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师热，近年还有一股民国热，闹得人人都想在故纸堆中翻出一两个“被遗忘的民国大师”，仿佛民国文人皆大家。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作者这本《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就显得格外珍贵了。因为吴虞不算一个大人物，学问上也没多了不起的成就，人品更是可议；冉云飞却苦苦考掘他留下来的日记，不是为了翻案，而是要以小见大，从一个不算大红也不至于默默无闻的文人身上，唤回那个年代一般知识社群的平常日子。作者那令人不忍释卷的叙事技巧与触类旁通的洞察力，甚至使得这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了一部整个民国时期的微观历史，是芸芸同类著作中的难得佳构。

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个真正的孤独者，孤独到让人悲悯的地步。他孤独不是因为他高深，而是因为他与人群总处在游离状态之中。他与时代并不合拍，与父亲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日记里记下了许多朋友阴暗的生活。进入他日记里的名人，几乎都有不堪的记录。

自序

研究出一个病人

一、生活面貌

 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民国成都餐饮

 家人看病

 买房置业

 生活中消费的新事物

二、人物交往

 吴虞与廖平

 吴虞与陈独秀

 吴虞与马幼渔

 吴虞与马叙伦

 吴虞与周作人

 吴虞与刘师培

 吴虞与黄侃

 吴虞与柳亚子

 吴虞与青木正儿

 吴虞与胡适

 吴虞与李劼人

 吴虞与林损

 吴虞与郁达夫

 吴虞与巴金

三、思想历程

 吴虞与北京大学

 阅读消费与知识谱系

 对吴虞的心理学分析

后记

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让许多人以为他是像胡适先生一样的新派人物。其实，在那个旧式气氛浓厚的时代能真正新起来的人是很少的，就连胡适、鲁迅这样弃旧启新、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身上也都有不少“旧”的痕迹，何况彼时的一般人呢。打孔家店的既是个“老英雄”，当然就得有点老英雄的特征。什么是老英雄的特征呢？“英雄”一“老”，虽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越“老”，与过去的瓜葛越多，不免就由“老”而旧。胡适在一些事情上都难免在夹缝中去适应，何况比他年长近二十岁的“老英雄”吴虞？比如，在买婢蓄妾上，在吴虞时代显然算不上什么太大的不道德，不能以今日之人权要求去衡量他，但念他是有非孔排儒、提倡女权平等思想，且是有“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美誉的人，所以也就不免要对他在理论上的“先进”与行动上的“落后”而产生的“落差”，做一番梳理，以观其言行不一、新旧杂陈，从而更加立体地认识人的丰富与繁复，以便我们对人性不作“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判别。“好人”与“坏人”的思维模式，是培养我们做思想上的懒汉的便捷方式，这样的方式用得太久，便会使自己钝化为没有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从而丧失辨别力。

阅读一些有关民国人物的记录特别是日记，常能看到买婢蓄妾的记载。军阀财主、闻人大款当然是买妾蓄婢的大户，最令人叫绝的记录，恐怕当数《胡适日记》里的记载：“上午，严敬斋(庄)自山西来，他是陕西人，新近到过陕西，故能谈陕西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他说郭坚有七十几个妻妾，陈树藩每年亦必死几个妾，讨几个妾。”(1921年5月11日)陈树藩、郭坚都是借清朝覆亡、民国初兴而成势力的陕西军阀，二位不仅在军事上争斗，在买婢蓄妾上亦难分轩轾，完全是一幅买婢蓄妾的“竞赛图”。文化界人士在买妾蓄婢上，虽无法与有权有势者相颉颃，不过外界不乏传闻，但像吴虞这样把其问的根底详加记载者，恐怕还是比较少见的。彼时四川僻处西南一隅，风气未开固是事实，但除成都之外的许多地方地瘠民贫，才是引发买婢蓄妾之事真正的现实诱因。由于吴虞在城市里过着中产者的生活，他看到卖儿鬻女的事是很少的，但他在1915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饭后出少城至西御街闻人言，早间有贫民卖二孩，共钱五百文，一孩仅得钱二百五十耳。惨矣！”卖儿鬻女，在吴虞看来，也许都不算什么，因为买婢蓄妾于他是常事，惨者乃“一孩仅得二百五十耳”。换言之，如果卖儿鬻女能得高价的话，他也就不发这番议论了。尽管他在日本学过法律，也深知人权之重要，但面对现实时他只有缄默。《吴虞日记》里几乎每页都有诸种物价记录，我们就拿与这则日记前后相隔不几天的日记来看，两个孩子的卖价惨到什么程度。在新繁龚家碾米是1390文一斗，在离城较近的洞子口则为1430文一斗，订《西蜀新闻》一月450文；“永发生送来杉木墩子二人，银十一元八角，脚钱七百五十文”；更为直接的对比是，两个人贩送来吴虞并没买下的所送之人，但“赏钱五百文而去”。从上述所列三件相隔不及半月的事来进行价格兑换，卖一个小孩所得之钱，按一斗米1400文均计，一个小孩只值5斤多不及6斤米(1915年民国政府尚未统一度量衡，当时尚属老斗，每斗为33斤)，即卖两个小孩所得的钱买不到12斤米；如订报纸，卖两个小孩所得之钱只可订《西蜀新闻》一个月零三天；如给吴虞送两个杉木墩子的脚力钱，尚差250文；刚好够吴虞给两个生意不成之人贩子的赏钱，即两个小孩的卖价是吴虞这样的读书人可以随便赏给的。这便是吴虞所谓“至惨”的原因。

四川的穷乏贫病乃至吃人，1936年到四川的黄炎培亦有很仔细之记载，其事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如“万源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三人气息奄奄，竟为逃荒饥民杀死，分割炙食无余”(3月1日)；“万源官渡湾3月3日有农民勒毙其生女以充食”、“巴中恩阳河小学校内多为流民借宿。一将毙之乞丐，气尚未绝，即为其他乞丐割其肉以煮食”；“……川省报载：北川县人肉每斤五百文”(3月19日)；“四川《民间意识》杂志汇载：沿途数百里内，人血、白骨与饿死者，填满沟壑”(4月13日)。其悲惨情状，让我们后人读来，仍有余哀。二十一年后物价大涨，人肉价格五百文一斤，在去掉诸种物价因素的情况下，正是二十一年前那两个被卖小孩的价格。可惜吴虞1936年的日记不存于世，不知他看到这则报道时，会有何感想？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这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内忧外患一并袭来。“内忧”是因与父亲的矛盾日趋激化，弄到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身心俱疲，物质名誉双受损；“外患”则因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使他不能觅得教职，生计堪忧。与此同时，四川学政赵启霖、都督王人文先后对其加以打压，欲搜捕他以治罪。到了1914年他参与创办《群醒报》亦因其所写排孔非儒的言论，而被内务部长朱启钤勒令停刊，真有四面楚歌之慨。1912年7月17日他为了生计，落难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劳作之余与夫人曾兰频繁鱼雁往还。到半月刚过的8月3日，在与高等小学教员龚旭东喝酒时，便有欲买婢之记载：“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这说明吴虞买婢是久有的打算，这久有的打算，一来是彼时买婢蓄妾的风气，大家甚至以此作为互傲骄矜于人的资本；二来是他虽处境相对困难，但毕竟在新繁乡下有水田103亩，还没有困窘到连婢都买不起的地步，何况彼时婢的价格并不太贵；三来是吴虞自他的儿子阿迁在新繁乡下病死后，一直没有接续香火的人，他的夫人曾兰自然并不反对。因此，我说吴虞热衷买婢蓄妾，只是个事实描述，并不存在用今人之道德去衡度约束他的企图。起死人于原下，鞭尸而快之，并不能使我这样揆诸彼时隋形的人得到快感。

事实上，民国时期买婢蓄妾，只要你有钱，就像今日富家好买几幢房子一样平常。《吴虞日记》中不仅记载着他买婢蓄妾的事，而且对其他文化人买婢蓄妾之事，也多有记录。“王翔峰来，还《秋水集》，并言北京置妾甚易”(1925年1月12日)，这是吴虞在北大教书逛妓院闹出风波后的记录，说明他对此一直心有不甘。戒纳妾的谚语他也早有记载，他甚至说这谚语是“殊可惊醒人”，但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好像“惊醒”的是别人：“《申报》云：‘与老年人有仇，则劝之纳妾；与有钱人有仇，则劝之开矿；与出家人有仇，则劝之还俗。’其语殊可惊醒人。”(1924年8月29日)“豫波前妾已死，近纳一妾，年十七，身价洋一百四十元。”(1926年7月22日)刘豫波是吴虞的舅舅，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名重一时。其纳此妾时，已经五十八岁，这时纳妾多半就是为了老来找一个服侍自己的人而已。1932年春天，国立四川大学刚成立不久，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任国立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来以后当然要重新聘一批教师和职工。民国时期的教职员，聘与不聘，校长有很大的权力。吴虞与王兆荣通过他的弟弟吴君毅的介绍，早在十几年前就已认识，并且也常有交往。初来时聘了他，一年以后便没有续聘。在第二次王对其聘与不聘之间，吴虞在川大做教工的侄子吴肇海来说：“向仙樵送王弘实一婢，二十岁矣。闻之倪平欧，平欧曾见其人也。”(1933年1月31日)向仙樵作为川大的教授，是吴虞的同事，且执掌文学院。按吴虞所记这条来看，似乎向仙樵有意搞送婢贿赂。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也不能拿此单文孤证来言说。但这至少说明，民国时期送婢与自己所要巴结的人，作贿赂之资，是个虽不能上台面，却也是个可以行得通的潜规则。不特此也，有留学经历的文化人纳妾蓄婢者似乎不在少数，如果有人作一个民国留学的文化人纳妾蓄婢之研究，可以看出教育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西风东渐的男女平等理念逐步来到中国的过渡历程，一定是个不错的社会学题目。  民国成都的人贩交易市场，在现今青石桥、盐道街一带，从《吴虞日记》里可知他与人贩有长期的往来。不仅他熟悉买卖人的情形，连他的佣人也甚为熟悉此道。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表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在逃难的过程中稍有暇日都有买婢蓄妾之念的人，哪能放弃大把安稳的闲暇时光，不思有所图呢？1915年4月，吴虞似乎特别有闲，在4月份的头二十天的日记里，多数记载都涉及一桩买婢交易，我便以此来观察民国成都人市的一些粗略情形。这次买来的李姓姑娘亦即他后来取名之李道华，此事集中记载于1915年4月2日至22日之问的日记里，凡属此间之事，概不另行注明。这二十天里，他日常的应酬并未断绝，如读小徐的《说文》，如赠送他出版的诗集《秋水集》与各位朋友等；还记载了1915年的四川将军陈宦手下大卖知事以及一位名叫王绍凤的人(查任一民主编之《四川近现代人名录》不载)买妾的事，“王绍凤辛亥变乱所得之妾，现引回威远，在省又另买一妾矣”。看来这位王绍凤一来有钱，常买不休；二来可能有势，不然何敢于“辛亥变乱”之时“得”妾？这“得”妾是买“得”还是抢“得”便语焉不详。从吴虞把这事与军阀联在一起，并且特别提到“辛亥变乱”、“现引回威远”，大抵可能是霸王硬上弓地抢“得”吧。

据李道华自述，她生母在其三岁时早死，生父姓左，她依其姐姐长到七八岁，便抱与吴姓。吴妪之母家姓李，故姓李。这次是吴妪母子在左家不知情的情况下，诳其走人户而领至，来人贩处住，因此被卖与吴虞。这买卖的过程，明争暗斗，有许多道程序要走，可以表明民国早期买婢蓄妾的“制度化”和人市的内情，现逐一叙来。在买来李道华之前，有一个特别的“序幕”：“李人贩同王人贩引一姑娘来，却非刘嫂昨日所看者，人尚不大恶，惟嘴唇太厚，不近人情；赏钱五百而去。”所谓“刘嫂昨日所看者”，因无记载，不知情形。刘嫂是他家佣人，说明他家佣人与人贩市场颇有瓜葛，不是在人市有做买卖的熟人，就是对人市非常了解。李人贩与王人贩都是做人市的老油子(熟手)了，而且常来吴虞处，但在挑剔的吴虞那里仍旧“败走麦城”。揆诸常情，以他的身份，吴虞可能不会把拒绝的理由说得如日记里那么直白，但让李人贩、王人贩明白他的要求一定是讲得比较清楚的。“不近人情”这条拒绝的理由，还说得过去；“惟嘴唇太厚”的拒绝理由，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吴虞的挑剔真可谓全方位。

P3-9

写下这标题，我吓了一跳，显得忐忑，希望不致唐突前贤。对吴虞(1872-1949)的兴趣，当然来自早年看到胡适对他的称赞，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自然为他的勇气所折服。我本来是想向“老英雄”学习，向他看齐的，却发现“老英雄’’身上，有许多不可捉摸的东西，远胜于那些被人们祥林嫂般的重复说法。我发觉他既是中国社会的病人，也是中国社会之病的参与者、清理者、治疗者，他是一种古怪的结合体。这种古怪的结合，仿佛中国古堡里突然搜出了一份西洋地图，让你产生不配合的晕眩感。这种错位，让我感到困惑迷惘，不知所措，难以切入，但这更加激起了我对他的兴趣。

当我说吴虞是个病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是那个与病人对位的角色扮演者：医生。不，我承认自己是个狂妄的人，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想如此狂妄，当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或许正是因为自己也是个病人——或许病的方式、角度可能与他不同——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作为一位中国社会病人的痛苦。我们把吴虞许多东西，当成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万花筒的各种花式来考察的话，庶几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他既勇又懦，既狡又直，既世故又不乏孩子气，既好名利又喜读书。要言之，他是一个古怪的混合体，古怪到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地步。

《吴虞日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1986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文中只注日记日期)我读了不下十遍，《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也读了很多遍。我认为他的思想没有什么卓异之处，只是在谈思想史的时候，人们会将其当成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人物而稍有提及。他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思想家，胡适说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在我看来，这是过誉之辞。老实说，中国文化的粪便不少，但他作为一位屎壳郎的功夫，实在算不上称职。读了他日记和文集多遍以后，我研究吴虞的学侣交往与人际关系，体会他道德上的焦虑、自恋的人格、防卫过度、缺乏安全感的许多做法，有一种自以为难得的悲悯与体认。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他对于非孝非儒排孔方面的见解多么有独创性，只是他说得比较早，比较激烈，且刚好都发表在比较有影响的杂志上罢了。与他那些新意不多，却切合那个时代的见解相比，如今我更看重他日记中丰富的社会生活记录。那些在一般人看来琐碎不堪的消费和物价记录，不仅透露物质社会进步的渠道，而且显示出物质与精神勾连到何种不可切分的地步。更重要的是，我还暗示性写出了他记录物价的心理因素。他心路历程变迁的轨迹，甚至让我产生了要重新去学习心理学，完全用心理学去研究他的冲动，这种冲动美好到能激起我对知识的热望。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在一个比较喜欢言老的国度，这是一种难得的美妙体验。

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个真正的孤独者，孤独到让人悲悯的地步。他孤独不是因为他高深，而是因为他与人群总处在游离状态之中。他与时代并不合拍，与父亲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日记里记下了许多朋友阴暗的生活。进入他日记里的名人，几乎都有不堪的记录，这太令我意外了，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一部像他这样的日记。你可以厌恶一个人，但吴虞好像与所有人暗中干上了，因为他几乎没有可以相信的人，这让我感到他真是太孤独了。本来想去崇敬这位研究者，但读着读着，特别是写着写着，我忍不住同情起他来，最后当然开始同情自己。我们每个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间的不自在与求生的分裂，令人如此抓狂，只不过许多人的行迹没有记录下来罢了。

我在写作《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前，当然对吴虞有相对稳定的认知。但写完后，却发觉一个新的吴虞向我洞开了一些以前不曾注意过的秘密，这让我觉得真正的研究工作，的确是一桩美差。这种美妙的体验，一点都不比靠想象力杜撰一个人物，让其存活于世的小说家所需要的创造力差。品味这种研究过程，想起写吴虞彼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诸多消费细节，有点像普鲁斯特描写玛德琳糕蛋那种挥之难去的美好记忆。在一个把传统连根拔起的时代，我们需要尽量理性地研究过去，以对当下有较为稳定的观照。因此不妨说，《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是一本以《吴虞日记》为轴心、以吴虞为主角、串起诸多顶尖文化人，所做的一部关于民国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微观史。

《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写完，并没有一点放松的欣悦之感。因为《吴虞日记》里所蕴藏的诸种史料，并不是一本书可以研究完毕的。比如他记载的诸种物价史料，是研究近现代四川乃至全国物价史的重要史料，也是民众日常经济生活的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关书价的记录，是研究近百年出版、书籍传播史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史料。截至目前，我还没看到过任何一部研究书籍出版、旧书业的书中，对书价有过认真的经济史分析，这些都从反面来证明《吴虞日记》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

再者，《吴虞日记》一书的特殊价值，还表现在从旧式士人到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他们是如何顺应这种转变的。也就是说，因取消了科举考试，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他们是如何从一种边缘状态，又重新占据大学及各种新式传媒等领域，从而开创自己的新生活的，吴虞算是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从这方面来看，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成果并不多，只有罗志田、王汎森、李孝悌诸人有些相对不错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吴虞日记》的空间还很大。

《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限于篇幅，只好对《吴虞日记》许多方面的研究暂时割爱。单是《吴虞日记》里所记载的各种报纸杂志的史料，就绝对可以做比较好的近现代新闻传播史方面的研究，何况在教育、读书、人物交往、巴蜀史料诸方面还有许多可以发掘的地方。其中特别是研究近现代巴蜀文化历史的人，可以在其间找到许多其他地方不易得见的材料，可惜研究近代巴蜀历史的人似乎还很少顾及于此，这些遗憾只有待以后的研究来弥补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历史学家茶座》的王海涛兄在我给他寄了一篇《吴虞与胡适》后，即约请我完成此书，其信任与厚爱，让我感动。《青年作家》前主编章夫兄曾于去年约请我开一个叫“另类巴蜀”的专栏，我在上面发表了十一篇关于巴蜀文化的文章，许多研究和写作带有一定开创性质，其中《李劫人与吴虞》、《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吴虞与成都餐饮》都发表在该刊，没有他让我开专栏，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写出这么多很少有人涉足过的文章。多年好友曾智中兄给我提供了不少图片，其为人做学问的态度给我很多教益，我要藉此向他表达衷心感谢。更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我在网上的忘年交(后有一面之雅)、退休工程师伍蔚冰先生，不仅多年来每天给我所写的博客文章纠谬，而且还承担了《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的指谬工作，其用心之细，用力之勤，真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言谢的。

多年来我的写作和读书生涯得以赓续不绝，应该特别感念内人及小女，她们在各方面的支持是我不断进步的动力，我要把这小小的成果献给她们。想十二年前我写毕第一本书《尖锐的秋天：里尔克》时，女儿刚满八十天，现在女儿已上初一，桓大司马的岁迫时催之叹，我岂能免！

冉云飞的博客我天天读，有思想有史料更有文采。他的文章和著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财富。

——谢泳

从“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到那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病人”，此书于胡适对吴虞的评价不是“照着讲”、“接着讲”，而是“对着讲”，门户另立，别开生面。

不独是一介病夫的病理学报告，这里固有精彩的症候性分析。更是民初前后蜀地生态的文化地图：精神的、物质的。点线交叠，可窥处多，可圈点处亦多。

——邵建

除了大师热，近年还有一股民国热，闹得人人都想在故纸堆中翻出一两个“被遗忘的民国大师”，仿佛民国文人皆大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冉云飞这本《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就显得格外珍贵了。因为吴虞不算一个大人物，学问上也没多了不起的成就，人品更是可议；冉云飞却苦苦考掘他留下来的日记，不是为了翻案，而是要以小见大，从一个不算大红也不至默默无闻的文人身上，唤回那个年代一般知识社群的平常日子。老实说，冉云飞那令人不忍释卷的叙事技巧与触类旁通的洞察力，甚至使得这一个人的故事变成了一部整个民国时期的微观历史，是芸芸同类著作中的难得佳构。

——梁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