我虽然与潘旭澜老师的通信少了，但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而且有好几次我与他的文章在同一本书中出现，比如在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中国散文精选（1995）》和《中国散文精选（1996）》中，我与他各有一篇散文入选。我凝视着书中的目录，看着老师的名字，总会想起他的音容笑貌。

潘旭澜老师在1987年赠我《诗情与哲理》一书，上边题的是“公觉同志指正”，到1995年11月寄赠我散文集《咀嚼世味》时，改成了“公觉学友指正”。他称我为“学友”，我哪里敢当，我能当他的学生，已经是十分荣幸了。他还在书中夹一纸条，上边是打印的一段话：“您好。寄上《咀嚼世味》样书一册，请哂收。虽然，我重新学写散文以来，有些多次被转载、选收、选播、翻译，包括《学者自选散文精华》选了十二篇，但这还是我这老童生第一个散文集。如愿翻翻，予以批评指正，深觉荣幸与感谢。”在下边他又手写了一句：“常见你新作，很是欣慰。”潘旭澜老师的谦逊和对我的关心，使我十分感动，作为他的学生，我总以有他这样的老师而自豪。

再后几年，潘旭澜老师的散文随笔名气更大，尤其是那一组关于太平天国的随笔。别人以为他是新辟战场，在研究太平天国了，我却知道他是在动用他早年的库存。因为在1986年的那次访谈中。潘旭澜老师讲到了他的人生经历，他还谈到自己早年积累的两个课题的资料，一个是太平天国的资料，一个是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资料，他说只要动笔，就是两本专著，但以前被不安定的政治环境耽误了。后来又搞现当代文学研究，与这两个专题有距离，所以搁置着，他甚感可惜。当我读到他的“太平杂说”系列随笔时，我就知道他是用随笔的形式在完成他早年的那个心愿了。不过如果早写出这本太平天国的著作来，可能观点会是歌颂太平天国的革命，因为这是时势的必然。而现在写来，却有了新的见解。尽管时至今日各方对他的“太平杂说”意见不一，至今网上还有漫骂他的文章留言，但是他毕竟写出了不同于别人的新意。这是他以评论家的敏锐批评转以随笔出之，一时众说纷纭，他的文名想不到会在这里凌空飞扬起来，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2005年秋，我参加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同学聚会，到复旦大学参观时，我想到潘旭澜老师家去看望他。但是打电话去，他却不在家，他去看望他的老同学去了。我恍然，对呀，他的同班同学都是老人了，见面不易，当然特别珍贵了。我托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胡中行同学代向潘老师问好，不知他得到我的问候没有？想不到这就成了永别！

如今老师仙逝，我心愀怆，我再也不能见到潘老师了，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导和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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