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旅程》是一本充满生命智慧的书，是一本打开我们生命之门的书。

决心成为自己，是一种英雄气概。遵循内在的喜悦，追求生命的经验。英雄通晓接纳生命的实像，有所顺服以及向什么顺服。英雄的终极态度是顺服自然，接纳死亡。接受自然的结果，停在你喜欢的地方。从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生活与工作中，学习开放、开放、再开放。本书由菲尔·柯西诺编辑完成。

《英雄的旅程》充满机锋与智慧，讲述的是心理学者、人类学者、文学家、电影制作人等与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的对话。坎贝尔从他所研究的神话中体验生命的智慧，鼓励人要过一种开放、开放、再开放的生活，努力去挖掘内心世界。他发扬了美国当代神话学研究的传统，同时开辟出神话学的新领域，将神话带入现代人的生活。他于上世纪中期完成的《千面英雄》一书，是那些汲汲于寻求内在启悟的读者手中的“圣经”。许多人坦承坎贝尔的文字改变了他们的生命。

“神话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在这个我们已经失去与神话的联系的时代，坎贝尔扮演的是一个路标的角色。本书由菲尔·柯西诺编辑完成。

前言◎斯图尔特·布朗

引言◎菲尔·柯西诺

导读◎李子宁

谈话者简介

第一章 冒险的召唤

第二章 试炼之路

第三章 灵视的追寻

第四章 与女神相会

第五章 恩赐

第六章 借助魔法逃走

第七章 跨越归来的门槛

第八章 两个世界的大师

跋 老虎与山羊

坎贝尔年表

你们知道，在农神节，一切都是颠三倒四的：仆人可以支使主人，而小丑有可能被任命为法官。总之，一切都是倒过来的。因此，托马斯·曼会提起农神节，就是预先警告听众，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他这篇演讲，后来出版成小册子，书名是《弗洛伊德与未来》(Freud and Future)，但它的内容几乎与弗洛伊德完全无关。在演讲中，托马斯·曼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就是用医学的词汇把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的发现重讲一遍。弗洛伊德并没有读过这些哲学家的著作：没有读过叔本华，没有读过尼采，也没有读过齐克果。但奇怪的是，他的无知反而让他能够用一套自己的方式，把这些人对潜意识的发现重构出来。

接着托马斯·曼又说，如果大家不介意他谈自己的话，他想告诉大家，早在他听过弗洛伊德的名字以前，作品里就已谈到潜意识的问题。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小说《小德曼先生》(Little Mr.Friedman)。这篇小说发表于1886年或1887年，比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要早上三四年。事实上，你真的可以在这篇小说里找到很多弗洛伊德后来的主张，尽管弗洛伊德用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语言与行话。

演讲中，托马斯·曼提到了一个不该提的名字：荣格。他说他目前正在撰写的作品，灵感就是得自荣格。他指的是《约瑟和他的兄弟们》(Joseph and his Brothers)四部曲，那时他刚写完第三部。

当时台下的听众是什么表情，我真是不敢想象。我提这件事是想指出，托马斯·曼的一番话，很能说明20世纪前半叶的潜意识研究领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脉络中。那真是一个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当时，乔伊斯和托马斯·曼虽然互不认识，但他们的小说却不约而同经历了一个转化，那就是从19世纪的自然主义，转向对心理学的强调，并带来对神话的突破。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14年至1918年)，再后来，他们各自写了一本里程碑式的作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出版于1922年，托马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出版于1924年。虽然这两本小说摆出来的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姿态，但事实上，它们都有着一个神话的架构。这两本书的书名本身——《尤利西斯》和《魔山》——就是你可以窥见它们神话架构的线索。而在接下来的作品里(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和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记》)，两人更是毫无保留地畅游于神话的海洋里。

乔伊斯与托马斯·曼形成相当有趣的对比：前者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而后者则是在德国新教的传统下长大的。如果你是个认真的天主教徒，你就会跟神话有一种很密切的联系，而你在写小说的时候，面对的主要问题只是怎样把世界的神话结构表现出来。这就是乔伊斯面对的问题。

但托马斯·曼面对的问题却是反过来的。我认为，基督新教的一个特征就是否定宗教的仪式面和神话面，也因此，托马斯·曼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意识到神话的深度和它的涵蕴。而乔伊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占了便宜，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着神话思维的专家，而托马斯·曼则是慢慢才进入这种思维的。这一点，让他们形成了异常有趣的对比。

坎贝尔：在《魔山》里，托马斯·曼不断向读者解释他的神话的意涵。他给了你一个意象，然后又会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向你解释，这个意象象征的是什么，但乔伊斯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凭空把一个意象摆在你前面，要你自己花心思去琢磨。因此，在我的思考与写作中，我认为他们是以极端有趣的方式形成互补的。他们各自对待艺术的方式也很有趣。

这两个人都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瓦格纳也是他们成长时期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各自从瓦格纳那里吸取了某些观念。瓦格纳所使用的其中一个音乐技巧是主导主题(leitmotif)，即透过一些细部的重复，让同一个主题反复呈现。每次在它重新出现的时候，它的意义整体都会以一种全新的关系方式再现。托马斯·曼把这种音乐技巧移植到文学上，任何读过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或他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当他每次提到一个角色时，总会重提刚开始他对这个角色的一些形容或评论。因此，角色会随着主导主题再一次呈现。乔伊斯是个音乐性很强的人，他也使用同样的技巧来创作副歌。(乔伊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没能在都柏林的一场歌唱比赛中获胜，得胜者是麦科马克。)

艺术家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让作品不封闭在自身中，不与读者产生距离。真正能打动人的杰作，是那种会让观赏者有一种“我就是它”的感觉的作品。作品固然是对着我说话，但它要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话，它辐射出来的能量，就是我的能量。用纯经验主义的术语来说，这种审美经验叫“参与”(participation)，但事实上它并不只是“参与”，更是“同一化”(identification)。

托马斯·曼致力去做的，是要透过重新诠释，把隐含在《圣经》中民俗观念(folk ideas)里的基始观念(elementary ideas)挖掘出来。这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把犹太教一基督教的遗产翻译(translate)为全人类的遗产的方法。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件大事。托马斯·曼为之而努力，荣格为之而努力，乔伊斯也为之而努力。他们都在想办法保留这份遗产中的正面成分，使之可以适用于全球性的生活格局，让我们不再以为我们拜的才是上帝，而别人拜的都是魔鬼。

我们现在必须致力于找出像乔伊斯和托马斯·曼这样的艺术家，了解他们是怎样突破和翻译这个奥秘的。他们所使用的其中一个方法是文体的韵律。这是一种诗的方法。诗之为诗，就是要逼着你越过意象、越过文字，向着一个不可言喻的国度而去。韵律在这一点上可以帮很大的忙。P40-43

激情这东西让大部分精神科医师都忐忑不安。“你对约瑟夫·坎贝尔的崇拜，似乎是你渴望一个弥撒亚的移情作用。”一个朋友得知我想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时候这样说，他是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医师。我一直希望可以把坎贝尔的精彩思想用影像记录下来，在电影院和电视上放映，留为永远的纪念。我的这个梦想，终于落实为片长一小时的《英雄的旅程》，在1987年首映。这部电影，也来自于各位手上的这本书的内容。

大部分美国中西部的长老派教徒，对于任何的狂热都怀有戒心(运动和宗教方面的狂热除外)，我年迈的双亲自不例外。如果我能够把“坎贝尔热”转移为对教会的支持或对医疗事业和经济保障的促进，他们肯定会开心得多。

由于不听师长父母之言是不明智和无礼的，所以在与坎贝尔漫长而密切的交往岁月中，我都努力克制，不把他当成一个崇拜的对象，而我也显然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在我的一些好友看来，我并未沦为一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仍然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感受能力。

然而，回顾多年来与坎贝尔的相处，我的感受却很像是爱——不单是对他的爱，也是对其他受过他感染的人的爱。看到他们从坎贝尔那里获得的喜乐与成长，是我会花十年以上的努力去为坎贝尔拍一部纪录片的一大动力。我相信，我拍的这部纪录片，将可以让更多人从他那里获得启示。当然，我的这个信念，是源自于亲身经历。

1972年，也就是三十九岁那一年，我利用教授休假的机会，想完成一项有关谋杀的研究。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的那段期间，我发现早期谈到暴力的文献，都是神话性质的，而让我惊讶的是，见于古代神话里的家庭暴力模式，竟和美国当代的家庭暴力模式出奇的相似。于是我开始读坎贝尔的四册《神的面具》(Masks of God)。读完以后，我才了解到，坎贝尔对于人类的象征、心理学、灵性和艺术遗产，具有惊人的融会能力，这种能力，是自达尔文以来任何试图了解人的生物模式的科学家必备的。另外，在阅读这几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受益的，并不只是知性方面。读完它们以后，我感到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观感都迥异于从前。我变得能将自己融入世界之中。因此，我自然会想知道更多坎贝尔的见解，而且也跟很多其他读过他的书的人一样，对坎贝尔其人感到好奇。他的书读得愈多，我就愈有一种冲动，要把他广博的知识与融会世界神话的能力引介给学术界以外的广大听众。

由于我不是个制作电视节目的专家，所以就找来已故的史帕林(Greg Sparlin)当拍档。起初，坎贝尔拒绝了我们把他的作品搬上电视的构想，因为他认为，最适合表现他思想的媒体是文字。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努力才说服他。不过，一旦他作出了投入的承诺，我就很有把握，我们的影片将可以让人恰如其分地领略到坎贝尔的学术深度与活力，并因此体验到灵魂的深化。虽然当时相信这个信念的人寥寥无几，但我根本就不在意。

就像很多原创性的计划一样，刚开始我犯了很多错，拍摄计划一直止步不前。到了1981年年终，我愈来愈为坎贝尔的健康担心，因为仅仅六个月内，他就得了两次严重的肺炎。虽然他看来康复情况良好，而且健谈如昔，但有医师背景的我还是忧心忡忡。坎贝尔已经年近八十，但却仍然没有有关他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的足够多的影像记录。没错，他已经出版了很多本上乘作品，但我仍然强烈感觉到有把他的思想拍成电影的必要，因为正如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后来所说的，坎贝尔身上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生命力”，可以诱导听众全身心地投入灵性探索之旅。由于感到时间紧迫，我继续加倍努力。

《英雄的旅程》的正式拍摄工作始于1982年，地点是加州大瑟尔(Big Sur)的爱斯兰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在制作人弗里(Bill Free)的帮助下，我找来一些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跟坎贝尔进行谈话：从坎贝尔的诗人老友布莱(Robert Bly)到诺贝尔奖得主吉耶曼(Roger Guillemin)，甚至还有一个以前从未听过坎贝尔名字的年轻女士。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背景不同的对话者可以引发更多不同的话题。我的期望是，众多的话题，加上导演肯纳德(David Kennard)的技巧，加上爱斯兰研究所的优美环境，再加上坎贝尔多姿多彩的人生故事与生命活力，能让整部纪录片更形象生动。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取材自在爱斯兰研究所拍摄到的对话。

大约四五个月后，当我们开始剪接底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声音在我耳边萦绕。这是我很不习惯的事，哪怕它要对我说的是：“追随你内心直觉的喜悦(fellow your bliss)。”我心里的声音反复对我说：“把坎贝尔下一次全国演讲系列拍成录像带吧，因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了。”令人难过的是，被它言中了。

有些人在轻松、不那么正式的环境里表现得最好。因此，在我们第一次进行剪接的时候，用了很多在这种场合拍到的底片。然而，愈到后来，我们愈发现，坎贝尔表现得最好的、，是那些他能够自己挑选话题的场合，是那些他能够使用历经几十年才琢磨出来的最完美的材料的场合。

在1982至1985年初，我和一个摄影小组追随着坎贝尔游遍全美各地，拍摄牖后一次全国讲学之旅。我-们在新墨西哥陶斯(Taos)拍了他的讲演《心灵与象征》，在圣大菲(Santa Fe)拍了《神话在时间里的转化》，在纽约她太太主持的“大开眼界”剧院(Open Eye Theater)拍了《永恒的哲学：印度教与佛教》，在旧金山的美术宫剧院拍了《西方之道：亚瑟王传说》和《圣杯的追寻》，在旧金山的加州历史学会拍了(当代的神话：詹姆斯·乔伊斯与托马斯·曼》。就这样，我们得到了长达五十个小时的母带，而坎贝尔最有影响力的一些讲演的影像记录，也可以永远留存下去。自此，我没有再听到某个声音在我耳边回Ⅱ向。

坎贝尔进行全国性讲学期间，每当一场讲演或研讨会结束，总会有人跑来问我们：“这个坎贝尔是什么来历？他是怎样成为现在这个人的？”总之，凡听过他的讲演的人，莫不流露出对其人、其观念的好奇与着迷。他们提出的问题，促成了我们塑造这部电影以及各位手上这本书的最后形式。

在我看来，《英雄的旅程》全片的最高潮是坎贝尔在1985年接受全国艺术俱乐部颁赠文学奖章的部分。因为片长所限，我们只能收入颁奖典礼上乔治·卢卡斯、理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和希尔曼(James Hillman)等人所致的赞辞，而且只是节录，尤其让我难过的是坎贝尔所发表的授奖辞部分，我们必须全部割爱。不过，这种遗珠之憾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获得部分补偿，因为书让那个不同凡响的盛会以更完整的形式呈现出来，也把很多其他因为片长之限不得不割爱的材料包含进来。

坎贝尔一向认为，他的观念要比他本人来得重要，所以，在拍摄有关他的电影和编辑此书期间，我们都努力去做到我们相信他会期望的：让他的观念以异乎寻常的清晰，道出他是个有创思的人。

1987年，电影版的《英雄的旅程》分别在东岸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西岸的导演协会首映。西岸首映会后的座谈会，是坎贝尔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虽然他爱开玩笑说，自己已几近是个“死人”(The Death)，但在座谈会上，他仍然不遗余力把他最新的思想心得带给听众。座谈会结束时，我看着他接受人生最后一次热烈鼓掌，只觉得心中一阵酸楚。他在四个月之后过世。

重看过《英雄的旅程》的对话抄本和剪余片以后，商业影片副制作人柯西诺(Phil Cousineau)想办法把它们转化成了书本的形式。柯西诺拍片期间在各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与坎贝尔夫妇愈来愈深入的友谊，都让我印象深刻，而我也知道，坎贝尔夫妇不但欣赏他神话知识上的宽度，也欣赏他智慧上的深度。  1988年，《英雄的旅程》和由坎贝尔与记者莫耶(Bill Moyer)的对谈所拍成的《坎贝尔与神话的力量》(共六集)，先后在公共广播网(PBS)进行全国播映，结果引发了热烈、广泛的回响。在我看来，这种潮涌般的反响印证了一件事：坎贝尔所说的话，会触动我们每一个人。

布朗(Stuart L.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