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一个八岁女孩的“文革”记忆。

曾是小女孩的卿卿对卿汉禾说过，小纸船能顺着资江水漂流到昆明，只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是混迹在一千只中她都能一眼认出它来。

卿汉禾记忆了一生，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地相信她。人人都说卿汉禾的脑子有病，唯独卿卿知道他没病。他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故事。

30年前，我们因梦想迷失了自我。30年后，我们因物欲丧失了信仰。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好的时代，也没有绝对坏的时代。时代的盲目即是我们的盲目。

30年前，我们因梦想迷失了自我。30年后，我们因物欲丧失了信仰。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好的时代，也没有绝对坏的时代。时代的盲目即是我们的盲目。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遵循天然的心，努力活着。

悲剧不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而是撕毁了美好的东西还不知道。李敬泽特别推荐，打开尘封的，正被遗忘的经验，忠直公正地回望历史，没有个人记忆就没有历史记忆，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解玺璋倾情作序，在那个任何事情都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幸免。

《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最初的名字叫《丑崽子》，初稿写于一九八○年，两万多字写满了小叔叔留给作者卿卿的记忆。但看着那两万字，怎么都不够表达对他的歉意与愧疚。三十年的锲而不舍，是，至今我再也没有感受到世界上还有人如他那般的对我。直到死，小叔叔依旧在傻傻地等待，他至死坚信我会回去栗山岭带他到昆明。

二十五岁那年，小叔叔像往常一样到资江放纸船，只因那纸船是我教他折的，并对他说过，纸船能顺着河流漂到昆明，只要看到纸船就知道我他想我了。然而，小叔叔癫痫病发，掉进资江，乘上我教他折的纸船去了天堂。

故去的人生活在自己想象的美好之中，活着的人一生追悔不已，她能做的就是为小叔叔写一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小叔叔永生，曾有一个叫卿汉禾的人来过、爱过这个世界。

家里的习惯，吃饭一定得等爸爸妈妈回来，他们端起碗说吃饭了我们才能跟着下箸。一九六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五点半二姐就把菜炒好了，可妈妈没有准时回家。我和妹妹一趟一趟地跑下楼去往公路尽头张望，直到太阳落山了都没见到妈妈的影子。最后，是爸爸饿得受不了了，他说：“给你妈留点菜吧！我们就先吃饭了。”

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稀里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妈妈没有向饭桌上张望，她扫了一眼窗户，快步向里屋走去，眨眼的工夫便抱了床被子出来。把被子放到床上，妈妈拖出床下的工具箱，找出铁锤拿了三颗大钉子，然后把高凳子拖到窗前站上去对二姐说：“把被子递过来给我。”

二姐放下碗，抱起被子就站到妈妈面前。就像挂窗帘那样，妈妈抓起一个被子角用大钉子把它钉到墙上，在中间钉了一颗，最后抓起被子的另一个角又钉了上去，家里顿时漆黑一团。

黑暗中只有爸爸一个人在继续吃饭，我听到他嚼青笋的嘎嘣声，听到他慢腾腾地说：“疯疯癫癫！”

灯开了，妈妈扶着墙从凳子上下来，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八二三’和隔壁公路管理局的‘炮兵团’辩论，混乱中公路管理局的人被踩死一个，他们一口咬定是我们趁乱杀人，当场就下了战书，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人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也解释不清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得应战。陈司令一个下午都在外面联系，好不容易到武装部弄到两挺机枪，现在机枪已经运到院子里，马上就要架到房顶上去了。”

二姐紧张地问：“几点开始打仗？”

妈妈说：“这事说不准，陈司令正在公路管理局谈判，如果谈崩了马上就会开战。”

说到这里，妈妈认认真真地拉扯了一下被子，继续说：“我们家的窗户正好面对公路管理局，很危险，拿床被子挡着，子弹多少会有些缓冲。现在到处听说在家里被冷枪打死的事，这面对面的开战比打冷枪厉害得多，所以今晚你们最好打地铺睡在地上，这样会安全些。”

饭是没法吃下去了，桌子被拉开，床上的东西很快被扯下来铺到地上。这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长这么大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家里把床单铺到地上呢！很想知道睡在地上是什么感觉，可惜还没到睡觉的时间，但我还是借故拉扯床单让自己很自然地躺了下去。地铺硬硬的，睡在上面骨头会疼。让身子躺平，我发现屋顶忽然长高了，家里的人也跟着长高了许多，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妈妈。

不由自主地，我的眼睛也盯住了妈妈。说心里话，我一点也不喜欢妈妈头戴钢盔的样子，她又不是日本人，戴个钢盔真是难看！妈妈的脚离我的头不远，我只看得到她的半张脸，她的嘴巴和鼻孔被两只大奶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头上的钢盔。妈妈的胸脯上长着两只大奶，被我发现后她就说我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说家里人全是吃她的奶长大的，说她的奶像牛奶。牛奶我从没吃过，但隔壁煮奶的时候我闻过那股味道，很香，于是我醒着梦着都想吃妈妈的奶了。有一次，妈妈带我到厂里洗澡，趁妈妈抱我出去穿衣服的机会我低头含住了她的奶头，那感觉就像含住一颗晒蔫的葡萄，里面根本没有牛奶。被我发现这个秘密，妈妈觉得很丢人，她脸都涨红了，使劲打我的屁股，说我把她咬疼了，说不知道我脑袋里乌七八槽地想些什么。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如果一个小孩非得吃妈妈的牛奶才能长大，那我们是吃什么长大的？把妈妈奶里没有牛奶的事告诉了妹妹，我问她小时候我们会不会像鱼儿那样每天只是喝点水？妹妹说，水又不是粮食，我们肯定是吃稀饭长大的！

妈妈又说话了，她很严肃地对两个姐姐说：“你们去把棉衣找出来，晚上情况危急就给弟弟妹妹们穿上，然后带着他们疏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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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难忘的那些事儿

——序《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

解玺璋

卿卿的新著《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就要出版了，嘱我作一篇序文，我欣然应允。最早听卿卿讲这个故事，是在二○○六年我们将要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香香饭店》的时候。那天听她讲述，凭直感，我觉得应该是一部比《香香饭店》更有分量、更有价值的作品。

这是一个深藏于卿卿心里近四十年的故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成一个中篇，之后她一直在修改，一直在投稿。三十年的执著，只为还自己的一个心愿，一段痴情，真有点曹雪芹写《红楼梦》“倩谁记去作奇传”的意味。

《香香饭店》出版后不久，我看到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小说之名来自书中“疯子”所言：“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这一大写的问号悬置在作者的心中，几乎成了一句谶语。是啊！很多经历过那个世界的人都已忘记了那个世界，更多后来者就根本无从了解那个世界了。所幸的是，作者的良知支持她写了三十年。由于她不懈的努力，那个一直被严密包裹的恐怖“世界”——尽管是红色恐怖——终于被撕开一角。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期，这个世界突然之间像是发疯了，那一年作者只有八岁。四十多年后，那个八岁的女孩用文字重新描述那段经历，笔下呈现出来的依旧是一幅疯狂、恐怖的图景：“一九六八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五点半二姐就把菜炒好了，可妈妈没有准时回家。我和妹妹一趟一趟地跑下楼去往公路尽头张望，直到太阳落山了都没见到妈妈的影子。最后，是爸爸饿得受不了了，他说，‘给你妈留点菜吧！我们就先吃饭了。’大家都饿了，饭一端到手里闷头就吃，静悄悄的家里只听得到稀里哗啦的扒饭声和咕咚咕咚的下咽声。正吃得起劲，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一个头戴钢盔的家伙直愣愣地闯进家来。我着实吓了一跳，以为日本人来了，碗一扔就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我听到妹妹冲那人喊了一声妈妈，抬头一看还真是妈妈呢！”

作者的“文革”记忆从这里开始，任何记忆都会有一个起点，“头戴钢盔的妈妈”成了这个八岁女孩记忆的起点，并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这一点，将对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谁也不知道。那天，妈妈带回来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她所在的“八二三”正和隔壁公路管理局的“炮兵团”谈判，如果谈崩了马上就开战，而且机枪都已经架到房顶上了。妈妈回来是想着把几个孩子安置好。她用棉被把窗户钉死，叫孩子们打地铺睡在地上，还不许开灯。时空仿佛一下进入到战争年代。

战斗最终没有打响，但爸爸的历史问题却东窗事发了，受牵连的首先是大姐。大姐在学校是“炮兵团”副司令，去北京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是个很风光的人物，现在却因爸爸的历史问题被撤职了。但大姐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打垮的人，她很快选择了更革命的方式，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插队，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诚。

大姐走后不久，家里被告知将疏散下放回湖南老家——“栗山岭”去。这时，爸爸关押在牛棚，多病的妈妈只得拉扯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踏上回乡之路。

乡下虽说没有像昆明那样炮火硝烟，剑拔弩张，却也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恐怖气氛。第一天去上课，临出门时妈妈突然一个反手把门关上，她把几个孩子搂在一起，很神秘地考问他们家里是什么成分？这个八岁的孩子因老记不住“佃中农”这三个字被妈妈一顿狠打，直到一遍一遍背熟了家里的出身妈妈才让她出门。有一本描写发生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小说，其中也写到一个母亲嘱咐她九岁的女儿，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一族人，你就说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很显然，无论种族灭绝还是阶级灭绝，对无辜的个体生命来说都是残酷的、血淋淋的。

在老家，作者最喜欢的人要数伯娘屋里的堂哥了。他是学校的老师，长得很帅又有文化，还爱着一个名叫“缨”的姑娘。这些，都使得年幼的她对堂哥心存好感。学校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同学们一下课就相互猜测是谁写的。她老是担心别人怀疑到自己头上，晚上不是一头吓醒就是梦到被人抓去游街。那天早上，公社民兵从学校抓走堂哥，当场就有人踢她骂她反革命。接下来，老师在讲台上讲些什么她都不知道了，听到放学的铃声，她抓起书包就跑。一路上，她为堂哥伤心的同时又恨堂哥为什么要那样去做。因为爸爸和堂哥的事她甚至不想去上学了。堂哥写反动标语的事其实并不属实，就因为她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学校就想当然地认为堂哥也是反革命，更想当然地认为那条反动标语就是堂哥写的！

那段日子，她要忍受公社干部子弟和出身好的同学嘲笑，还时时担心被人揪到讲台上去斗。能够保护她、安慰她、照顾她的，只有小叔叔卿汉禾。这个叔叔确实很小，小到几乎和她同岁，是她的同班同学，还跟她同座。小叔叔长得很丑又很笨，经常考试不及格。她不喜欢他也不肯认这个亲戚，觉得很没面子。但小叔叔总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在她身旁，他甚至为她和班里一群出身好的男生打架，最后就是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不后悔。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幸免。

大姐下乡数年后辗转来到栗山岭。在这个八岁女孩的眼里，大姐始终像个陌生人，她无法理解大姐的举动，也说不准大姐是好人还是坏人。回到家乡后的大姐组织了铁姑娘队，她白天带领铁姑娘种试验田，晚上带领铁姑娘学毛选背语录。铁姑娘的试验田大获丰收，大姐因此变成新闻人物，她到处去交流经验去演讲，还被市团委借调过去。大姐的先进事迹上了报纸，上了广播，再次成为一个名人。

离开栗山岭时，这个不谙世事的八岁女孩向她的小叔叔卿汉禾许诺，说将来一定回来带他到昆明去看看，还许诺回昆明后一定邮寄一张自己穿红色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的照片来给他。然而，诺言一直未能实现，原因是她一直没能穿上梦想中的红灯芯绒衣服和红皮鞋，她所穿的，都是姐姐们穿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

很多年后，卿汉禾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这个一直暗恋着她的小叔叔得了癫痫病，最后竟在放纸船的时候发病掉进资江淹死了。小女孩曾经对卿汉禾说过，小纸船能顺着资江水漂流到昆明，只要是他折的纸船，哪怕是混迹在一千只纸船中她都能一眼认出它来……一句充满孩子天真的话语，没想到卿汉禾记了一生，他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地相信她。卿汉禾的死，让她想起“疯子”说的话：“你们忘了这个世界吗？”往事历历，她决定写一篇小说纪念自己的小叔叔，这一写就写了三十年……

卿卿的叙事明显地带有准自传特点，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主要来自其童年时代的记忆。固然，人们在复述自己记忆的时候都不能逃脱当下的立场、态度以及认识能力对叙事的干预，而记忆本身似乎早就经过了时间的淘洗，留下的往往是我们可以认同和接受的部分。恰恰在这一点上，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诚恳的，对历史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叙事态度。也许，我们谁都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更难以跳出现实的“三界”之外，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态度，一种不想取悦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个人记忆的态度，诚实是叙事者的最高伦理。

诚然，一个以童年记忆为对象的叙事者，在描述个人眼中的历史图景的时候，不能不受制于叙事者的出身、身份、经历、禀性、品行，以及叙事动机。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时期、历史场景也许会有不同的记忆和描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些基本常识和细节却不能遗忘或修改，尤其不能有意修改，甚而至于篡改，以取悦当今某些无聊的趣味。最近看了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影片讲的也是“文革”记忆，却号称什么“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且不说“最干净”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至少不仅仅是女主角性方面的无知，就故事本身来说已颇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导演作为叙事者的用心。作为故事主人公的静秋和老三，一个是右派的女儿，一个是走资派的儿子，他们的恋爱如果发生在“文革”当中，恐怕也不会是这样的浪漫和清纯吧？事实上，这样的恋爱只能发生在人造的、超时空的桃花源里，决不可能发生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一见钟情的前提是静秋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参加新教材的编写实践活动，来到这个小山村。试想，一个右派的女儿、可教子女、母亲还在学校劳改，会有这样的殊荣吗？这是普通的常识，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导演却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是一时疏忽还是记忆出了问题？或是有意想掩饰什么？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表现得十分暧昧。虽然官方早就有过“十年浩劫”，以及“彻底否定文革”的说法，但在叙事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伤痕文学，我们很少看到关于“文革”的历史再现。知青文学写作在“青春无悔”的口号下，不仅失语，而且失忆，几乎已经丧失了逼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青春记忆不再是生长在我们身体里的一根刺，它已经蜕化为一种老年人的臆想，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想象中被重新建构起来，这是很糟糕的一种局面。我一直以为，“文革”对于我们的影响，长久以来被低估了，它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就深度而言，它的影响将不止于“50后”、“60后”、“70后”，还将包括“80后”、“90后”乃至他们的后代。就广度而言，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还可能包括更加复杂的民族心理和集体无意识。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革”于我们，更像是一个禁忌，对于“文革”的研究和反思几乎无从谈起，或被严重地边缘化，或被广泛地改写和修正，不要说下一代，即使我们自己，怕也很难了解“文革”的真实面貌了。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变成“文革”记忆的书写者、叙述者，为后来的研究者积累和保存更多的第一手材料。

这正是卿卿叙事的可贵之处，也是我之所以推崇这部作品之处。固然，她所作的只是一部小说，但她的叙事却固执地将我们带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而为理解和认识这段历史以及生活在这段历史中的人铺平了道路。文学和历史有时离得很近，近在咫尺，彼此之间不断地往来交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和熏陶，还把文学和历史割裂开来，视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人怕是太不明智了。

写下这些杂感，或为书序。

2011年2月27日

我们走了，就大姐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湖南。妈妈原本想把她转回昆明来的，但大姐找了个对象说要结婚，她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的湖南人，搞得又像这个家里的客人一样。

春节的时候，大姐都回昆明探亲，就几天的时间她也没忘自己是干什么的，一进家门就挨个地把我们叫进里屋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她把叫二姐叫进去纯属谈心交流，把哥哥叫进去就相当于改造洗脑了，哥哥那脾气可能听大姐说教吗？十分钟不到，他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跟大姐别扭了几年，哥哥在单位苦头吃尽，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他听从了大姐的部分建议，最后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我属完全的另类，喜欢听大姐的故事，但拒绝她的收编，一直顽强抵抗，结果坎坷一生。

听说，大姐进厂后最先是个油漆工，每次领导去检查工作都只见她一个人在忙碌，他们不忍了，便把她调去开航车。湖南的冬天没有暖气，奇冷，大家都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唯独大姐一个人高高地坐在航车上坚守岗位。有一次被人硬拉下来按到火塘边，她脱下鞋子就去烤冻僵的脚，结果把二姐送给她的那双珍贵尼龙袜底烧光了都不知道。凭着对党经久不衰的热爱和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大姐从油漆车间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厂组织部，最后当上一个三千多工人的大厂的党委书记，她的事迹再次上报上广播。还听说，大姐经常利用晚上的空闲去职工家里做政治思想工作，无数次昏倒被人抬回去送给姐夫。我和哥哥曾私下说，被大姐做过思想工作的人肯定一次性立地成佛，如果死不改悔哪天大姐昏死在他面前不肯醒过来怎么办？这个对国家有着极强责任感的大姐，对家人也充满爱心，父母的生日她的贺礼和问候总是第一个送到，弟妹中谁有困难她就把谁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找最好的学校，单独给他们开小灶，怕自己的女儿见了嘴馋就给她夹点菜叫她到一边去吃，要不就索性叫她提前吃饭。结果，别人的孩子身体养好了顺利地考上大学，她自己的孩子却高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一次我和侄女闲聊，说到过去她流泪了，她说如果大姐肯在她身上用一点点心思，如果没有外来人就他们一家三口正常地生活，那么她一定能考上大学。因为心里委屈，她一直以为自己不是大姐的亲生女儿，上初中时她甚至产生过离家出走的念头。握着小侄女冰凉的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都读不懂的大姐她可能读懂吗？尽管如此啊！我敬重大姐，我的大姐是不需要别人理解的，但这个社会需要她，我们家也因为大姐的存在变得温暖了。

回到昆明后很失望，昆明并不是我在栗山岭臆想中的昆明。是的，昆明没有变，我记忆中的公园、电影院、公共汽车都在，满大街的商店里的确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但这一切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一个城市繁华也罢多彩也罢，它仅仅是向有钱人展示自己的风采，而我们这样一个家庭顶多是个衬托。妈妈没有正式工作又常年生病，加上二姐也跟着生病，我们的生活就靠爸爸那几十块钱的工资。

穷啊！真正的贫穷！

我想栗山岭了，揪心地想。在那里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一出门卿汉禾就能带着我找到吃的东西，一出门就如同走进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公园，我可以任性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尽情地展开翅膀。而昆明呢？没有吃的就没有吃的，就是在梦里都不要想找到吃的东西，这就是城市的冷漠，这就是城市的枯燥。遗憾啊！我又在重复那种熟悉的遗憾了，过去的遗憾或多或少有挽回的可能，这次遗憾是要让我终其一生地抱憾了。

我每天上完学就回家，枯燥地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像一只被人拔光羽毛的鸟儿。我渴望蓝天，但再也展不开翅膀，于是我懂得了思想，懂得按大人的旨意去生活，不再有任何幻想。妈妈说我懂事了，说我的两只耳朵终于听得懂人说话了，就连哥哥都说我家突然钻出个大姑娘了。呆呆地看着他们，我忽然领悟了懂事的含义，它就像我们平时说大人老了那样。

林彪出事后，我想起疯子宫家宝，想起堂哥因为那条反动标语所蒙受的苦难，想起那条反动标语在小山村引起的混乱，想来想去想得最多的还是堂哥。因为缨的缘故，堂哥快三十岁了才结婚。为了离开那块伤心地，他拼命地工作，最后调到市里一所中学当了校长，他是离开栗山岭后找的对象。想起堂哥我就会想缨，心里永远记住了她和堂哥的美好，同时记住了人世间有一种感情，它可以让人忧伤一生。

我回到过去那个班，郝伟还是我们的班长，我俩依旧是最好的朋友。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给郝伟讲栗山岭的故事，讲卿汉禾讲春伢，怪的是就不愿讲毛小六。我心里有一个故事，一个永远不会说给别人听的故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时常想起毛小六摇头晃脑叫我猫儿的样子，还能看到他调皮地揪扯我小辫子的神态。想上一阵，我心里就会闷闷的难过，要过好长时间，这种忧伤的情绪才会淡去。听说毛小六考上大学后离开了毛家湾，在哪个城市工作没人说得清楚，我也从没想过去找他。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毛小六是一个永远的梦境，可能是受堂哥和缨的影响，我喜欢一种带忧伤的情感，很苦，回味起来又有一点淡淡的甜。

我想伯娘，一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小女孩跪在牛栏屋哭哭啼啼的样子。想起伯娘对我的疼爱，我的眼泪总是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发现，骨子深处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伯娘。回到昆明后，头昏恶心我就刮痧，极少吃药，我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怀念疼爱我的伯娘。我们走后不久伯娘就死了，像她自己预感的那样，等爸爸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伯娘知道自己要死了，就像大象，所以我走的时候她淌了很多的眼泪。在这一点上，我庆幸自己回到昆明。昆明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死了也就死了，抬到火化厂烧成一缕青烟就能飞到天上去。可栗山岭的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就事先做口棺材，在我眼里那是很吓人的事。如果有谁抬口棺材来说是我的，那当天我就会吓得躺到床上，第二天就会像爷爷那样说不出话来，到了第三天就可以把我装进去了。

给我最强烈的记忆是卿汉禾。那些曾经让我生气的事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当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磨难后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卿汉禾是天下对我最好的人。我没有忘记对他的许诺，一直惦记着，无奈我始终没能穿上想象中的红灯芯绒衣裤和红皮鞋，我所穿的，都是姐姐她们穿了不能再穿的旧衣服。说到照片，很多年了，我们全家甚至没有一张合影。到我自己有能力去相馆的时候，栗山岭在我心里已经淡去，就是记得那个承诺也不会兑现了，一个大姑娘可能随便给谁寄张照片过去吗？

岁月匆匆，爸爸妈妈老了，落叶归根，爸爸退休后第一个愿望就是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家看看。一个多月后，爸爸妈妈从老家回来了，说卿汉禾给我带来点东西，叫回去拿。远久的记忆被唤醒了，我想起栗山岭，想起堂哥和缨，想起伯娘，想起毛小六，想那个给我带来不尽回忆的卿汉禾。

卿汉禾带给我的东西用块黑布包着，低头一闻，有股生姜混杂着烟熏的味道，这是老家留给我最强烈的记忆。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有红薯干，有十个挤破壳的熟鸡蛋。拿起一块红薯干咬了一口，我慢慢地吃着问妈妈：“卿汉禾现在过得怎么样？”

妈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禾崽真可怜啊！”

话一出口，妈妈的眼睛就红了，好半天她才接着说：“我们到老家那天，山里积着厚厚的雪，刚到你伯伯家坐定禾崽就来了。大冷天的，他就穿了套单衣，脏兮兮的像是从没洗过，破破烂烂的裤脚吊在膝盖上。他双手抱住肩膀抖作一团，哆哆嗦嗦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把他拉到火塘边暖和了一下身体，他能说话了，张口就问老四让你带照片来了啦？我把我们全家的合影给他看，他一个劲地笑，说没有变，说还是像过去一样好看。后来，他每天都到你伯伯家，一天跑几趟，来了就去盯住那张照片看。”

我浑身都热了，感觉如坐针毡。

妈妈开始摇头，说：“你二奶奶十多年前就死了，二公公又得了老年痴呆症，禾崽结婚没过多久患上了癫痫病。一年后，他媳妇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了娘家，从此没再回来。禾崽三天两头发病，基本丧失了劳动力，就连生产队分的那点自留地里都长满荒草。饿了他就东一家西一家地讨，村里人可怜他，几乎每家每户都给过他饭吃。一个月前他癫痫病发作倒在火塘上，硬是让火把下半身给烧坏了，直到痛醒滚到一边。村里人几天没见他出来讨饭去看他，烧伤的地方已经溃烂，烂得连裤子都没法穿上了，最后大家凑了点钱把他抬到城里才捡了一条命。”

妈妈说不下去了，好一阵后才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说：“村里人都说禾崽脑子有病，跟宫家宝得了一样的病，他有空就去江边放纸船，说他折的纸船能漂到昆明去。村里人因此取笑他，只要一见他往江边走就问他是不是要坐纸船到昆明去？唉，我看他那样子也真像是有病呢，一到你伯伯家就冲着那张照片傻笑，就像屋里只有他和那张照片似的。”拍拍卿汉禾带给我的那包东西，妈妈说：“我们要走的头天晚上，禾崽给你送来这包东西，我们哪忍心要啊？可他执意要给，说都是你最爱吃的东西。鸡蛋是他拿米去跟人换的，红薯干是他讨来自己煮了烘干的。走的那天，我和你爸爸把身上的钱都掏给他了，但那点钱管什么用？这不，我找了些旧衣服又买了些新的，明天打算给他寄过去。”

半个月后，我和妈妈给卿汉禾寄去的衣服、钱及我的照片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卿汉禾死了，他去江边放纸船突然发病，倒在水深不足尺的江边活活闷死了。

一天，我带着女儿从盘龙江边经过，就是我曾经向卿汉禾吹牛说的江边，其实它只是昆明一条穿城而过的河。好动的女儿挣开我的手，掏出纸折了条纸船放下去，说今天在幼儿园老师教折的。

看着远去的纸船，女儿歪着头问我：“妈妈，你说这条小船能漂到海里去吗？”

我愣住了，记忆跨过长长的时间和空间，把我带到十多年前放纸船的资江边，耳边仿佛听到卿汉禾坐在红叶子树下问我话：“老四，我往江里放只船真能漂到你们昆明去啦？”

我说：“能呀！哥哥说有水的地方都四通八达。”

卿汉禾又问：“我要放只船到你们昆明去，你能认得出它啦？”

我说：“小船是我教你折的我肯定能认出来！你就是把它混在一千只纸船中我都能认出来！”

做梦都没想到啊！自己儿时的天真卿汉禾会去当真，他甚至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让我铭心刻骨地记住了什么叫地老天荒痴情不改。人人都说卿汉禾脑子有病，唯独我知道他没病，去江边放纸船是他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原本是两个人编的，结果一个人记着另一个人忘了。记住故事的人上了天堂，永远生活在美好的想象之中，忘了故事的人下了地狱，从此陷入无边的黑暗，永远生活在追悔之中。

听说，卿汉禾过去的女人改嫁后又生了五个孩子，卿汉禾可怜的女儿莲莲成了多余，被送回老家栗山岭，寄养在卿汉禾的堂哥家。出于对孤儿的关怀，公社每月补助莲莲一点生活费，学校也在学费上给予了减免。莲莲的生活费是怎么花去的无人知道，只听村里人说莲莲穿得破破烂烂，大家可怜她给她送去衣服，结果那些衣服很快穿在堂嫂的孙女身上。村里人改变战略，路上碰到莲莲把她拉回去直接给她穿上，可不等焐热，衣服回去就被扒下了。从此，村里再没有人给莲莲送东西。

天哪！不是说善有善报吗？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卿汉禾一个人头上？为什么让莲莲也像卿汉禾一样可怜？天理不公啊！

不顾一切了，第二天我请了假，买了一套红色的灯芯绒衣裤、一双红皮鞋。我要回栗山岭去，我要去看看莲莲，我要让自己儿时的梦想穿在莲莲身上。  在碱厂大门口的桥头边，车停住了，推开车门我一脚踩在一条黑色的公路上。举目望去，四周的山都穿上了黑色的衣裳，一股难闻的氨水味扑面袭来，我记起了二十年前自己站在这里说过的话。

没错！我当时并没有说错什么，这里的的确确建了一个毒气工厂。除碱厂外，资江沿岸又建了很多化工厂，春伢三十不到死于肺癌，黄泥堡有不少人相继得癌症死去。那么多人死于一种从没听说过的怪病，山里人恐慌了，他们认为是妖魔作怪，于是请来跳神的做了几场大法，结果得癌症的人还是像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由于害怕，家家户户早晚烧香，祷求菩萨不要让灾难降临到自己家人的头上，但管用吗？

唉！不愿再往下看，我要到栗山岭去，没有红叶子树的指引我就盯住碱厂的大烟囱。想起那棵美丽的红叶子树，我认为伯伯干得好，至少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片艳红。如果红叶子树活到现在，谁能在十里之外认得出它来？

栗山岭的树全砍了，果树棕树都砍了，几个叔叔盖起了砖房，红色的砖房穿上黑色的衣裳，远远看去就像当年爷爷的黑漆大棺材。我们家和伯伯家的房子已经倒塌，只有牛栏屋与家相连的那堵墙还立在那里，它在见证已经过去的曾经。

走到卿汉禾堂哥家的门口，也就是过去卿汉禾家的隔壁，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卿汉禾的堂嫂，我们过去叫她满娘。几个孩子闻声围过来仰头看着我，他们应该是满娘的孙儿，想起他们抢穿莲莲衣服的事我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了。

满娘没能认出我来，眼睛瞪得大大的，想着她对莲莲的刻薄我不敢正视，生怕她从我的眼中看到仇恨。厌恶地把头扭到了一边，我说了自己的名字，说要找莲莲。

满娘咋咋呼呼地把我拉进去，又是让座又是倒水，然后唧唧喳喳地冲着我说些听不懂的话。离开老家太久，我又听不懂家乡话了，很好！我根本不想知道她在说些什么。打断这女人的没完没了，我问她：“莲莲在哪里？能带我去找她吗？”

我们走进碱厂，左拐右绕，前方三十米处出现一个高高的铁皮水箱，水箱上冒着白乎乎的热气，里面应该装着开水。是水箱太沉吗？车轮慢慢地向前滚动，步履像个行动迟缓的老人，半天一圈。突然，我身边的满娘扯开嗓门喊了一嗓子：“莲妹子哎！”

水车停住了，从水箱的中部伸出一颗小小的脑袋。脑袋缩回去了，很快一个流着鼻涕的小女孩站到我面前。是莲莲吗？她穿了双大人的破球鞋，鞋尖破了，露出泡得发白的大脚趾头，我由此想起妈妈回老家看到我的情景。莲莲穿了很多件衬衣，手放不下来，木偶似的撑在左右两边，裤子补了又补，但膝盖处还是破了。

慢慢地蹲下去握住莲莲冰凉的手，我问她：“莲莲，你几岁了？”

莲莲的脸红了，扭过头去看着满娘，满娘替她答道：“刚过八岁咧。”

天哪！这正好是我到栗山岭的年龄。

我难过地问她：“你小小的一个孩子，如何拉得动那么重的车？就不怕开水烫着吗？”

满娘在一边说：“不天天叫她送水咧！”

不想听到这个女人的声音了，更不想面对她，我往她怀里的孩子手里塞了点钱说：“我带莲莲出去一两天，然后送她回来。”

满娘又咋咋呼呼地嚷嚷开了，她留我吃饭，说满叔很快就会回来。我冷冷地在心里哼了一声，我可能等满叔回来吗？走吧！说些难听话出来搞得大家亲戚都没办法做了。

离开栗山岭，我想看卿汉禾去，便问莲莲：“你知道爸爸的坟在哪里吗？”

莲莲点点头，把我带到一个小山包上，在高高的荒草中我看到了卿汉禾的坟。如果没有那块小小的石碑，谁也想不到这小土堆下会躺着一个人。在老家，年轻人死后不能和老祖宗埋在一起，随便找个地方就草草地埋了，称野坟，按迷信的说法他们到阴间只能做野鬼。

卿汉禾真的躺在这里吗？摸着冰凉的墓碑，能感觉到他冰凉的身体，我知道卿汉禾的的确确躺在这里。回过头去，我问莲莲：“你经常来看爸爸吗？”

莲莲表情木然，眼中的神情很淡。难怪啊！难怪莲莲了，卿汉禾至死都没见到自己的女儿，莲莲是卿汉禾死后送回栗山岭的。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夺眶而出，可怜的卿汉禾啊我的小叔叔，居然是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记不住的人，居然是个连自己亲生的女儿都漠不关心的人。他默默地出生又默默地离去，像秋天一片树叶落到水里般无声，早知这样的结果当初说什么我都会好好待他，至少让他感到人世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温暖，可我是怎么做的？

点燃照片，我说：“小叔叔，老四来看你了。”

没有回音，我知道小叔叔再也听不到我说话了，知道小叔叔不可能看到我的照片，还知道此刻说再多都是枉然。没有脸在小叔叔坟前老哭了，是不好意思哭，之前对他多一点关怀至于现在心里如此的后悔吗？

我和莲莲下山后往小镇上走，我想去看看资江。红叶子树倒塌的瞬间在我心里永远定格了，我梦中还流淌着资江，我不止一次梦到牛筋草拴着的小螃蟹，还能感觉到团鱼咬住我手指头的疼痛，那些沉睡在江底的花石头更让我忘不了，它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夜幕降临后就布满我的梦境。

一脚踏入小镇，犹如掉进一个深渊，过去的小木屋变成了高高的红砖房，走在窄窄的青石板上让人感到呼吸困难。我越走越快，莲莲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我走到通往江边的石梯上，资江一字形地展现在我眼前。

天哪！这是资江吗？我疯了似的往江边冲去。

远远地，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扑面而来，资江水翻滚着黑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找到那块大青石板，瞪大眼睛往江底张望，希望看到沉落在江底的小刷子和那个打破的瓷碗，可江水黑得就像墨一样。我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把手伸进资江，手不见了，只剩下白白的手腕。

惊慌失措地扭过头去，我问莲莲：“这江水是什么时候变黑的？”

莲莲茫然地看着我说：“江水本来就是黑的。”

转过头去，见黑黑的江水慢慢地向我涌来，一点一点地在淹没我童年的记忆。不甘心啊！就犹如垂死地挣扎，我对着资江大大地吼了一声：“你忘了这个世界吗？”

资江像个沉默的老人，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想它是不知道该回答我什么。

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所看到的都是陌生的，我忽然有种被人抛弃的孤独感。红叶子树砍了，资江污染了，从此我不会再梦到故乡。我牵起莲莲的手转身离去，逃也似的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却忽然听身后传来伤心的呜咽声。

回头一看，起风了，江水拍打着岸边青石板，溅起的水花就像人的眼泪一样。哦，资江哭了，它说不能怪它，它说自己过去清澈得如明镜一般，是人把它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悄悄地叹了口气，我对资江说：“忘记过去吧！”

在碱厂大门口，我们坐上一辆公共汽车，如卿汉禾所说这里有车能直接通到市里。我要带莲莲去有清水的地方，干干净净地给她洗个澡，我要把对卿汉禾的许诺落实到莲莲身上，让莲莲来圆我儿时的梦想。

到了市里，我先带莲莲出去吃饭，又带她去买了内衣。回到宾馆，我放了满满的一池子水，把骨瘦如柴的莲莲抱进去。莲莲通红着脸蹲在水池里，紧紧地抱住双腿，头夹在两腿之间说什么也不肯抬起来。  我轻轻地拍着她说：“快躺下，我们是亲戚，我是你爸爸儿时最好的朋友，在我面前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莲莲瞟了我一眼慢慢躺下，但身子仍然圈成一团，眼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慌乱。白色的浴池，清澈的水里，躺着满身污垢的莲莲。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人得多长时间不洗澡才能脏到这等程度，于是问莲莲：“你多长时间洗一次澡？”

莲莲说：“夏天水暖和了就到河里洗。”

扭干毛巾擦去她脸上的鼻涕，我说：“你是女孩子，不能成天拖着两条清鼻涕，这样不好看知道吗？”

莲莲瞟了我一眼，红着脸说：“冬天河水凉，感冒了不会好，等开春，天暖和了，我就不流鼻涕了咧。”

眼前浮现出那个大水箱，我问莲莲：“你每天在家做些什么事？”

莲莲想了想说：“一早起来生火，做上饭到河里洗菜，回到屋里给弟弟妹妹穿衣服，呷了饭到学堂上课。放学回来洗菜做饭带弟弟妹妹，下午扯猪草给碱厂送开水，农忙就背着弟弟到地里干活……”

我问不下去了，泣不成声。

打开尘封的，正被遗忘的经验，忠直公正地回望历史，没有个人记忆就没有历史记忆，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

——李敬泽

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被扭曲的年代，善良、同情和美好竟不能幸免。

——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