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风尚的沧桑巨变，实质上是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果，是西方流行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禁锢中突围的结果。面对全球文化风暴尤其西方现代文明给中国百年风尚带来的观念上的冲击，中国人一方面享受现代化风潮的新鲜与刺激，一方面又无法置几千年的传统于不顾——受与斥的矛盾冲击着道德与灵魂的底线。于是，变与不变之间，以人的身体为主要阵地，上演了一场又一场解禁与桎梏、禁锢与突围的风尚游戏……

本书撷取中国百年风尚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如服装、发式、饮食、交际舞、流行歌曲，以及个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从风尚流行遭遇的禁锢、思想观念在禁锢中突围等角度，对中国百余年来的风尚变迁进行了一次精彩的梳理。

由美变丑：缠足的千年政治导向

自行车登陆上海滩

百乐门冲撞象牙塔：1934年上海禁舞传奇

当西餐遭遇中国

从天乳运动到义乳流行：民国内衣的束放之争

短发与新女性的诞生

中与西的服装政治

近代上海小报视界中的摩登世界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

“百代”浮沉百年

1976：一个公民的个人生活

“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

石破天惊一个吻

解禁年代的身体摇摆

从靡靡之音看到风靡之音

冲破“单位”围墙

大学生，婚否？

街上流行花衣裳——解放后30年女服变迁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迂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蹦宣。”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官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其中—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一。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娶妾》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0”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清政府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国内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的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在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掌握者的传教士，因为考虑到传教的成绩，而采用逆向选择策略，这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的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利。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竞能在千年中传染数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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