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在1170年的漠北草原上遇到这个9岁的孩子，根本无法预见他未来震惊世界的成功：那一年，他父亲被仇敌毒死，他和母亲成为孤儿寡母，被亲朋抛弃，被迫面对极端困苦的生活，依靠掘草根、拾果子、打土拨鼠来度日，用他母亲的话说，“我们除了影子之外无伙伴，尾巴之外无鞭子”。此外，他是个文盲(终其一生都是如此)，甚至不算特别勇敢(他怕狗)，也没有得力的追随者，因为争夺一条鱼的纠纷，这个野蛮少年还残忍地射杀了家里唯一敢反抗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与此同时，还要面对仇家的追杀和迫害。在战乱频繁的漠北高原上，他所带领的小家族处于绝对劣势，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机会。
但在30多年后，他以“成吉思汗”的名字震撼了整个欧亚大陆，由他指挥的蒙古骑兵无情地侵入从东欧到朝鲜的几乎所有文明核心区，建立迄今为止幅员最辽阔的，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被称为“世界征服者”(在当时的确名副其实)，所获财富不计其数。因此这段历史对后人来说最具吸引力的一点正在于此：他那奇迹般的胜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草原上的领袖
铁木真(意为“铁人”)，这位手握黑血块降生的蒙古领袖，在一开始并不注定成为“世界征服者”。虽然世人通常首先注意到他那罕见的军事天才，但对他一生的业绩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其政治才干——这是早年的不幸回馈给他的最大礼物。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竭尽全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奋起参与草原上的政治活动。他并没有忘记9岁时父亲临死前订下的亲事，在17岁那年迎娶了孛儿帖(日后她所生的四个儿子，都将成为蒙古帝国的杰出人物)；然后将妻子陪嫁的黑貂皮袄(这是他当时为数不多的珍贵财产)献给父亲当年的好友——克烈部首领汪罕，汪罕愉快地接受他的尊敬，将他视为义子，答应鼎力帮助他的事业——虽然汪罕终将为此后悔。无论如何，在汪罕和结拜兄弟札木合的帮助下，铁木真击败仇敌蔑儿乞惕部，事业从此大有转机。
他的征服事业的关键在于他能否组织起一个战无不胜的坚实团体。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显露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坚强品性，能令一切接近他的人折服。他最初的追随者博尔术与他素昧平生，在他追逐盗马贼时偶遇，便一见倾心，对他说：“朋友，你来得很辛苦了，男子汉的艰辛都一样，我愿做你的友伴。”他们之间这种命运的结合，至死未变。这仿佛一个滚雪球效应：越来越多人的倾慕这位青年领袖的统率能力、公平公正、对朋友的忠诚和对效劳者的知恩必报品格，主动前来投奔他。战乱中的蒙古人，也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互相征战的部落领袖的观感。
事实上，正是这种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事业。在被推举为成吉思汗之后不久，他和札木合之间的战争因下属争夺马匹的纠纷而爆发。结果战胜者札木合用70口大锅烹煮擒获的敌军首领，这种不必要的残忍刑罚非但没有起到慑服俘虏的目的，反而使几个重要首领离开札木合，投奔成吉思汗，因为他们反感这种集体残杀方式，认为成吉思汗无论如何是比较稳健和相对较为人道的。结果成吉思汗虽然在军事上失败，却取得道义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各部落互相转告和传诵他的绝对正直、慷慨和宽宏大量，这与一些蒙古首领反复无常、专横暴戾形成鲜明对比。这使他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不断取得对乃蛮部、塔塔尔人，以及克烈部的胜利。
成吉思汗绝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野蛮人，每一次战争他都会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他指责札木合背叛盟誓、对汪罕则有史诗般的“成吉思汗的声诉”(这一委婉的责备使其义父陷入懊悔之中)、对金朝的战争是为了复仇(金朝曾残酷处死其祖先)。而他向中亚的扩张序曲，甚至像是一次道义上的自卫：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的由450名商人率领西进、500峰骆驼驮运金银、中国绸缎和珍贵皮毛的商队，被花刺子模的边境军队以间谍为由屠杀，货物全被没收，此即“讹答刺惨案”。成吉思汗要求交出犯罪的地方长官并赔偿损失，结果其使者被处死，随从被割去胡须(按蒙古习俗，这是极端的侮辱)。他震怒之下才率大军西征，一举灭亡花刺子模汗国。
富敌四海
“成吉思汗”这一称号的本意，是指“大海一般(权力无边)的王者”。作为征服事业的一个附带后果，他毫无疑问也是富敌四海的。在当时的蒙古人观念中，被征服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只是王室家族的私产，这种观念导致随后的分封制度的产生。
他的财富有多少？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但从其征服地区的富庶程度来看，在古代史上无疑达到了一个无人企及的巅峰，这与其青少年时的极端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当他17岁结交博尔术时，八匹银灰色的骟马几乎就是家里全部的财产，因此在它们被盗马贼偷走后，他骑着剩下的一匹秃尾甘草黄劣马追踪六天六夜，才将它们夺回。随后拜见汪罕时，他献出新婚妻子陪嫁的黑貂皮袄作为见面礼——这大概是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礼物了。之后不久，仇家蔑儿乞惕人半夜来袭，又将他的家洗劫一空，连刚过门的妻子孛儿帖也被掳走。
当时在蒙古高原，财产只有武力才能保障，财富也随着武力而转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按《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直到联合汪罕、札木合摧毁蔑儿乞惕人，才第一次真正获得大笔财富，铁木真自述“我们已洗劫了他们的家室，我们已毁灭了他们的亲族，我们把他们剩余的人也都俘虏了”。但当时蒙古人财产不多，掠夺的财产实际上大多只是牲畜和奴隶。那次战争之后，铁木真将掳掠来的金腰带和海骝马赠与札木合，而札木合也将夺得的另一条金腰带和白马相赠，以坚定双方的友情——可见当时在他们的眼里，这已经是极端珍贵的财富。
他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时，实际拥有财富仍然与这个称号是颇为不符的，以当时文明世界的标准衡量，恐怕是颇为寒酸的。在立他为汗时，蒙古主要首领共同起誓，愿在冲锋时为前驱，并将掳掠来的美女贵妇、宫帐等首先献给他，而若违背誓言，“可离散我们的妻妾，没收我们的财产”，这是当时蒙古人最重的盟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成吉思汗本人的观念，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据说成吉思汗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这段著名的话，一直被认为典型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
游牧世界内部的掠夺战争，财富的转移往往是较小规模的，因为各部落的财产都不多，只有当它扩大为对外的征服战争时，才带来财富的急剧增长。在早期对西夏的征战中，蒙古军还未适应攻城战，因此大多只谋求获取一些贡物(包括货币、绸缎和骆驼)。随后对世仇金朝的入侵中，蒙古大军在初期也往往在攻破城池之后，随即携带战利品北还。例如，在1214年的战争中，金朝皇帝被迫求和，献出蒙古人所要求的一切：金银、缎匹、1000个童男童女、3000匹马，以及一位公主。此后不久，金帝出于恐惧而迁都开封。此举导致金朝威望完全丧失，蒙古人尾随占领北京，成吉思汗忠实的部将失吉忽都忽奉命收取金人的财货，他说：“从前中都的金帛皆属金主。现在变成了成吉思汗的财产，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人可以染指呢？”(《蒙古秘史》252节)他此举受成吉思汗高度称赞，这也证明当时蒙古军所攻占城池的财物，在理论上都首先归属成吉思汗支配。
在毁灭花刺子模汗国后，他的三名部将向他征询：“蒙天地护佑，我们战胜敌人，我们将一切金银绸缎财富取来献你，我们替你攻破人民和城池。你要不要我们去攻打巴格达的哈里发呢？”(《蒙古秘史》260节)最终，打开哈里发宝库的事业由他的孙子旭烈兀完成(他让哈里发饿死在自己的宝库里)，而他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被马可·波罗称为“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
蒙古帝国的征服在初期无疑是掠夺性的，按照雷纳·格鲁塞的观点，当时“蒙古人还是沿袭游牧人劫掠的古老习惯，许多时候他们不能了解什么是有效的征服，就是说真正的占领”。直到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税收是聚敛财富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长期经营方式。这种转变不但减少了残酷性，也带来了更为巨大的财富。在元朝时，蒙古统治者通过税收合法地搜刮全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的财富，以至于当时人抱怨“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叶子奇《草木子》卷3)。在蒙古帝国最西端的金帐汗国统治下的东欧，日后发展为俄罗斯帝国的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最初原本就是蒙古人的税收官。
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岳飞曾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因此在中世纪的意大利，雇佣兵甚至将战争发展成一门生意。对古代的游牧民族来说也是如此：打仗恐怕是他们最赚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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