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孙建成中短篇小说集，收录《沉入忘川》、《一个人的来和去》、《流年图》、《八姓记胜》等优秀作品。作者从各个角度描写了返城知青的人生境遇和心态，这些人夹在新旧两个时代的缝隙中，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由于所承受的创伤太过深重，往往沉溺于回忆的纠缠，停滞于原地无力前行。

《沉入忘川》这本书是白玉兰文学丛书之一，由成都作家孙建成编著，收录了他的中短篇小说十八篇，包括：《一个人的来和去》、《八姓记胜》、《不眠今夜》、《花儿会开吗》、《水中的男孩》、《沉入忘川》等。这些小说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返城知青的人生境遇和心态。著名作家王安忆倾力推荐本书。

寻找落伍者

沉入忘川

一个人的来和去

外室

大哥

结婚

蓝棉袄

眼镜

隔膜

八姓记胜

流年图

不眠今夜

十年

喔唷

花儿会开吗

恐惧

回顾展

水中的男孩

隔离

附：孙建成中短篇小说目录

从上海的老北站上火车，火车上充满了汗味、尿臭和脏物，行李架上塞满了摇摇欲坠的包裹。两天两夜，不能躺下甚至连一口热水也没有。天地交接处在车窗外缓慢地旋转，过河，宽的窄的；看见山了，石山土山秃山绒山；又是平野，牛羊和包着头巾的女人。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哈尔滨，下了火车，再上火车。小兴安岭绵延起伏的山峦，黑色的和白色的森林，河流峭壁苍鹰蓝天，如诗如画。浓黑的夜里，，车窗外黑影幢幢。也许是第二天的清晨，也许是傍晚。火车停在了这条线路的终点上，一个地图上标着乌依岭的小镇。

只有坐汽车了，敞篷的解放牌。五六个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黄尘盖头，如蒙难的囚犯。土路也到了尽头，一行人打闹着呼啸着走进无边的荒原。月光下，身边的矮树丛里幽光点点，那是随行的孤狼。喧嚣沉寂了，疲惫的脚如两条木棍机械地一前一后摆动，时而，一声惊恐绝望的尖叫，夜便如地狱一般阴沉可怖。

远处，隐隐约约几星灯光，黑暗中渐渐地放大。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我们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前来落户的村庄。

在这个地方，我们生活了五年或者十年，或者一生。

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是什么驱使我们心甘情愿走向这个小山村的。从父母拘谨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钱来，每年或两年一次往返于东北和上海的千里铁道线上。信仰服从，户籍制度，还是社会力量的惯性作用？

这些年来，我和我的那些插兄一直在说要再去那个地方看看，这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一块心病，一个人生的憧憬。我们有了一些钱，足够到那个地方去十次二十次，时间也会有的，挤出一年中的公休假就可以了，可是我们没有成行，至少至今还没有成行。行期遥遥，也许永远也只能是一个话题一块心病一个憧憬。

为什么？说不清楚，无法说清楚了。

我感觉我们老了。衰老的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沉湎于往事的回忆。那时候的风、雨、雪，茅屋和石上的青苔，太阳照在麦苗上的气息，夜间发红的月亮和黑洞洞的山冈，还有人物的一笑一颦，小小的玩笑，过错，令人羞愧的话语……纤毫毕显，丝缕可析。

我们像孩子似的问年轻的一代：你们有吗？你们知道黑夜的森林的样子吗？

回忆成了我们对抗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的武器，我们知道，光荣不再属于我们，世界不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只有往昔的回忆，对苦难和幼稚的酸涩的回忆。任何别人所没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

这或许是雨离我而去的原因之一吧。雨无法面对我的衰老，她还年轻，她不需要回忆。所以她走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还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她为我准备了面包和果酱，在一杯牛奶下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汉字：

我要离婚。

雨是我的第二任妻子，小我十三岁。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年龄差距。按照常规，应该是我给予她更多一点，然而恰恰相反，结婚以后我的生活几乎全由她来支配了，从日常食谱、起居时间、衣着打扮到待人接物、娱乐活动，她都一一对我进行调教，力求达到标准，她要把我拉到她的那个年龄层次，从而进入和适应她的生活圈子。就连夫妻生活，雨也有她的一套。时间、地点、氛围，准备阶段，适度的外在刺激，每每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还有那些花样翻新的体位，往往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效果。

真是太好了。雨长长地叹息一声，心满意足地睡去。

计划的某个环节出了偏差，她也是长长的一声叹息，真没劲。

不管是满意还是没劲，我总有一种不到位的感觉，好像一个小徒弟老是在师傅的阴影下提心吊胆。这种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杉。想到我和杉那段漫长的恋爱和极为短暂的婚姻。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样比较有助于加深对女人的认识，从而认清自己的处境。

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无济于事，雨还是走了，无可挽回地离我而去了。和大多数这个年纪的女孩一样，雨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婚姻观，在她认为应该放弃的时候，她会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的决策，就像社会上每天每时都有人跳槽一样，她像鸟儿一样飞向她向往中的大树。这就是她们这代人和我们的不同之处，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我们只能听从于命运。

独自一人的我，从此开始夜夜与梦境作伴。

有时候，我居然分不清梦与现实，孰真孰假。梦境是真实的世界呢，还是现实只是一场梦？其实分清两者的界线并无多大的意义，因为，做梦的时候，我们同样存在，它占据了我们半个人生。梦与现实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相互交替缺一不可。

然而，令我感到惊奇的是，绝大多数的梦境都与我三十岁以前的那段时间有关，仿佛时光倒流，人生重复。

空罐头做成的柴油灯，火苗摇晃，人的影子在墙上跳舞。黑烟从灯上升起，在纸糊的天棚下回旋，气味刺鼻辣眼。一个奇怪的冬夜，雪原上传来冰凌折裂的悠远悦耳的声响，马爬犁在雪上轻盈地滑过。

我箕坐炕上，占据炕桌的一角。炕面热透，隔着焦黄残破的炕席，屁股焦灼不安地挪动。对面，荃的脸清瘦苍白，缀有淡淡的雀斑，尖下巴，细颈。他盘着腿，双手垫在臀下，一如往日的拘谨。我嗅到了何身上汗馊和黄烟的气味，热烘烘中夹点酸甜。何的头发剪成参差不齐的一圈马桶盖，一张娃娃脸，胖圆红润。

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弄不明白为何如此清晰地关注何和荃的面容，更诧异夜的黑暗沉寂。

杉在外间灶上熬汤。腌肉的香味已绕过门框登堂入室了。我看见杉半蹲着，侧转脸查看灶火。灶台上的油灯照亮了她的脸面，滑润光泽，五官生动表情达意。她的下部被棉裤紧裹，在火红的灶火勾勒下，硕圆醒目惊心动魄。灶火不时溅出几点火星，洒在她的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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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落伍者

这几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这一辑的“白玉兰丛书”将以何名义，也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归纳概括他们的身份与写作？确是个难题。他们已经不年轻，就不能称作“青年小说丛书”；当然也不是女性，所以入不了“女作家丛书”——如今，出于成本核算、销售发行种种原因，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往往是需要纳入丛书，方才有可能实现。而他们显然又都错过新时期文学发轫与上升的黄金阶段，那时候，中短篇小说收获着极大的阅读热情，出版社对小说集十分欢迎，市场尚未浮出水面，书籍的利润还保持着客观的比份，于写作者与出版方均未形成压力。可惜，几乎是在骤然间，换了年景，出版社的青睐转向单本发行的长篇小说。于是，作家们趋之若鹜，等不及庄稼成熟，便开镰割青。却不知，在此热闹之外，中短篇兀自生长与完善。幸好我们有大量的期刊，可收容散兵游勇，不至于埋没。可是期刊的印量又在全面性下降，趋向式微，自生自灭的命运几乎难以避免。

总之，这三个人脱掉头班车，接下来就班班赶不上，结果是至今为止，未有一本书出版。

大约是世纪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三城记小说系列”，台北由王德威主编，香港是许子东负责，我则编辑上海部分，时间跨度为“1996—1997”“1998—1999”各一集。分工完毕，各自便去搜索作者与作品。其时，中短篇的写作已见冷落，视野中的好作品大多在时限之外，有名有姓的作者或搁笔不写或扎在长篇中，只能扩大范围，向清冷处望。印象中《上海文学》曾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名《情犊》，写的是上海城市边缘一对小儿女的情事。双方是贫寒家庭，世代为衣食生计奔忙，动荡的时政于他们并无大碍，对儿女也无大期望，因此，教育中辍就谈不上什么憾事，相反，能分配进工厂，做一名学徒工，早日自食其力是让人高兴的。家中姑娘有少年垂青，无论从女儿终身想，还是在自家得帮手着眼，都不是坏事。所以，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萌芽状态就被纳入柴米生存之道。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夯紧了的现实生活里，两个孩子的情感世界依然循着自身轨迹生长，情窦初开，互相吸引，渐生默契，大胆的追逐以及矜持的欲拒还迎，然后是莫名的分手，走完一个初恋的周期。这篇放于末条的小说不怎么起眼，没有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自然是个原因，在题材上似乎也难以归向某个潮流。从故事背景看，当是“文革”后期，却不能说是对政治批判，或者说知青文学；写的是早恋则又缺乏成长故事中必有的青春反叛与挫折；写的确乎为上海，但没有任何一桩上海风尚符号，比如石库门，旗袍装，蔷薇蔷薇处处开，连法国梧桐都看不见一株，于是便与海派文学擦肩而过。而它所以吸引我的，也就是这独一份。当我循迹追去，发现小说发表于1994年，不在我们结集期限内。失望之余，我向作者榛子写信，请他寄一些1996至1999四年内发表的小说，就这样，我读到了中篇小说《渴望出逃》。

说实在话，这篇小说与“三城记”的主旨并不那么相符合，除了作者是上海居民这一项之外，无论题材、风格，都不在这城市以内，可我们定下的原则只要求作者是城中人，其余都由主编看着办。而我，本心就有意在这选本中呈现上海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工业城市的粗粝面目，它向来是被消费的表情藏起来。《渴望出逃》这一个与上海毫无关联，发生在北方煤矿的爱恨情仇故事，具有强悍的气质，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出自上海作者笔下，至少说明这城市里人，有着闯四方天下的阅历身世，还有粗犷的笔力。之后，又读到榛子的《坚硬的鸡汤》《老茶的呼噜》，写的都是大企业里的人和事，照理是合上了主流叙事，可偏偏两位主人公都有着别致的性格，这性格没带给他们好运气，而是让他们走背时。前者是技术工人，且有着极高的天赋，能够与时俱进，在每个工业革命阶段拔取头筹，但近乎病态的骄傲却让他处处碰壁，不止是事业，谋生，甚至女人上，都陷于穷途末路。当同事将他从官司中捞出来，去对付五轴联动的数控机械，他的眼睛忽就亮起来，可这短暂的闪烁无从照耀整体灰暗的人生。后者老茶是以罪贬的身份进入工厂，所以，他还有机会成为“伤痕文学”的主角。当时代变迁，政治改正，老茶理应走到社会的正面，汇入主流。他又不像前者那样乖戾，甚至称得上温顺，可也就是这格外的温顺让他走霉运。无论多么不公正的遭际，他的态度永远是安然顺从，好比“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道理，命运就来欺他，一轮又一轮的，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却依然是温顺的，就不禁让人怀疑，这温顺实在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从容自若。榛子的故事往往是这样，人物的个体处境，要比时代、社会、意识形态更有决定性地主宰命运，因此很难纳入潮流，潮流总是被概括了的。

榛子的小说好就好在扎实，分量足，不短斤缺两，压秤得很，不免缺乏回味。像《情犊》这样微妙的小说，差不多是一不小心碰上的。但他生成如此，很难要求他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忠诚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时候，会有变化发生，或者说是量变到质变。《凤在上，龙在下》便是这一条道走到黑，突然撞开的一扇门，于是，光进来了。

倘若没有刘阳这个人，这篇小说也就类似于大多数描写经济转型时期，平民生活变迁的作品，包括榛子自己的某一些写作，比如《且看满城灯火》《寻工记》《地铁的丁菊花》，好也是好，但终究不出窠臼，依然在你我他的一般经验之内。而刘阳的在场却使一切都不同了。刘阳是什么人？是个异数。他在性别取向上存在误差。这一类人，常常出现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就是台湾学界命名的“同志文学”，但在榛子，他显然并不打算回答身份认同，存在归向，第三性，酷儿理论种种哲学问题。刘阳他，不像社会不适应症候群通常具有的孤寂表情，他甚至很开朗，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很阳光。除了恋爱婚姻这一桩，他偏执在自己的取向上落得孤家寡人，其他都与众人无异。出身市井人家，虽不至于穷苦困顿，却也需胼胝手足，谋生为第一要义。也同寻常的好人一样，总会遇到意气相投的好人，帮助他，又得他帮助。于是，他们几个便组成这么一个大家庭。以常贵珍与张家临一对夫妇为核心，张家临将昔日的师妹，也是倾慕者沈小琴介绍给刘阳做朋友，刘阳则是常贵珍的旧同事。刘阳不拒绝与沈小琴交往，心里却暗恋张家临；常贵珍呢，曾经是喜欢刘阳的，无奈刘阳不开口。如此错综复杂，牵丝攀藤，互相拉扯着。都是不免落魄的人生，因有了伙伴倒也不显凄凉，反而是喧嚷拥簇的，于是就会起摩擦，也是和所有至交一样，摩擦自会消解，然后你知我知。这是一段好日子，正应了“好景不常在”的俗套，如此结构注定是短命的，首先对沈小琴不公平，她还要嫁人生子呢！沈小琴将她那老台商未婚夫带来一起过年那一晚上，令人动容。依然是这四人一桌麻将，沈小琴却提议下大注，接着便频频放“冲”，是报答麻将桌上人的爱，但毕竟有些事爱莫能助，所以又有负气在其中。沈小琴远嫁，刘阳自觉着不便再留，插足于夫妇之间，终也离去，生活又回到常规的伦理上，继续进行。那一个奇异的组合，留下无比亲切的记忆，从日常生活旁出去，险些儿出轨，又被主流涌推回来。这常规外的哀喜，正是现实里的灵异之光。

与王季明写作的第一次接触是《借个男友回家过年》，在本丛书集中，更名为“租借男友”，自然有他的理由，而我似乎更喜欢“借个男友回家过年”。这一句有些像歌谣，“回家过年”又有一股喜气洋洋，就像一个民间传说。2005年去香港岭南大学讲写作课程，有四堂大课，我设计每一课以分析一篇小说为内容。从提高学习兴味着想，专选择上海作者描写上海生活的小说，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说中人物所处的环境、地铁线，我以为差不多搭到这城市的脉，可说是象征。但故事还是循着现实的轨迹，诚实地叙述。以这一篇看，似可归入城市写作，事实上却也不尽然。在王季明这本集子中，有两篇小说颇引我注意，就是《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

从这两篇小说看，王季明一定阅读过大量西方翻译小说，不止是因为这些阅读直接构成情节，还因为王季明显然从西方现代文学潮流中汲取养料，能够操纵形式。就好比前面说的，《租借男友》里的象征性，王季明的小说比较榛子，更善于处理一些抽象的题材。《天堂》与《和作家李图玩游戏》，都有一个名叫李图的人物，都喜欢阅读，也喜欢写作，但同样缺乏天赋，写得不怎么样，后来又都死于同一种病因，心肌梗塞。两个李图都有一个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宁可将这两个人当作一个，以小说情节虚构的顺序，编织李图与“我”的生活史，也是他们的思想史。

这两个人称不上知识分子，也称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是这城市最普遍的市民。以《天堂》的说法，李图居住在人口密集的旧区，新建成的高楼之间，残余着的没有开发价值的断巷陋屋。“我”的居处也差不多，石库门弄堂，狭小的住房，外加天井里的违章建筑。倘若采信《和作家李图玩游戏》中的安排，那么，他们还都是一家破产后转型的中等国营工厂里的职工。然而，这两个潦倒的人，却有一个奢侈的爱好，就是文学。他们都拥有与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书，老禾“我”，老婆没娶到，书倒收了一大堆，那间违章建筑就是专用于放书的。老禾与李图时常交换书，就像集邮爱好者交换邮票，同时交换阅读和写作的心得。如他们这样热爱文学却不能成就事业，简直是罪过。不顺遂的写作就也纳入现实人生，加剧了失意的心情。用什么来排解？喝酒聊天，聊什么呢？编小说，他们戏称为“游戏”——这就是意味所在，在写作这虚构活动之外又发生着一种虚构。在李图猝发心脏病去世后，留下小半部遗稿，写的是他们企业兴衰历史的长篇小说，老禾对此并不感兴趣，倒是平时“游戏”的胡编乱造，让他惋惜，于是编辑整理发表在网上。不久，就有网友指出，这故事是抄袭，来源于法国作家图尔尼埃的小说《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这一个结局令人大为意外，也令人琢磨，应当如何理解？是对写作者李图脱离生活现实的讽刺？抑或是对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叹息？而我更愿意以为这是投向虚空茫然中的精神对话，那西方翻译小说在此成为象征，象征遥远的、不可企及、却让人心向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与李图的死不同，是死于非命，就更像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择遁入虚空。小说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载着老禾的骨灰回他临时住处，葛十朋是在李图死后出现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为自己培养一个文友，好填补李图的空缺。这位来自云南的“打桩模子”，年轻健康，体内还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这大城市混一番，却渐渐被老禾引入现实生活边缘的虚空地带。他载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话，王季明写道：“我把它改成这样：‘这个瞎子，是我的老哥，他与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过。’”

李图与老禾的故事，在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写作的一个体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颇不错的小说，比如那一个短篇：《1974年的丧事》，读了真叫人喜欢，在这城市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有着几近部落式的朴素内心，也可惜仅此一篇，不足以成体系。在这些无法归纳潮流的写作里，多少有着力不从心，就是不能开掘得更深更广，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一些无从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写作，这种固定便增了体量，从无名到有名。还是那句话，量变到质变，事情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当我与两位作者商量编一套丛书，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寻同道者，因决定是为从未出过书的写作者结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与王季明这样的“白丁”。分头问一圈，凡写作者大多出过书，或者未出过书写作却未能令人满意，但两位共同推荐一位文友，大约如同李图与老禾的关系，那就是孙建成。在送来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个人的来和去》。我注意到小说最初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故事写的则是1984年，主人公从插队的内地回沪，适逢侨居新加坡的父亲重访故旧。知青小说的浪潮早已过去，孙建成显然也过了愤青的年纪，虽可纳入所谓“海派”的风尚，可故事却并不着意于地域；要说是“怀旧”倒名符其实，但是，“怀旧”流行中的感伤主人在此被日常生活的严峻涤荡而尽。40年代，一个布店“小开”与邻家女孩的恋爱，在逛马路与吃零食中拉开帷幕，然后走入婚姻。聘礼是几十匹蓝士林布，于布店生意的人家，经济又实惠。聘礼转眼间被女孩的养母携回老家，是无后人的独腹，也是自居有养恩。余下这对小儿女自谋衣食，做小学教师和店员。共同生活是这样，离别呢，亦不过是丈夫买来小笼馒头，看着妻子吃罢。三十年后的重逢，内容大多也是吃饭，或者到国际饭店吃烤乳猪，或者在家中饭桌吃自烹的菜肴。当然，也有穿，当年的新衣服，压在箱底，三十年还是崭新，布店小开的信物，都染着生计的戚容。久别重逢并没有上演预期中的激情戏，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状，只有一点小小的余韵，那就是每年里有一日，母亲要携全家一同去国际饭店吃一顿饭，穿着那一件旧衣服，仿佛是纪念，或者说凭吊，总之是将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断，还保持了尊严。这么说来，这餐饭是有些将饮食男女的常情仪式化，但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态徐徐道来，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这定理的反映。

这种信赖即是孙建成写作的长处，也是短处。长处是在他能够认识并且领略恒常人生的趣味，他的写作显得很耐心，很诚恳，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那一篇《结婚》，从相亲开始，每一次接触都不那么令人乐观，缺憾处处都在，内心不时起着抵触。可是磕磕绊绊之下，恋人间渐渐建立起同情，理解，还有，男女关系中也许更重要的，情欲也生长起来。似乎有许多次机会，两人可能走入别的命运，最终，期然与不期然，还是进到婚姻的归宿。亦谈不上多么鼓舞，却也绝不是扫兴，开端总抱有希望。这是长处，短处呢？过度依仗于事情的本来面目，不免流于琐碎与冗长，而将更深刻存在，类似真谛的性质遮蔽在细节堆里。也能看出孙建成自觉到不足，《水中的男孩》与《隔离》两篇，显然企图作改变，用虚拟的环境取消写实性，走向形而上。在后篇中可看出加缪《鼠疫》的影响，但似乎并不见有显著的成效。这一类小说往往需要哲学的准备，当然更可能与个人的禀赋有关系。而在孙建成，即便是外部强烈变形的故事中，还是那些源自于现实的细节触动着恻隐之心。再有那一篇《不眠今夜》，一个医生与一个性保健热线的女主持之间所发生的奇异关系，看得出精巧的布局，但显然不是孙建成的强项，情节突兀了。这种异峰突起的写作，不是不可以，而是孙建成本不是一种促狭的或者说机敏的写作者，怎么讲？老实人只能说老实话。

然而，如孙建成这样诚实的写作，经过漫长的平淡的叙述之后，总归是会有意料之外的结果等待着，好像是在报答写和读的耐心。《隔膜》，所写故事可归于“孽债”一类，不外乎当年知青在插队农村留下子女，长大成人后来城里寻亲。这故事在此处是由一个相当曲折的结构呈现出来，说实在，多少搅扰着阅读的顺畅。那名叫燕子的女孩身世复杂，却也没有增添内涵的丰富性，反而因为将悬念延宕过久使人焦虑。事实上，情节真正表现出趣味是在燕子终于走上认亲的通路，母女相见。孙建成在此展现出人情练达。和《一个人的来和去》同样，双方都未见有伤感剧的情绪激动，彼此生分，女儿带了男友同往更让母亲措手不及，倒反是没有血亲关系的继父与燕子相处起来，有一种轻松自在。结局同样是扫兴，同样是剪断，但燕子毕竟是年轻血气旺，这剪断的手势就要鲁莽和激烈许多。这一刻，如孙建成驯顺命运的安排，也有一时迸发，故事随即到高潮，却也到好就收，戛然止住。

编这辑丛书的时候，恰好看了“纵贯线”演唱会，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自嘲为“四个老男人”，于是就想索性叫“上海老男人丛书”如何？只是再寻不到第四个可以同类项合并参加丛书。看起来，这三个真是挺背时，要说文学史这张网编得够密了，可他们还是从网眼里漏下来。漏下就漏下吧，也没妨碍什么，他们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散布在新时期文学的几十年时间段中，看看不起眼，搜罗搜罗，扫扫也有这一大堆了。  2010年11月26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