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加荣的这本《杨西光传》记述了杨西光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策划和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由此引发了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书中还记述了杨西光追求真理，勇于牺牲的光辉一生。在同类书中，资料最详实、涉猎面最广的一部作品。

《杨西光传》由邓加荣所著。

《杨西光传》内容如下：

1978年春天，杨西光接受重托，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随即，他便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胆略主持修改并果敢地决定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较量与思想交锋。由《实》文发展到长达一年之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打下了理论基础，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回眸盘根错节的历史事件，身处旋涡中心的杨西光的所思所为，仍然是事件亲历者心中的光辉亮点，也将是留传给后人的许多厚重启迪与激励前进的精神财富。

杨西光是在艰险中敢为天下先的人。他的奋斗历程犹如起伏跌宕的江水，奔流不息，滚滚向前……

第一章 他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第二章 追求

第三章 西行漫记

第四章 从红岩村到宝塔山下

第五章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川

第六章 在复旦校园里

第七章 一颗心

他站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的窗前。窗外，北风吹动着尚待返青的杨柳枝条，呼呼作响，柳絮和杨绒都蜷卧在坚固的硬壳之中，无法吐放。墙角和屋檐下面的残雪成堆，中午时分稍见融化的地方很快又被寒风挡住，并在上面覆盖住一层光亮的、像半透明玻璃似的罩子。天边一团团灰黑色的冻云，你拥我挤，覆压在轮廓模糊的远山上面，显得异常的冷漠。街上寒气瑟缩，行人匆匆，，一片春寒料峭的早春气象。

他回身走到办公桌前，还没有在总编辑的座位上坐下来，心潮便不由得一阵阵地涌动，他记起了恩格斯的一段话：“这是革命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按说，他早已在这样的职位上，或者准确一点地说，早已在近似的职位上干过，而且不止是一次。先是建国初期于《福建日报》，后来又在上海的《解放日报》，而且，都是在双肩挑的位置上——社长兼总编辑。但今天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不仅仅是由于《光明日报》是国内有影响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大报，不同于地方的省市报纸，而且，更是由于今天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迫切地需要舆论导向来拨开迷雾，廓清是非，正是亟须呼唤人们解放思想、勇于打破禁锢的时代，是人们在如饥似渴地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的心中，都充满着期待和渴望，充满着压抑和苦闷，都憋满了要走出禁区打破精神枷锁的强烈冲动，满怀着尽快地从梦魇中走出、重塑我们伟大的民族之魂的企盼。用胡耀邦的话来说，这是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时，作为全国重要舆论阵地之一的《光明日报》(另外几个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就肩负着重如泰山一般的历史使命。他记起了高级党校临毕业时作为党校副校长，后来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对他说的话：“我听别人说，你的政治思想强，理论水平高，对宣传文化战线的工作相当熟悉，特别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很丰富的经验。这次就想给你分配一个新的工作，充分发挥你熟悉知识分子工作的所长，调你到《光明日报》去做总编辑，因为那是一张面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报纸。现在北京的报界情况是，四大报刊中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积极批判极‘左’思想，大力推动拨乱反正，而《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却按兵不动。你去之后，要积极地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历史使命，是他未来之前，便已由耀邦同志那里接受到了。

他是1977年9月26日，从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上海市委候补书记的职位上(解放出来后，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来到高级党校的，那时，离党校开学还有半个来月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早就来了呢？他心中自有一番热情冲动。这得从两方面来说。就他本人的革命经历来说，他这是三进中央党校。前两次，都是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第一次是在1940年秋，他刚从重庆红岩村青年记者学会的岗位上调回来，一到延安就被选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五年之后，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亟须派送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地区开展工作之时，又将他留下来送进中央党校。组织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因为，革命的实践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革命理论的。组织上也发现，他是一个极为热心于革命理论学习的人，而就他本人的志趣与爱好来说，也是对于这一领域内的革命工作，充满着更大的激情。

另一方面，从这时高级党校非同寻常的变化来说，也对他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向他发出历史呼声般的召唤。原来，在“文革”期间高级党校是个重灾区，被诬称为“林家铺子”(当时的党校校长是林枫同志)，遭到百般的摧残和诋毁，经过了七八年的反复批斗和折腾之后，全部人员都被赶进五七干校，无着无落地等待着斗批散。学校的房屋，大多被外单位占去，校园里一片荒凉冷落，杂草丛生，花残柳败。面对这样一个梁倒圮倾的场面，不负重望的胡耀邦同志去了之后，只几个月的时间，便开创出一个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实破禁区、大胆拨乱反正的新党校，开辟了毛泽东主席向往多年、构思极为巧妙、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能够见到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高级党校的名声，很快就扬播于天下，成为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人都仰慕向往的地方。今天，在这迷雾弥漫、理论混乱之际，他对于这个新理论苑区便自发地产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归去愿望，那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一接到入学通知，他便第一个前来报到。而且，只在这里住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便在这个很早就已啼鸣着催更的黎明鸟的地方(耀邦同志去后，为了加强党校理论队伍建设，从中央机关、宣传教育部门和大专院校里抽调上来大批理论骨干，如宋振庭、吴江、王聚武等)，立即就有了鸟入群、树入林的亲切感，正如他在10月5日写给远在上海的家人的信中说的那样：

“综合我这个时期接触到的人，感到对理论问题，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似乎都有争论。前者问题，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后者牵涉面太大了，也会影响政治方针，我对这些，都在思考。”P1-3

理论问题要勇敢。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胡耀邦

我很赞成《杨西光传》第一章从这里写起，再追溯他此前的一生。那样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西光同志怎样能成为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晚年对党和国家作出这样的贡献。

——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