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沐海，“中国战争电影之父”汤晓丹的儿子，卡拉扬的弟子，知名华人指挥家。1949年出生于上海，197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与指挥。本书为“艺术父子丛书”之一，是汤沐海母亲蓝为洁女士凝聚了毕生精力收集素材汇编而成的。

汤沐海，卡拉扬的弟子，知名华人指挥家。1949年出生于上海，197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与指挥。1977年至1983年就学于德国慕尼黑高等音乐学院指挥大师班，以优异成绩取得联邦德国艺术学院最高学历文凭，并作为瓦格纳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参加了拜罗伊特音乐节。1984年夏，应小泽征尔之邀，他参加了美国波士顿坦格伍德音乐中心夏季音乐节的指挥班和演出活动。同年秋，他在荷兰参加了第一届康德拉申国际指挥比赛，成为前三名决赛获奖者之一。从那以后，汤沐海的指挥事业在欧洲取得了迅速发展，他指挥过许多重要的交响乐团。近年来，汤沐海更加频繁地在世界各地指挥演出。本书主要讲述了汤沐海的人生经历。

序／感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感恩新中国六十年

志气比灵气更重要

抓住机遇 顽强奋斗

立足德国 放眼全球

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 也让中国音乐家了解世界音乐

甘当音乐文化使者

酷爱歌剧 创造奇迹

友人眼中的沐海

后记

沐海以优异成绩毕业，学校通知他留校任教。这是最理想的工作，比起锻压二厂的三班制、整天听轰隆隆机器声，宛如进了新世界，全家都高兴极了。原来分配给他的学生宿舍退还给学校，让别的新同学住，沐海只好把几年来搬去的东西再一捆捆搬回。人住在家里，粮票等暂时仍由学校食堂代管，据说是因为外地来的人多，每月粮票不够，上海户口的同学暂时与大家互助。

沐海的同学吴必高关系多，暑假期间联系了由上海往秦皇岛的运煤船，免费吃住，但往返途中要帮助装卸煤块，也搞文娱活动。反正看海呀，吃大虾呀，北戴河游泳呀，开心得很。沐海帮助他们编了首《大虾歌》，顺口溜式，人人能上口，过足了虾瘾，畅游了大海，与满脸黑得像奥赛罗似的工人交了朋友，一举多得，人生难得。

沐海要到北京出差，需要用全国粮票，我只好到厂里找朋友借。那时的全国粮票非常吃香，可以用来调换任何日用品或食品。沐海从部队回来后却把粮票都送了人，吃在家里也不拿粮票回来，催了他几次，不起作用，我也就懒得再哕嗦了。

沐海到北京办事，少不了进进出出文化部，得知国家即将进行留学生出国考试，不过只有理工科才有名额。沐海便给文化部写了封信，要求增加文科名额。他甚至说，如果音乐方面也可以参加考试，或许我们的国家也会出小泽征尔那样的人。仍然是充满志气的观点和信念。“上书”是一时的激情冲动，至于结果如何并没多想。信写好后，他请歌唱家王昆代转。

回到上海不久，上海音乐学院果然有参加报考的名额，沐海当仁不让，立即填了报名表，交上去后才回家对我们讲事情原委。家里顿时成了英语速成班。他父亲平时少开口，这下劲道来了，在饭桌上夹着菜要说许多话。都是三十几年前他在香港的生活习惯用语，沐海听不懂，不停地“whatis”？弄得一家人都哈哈大笑，忘了饭莱入口。

他爸爸语重心长，又用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慢慢地解释：“学英语，在考场回答问题并不难，要进入万花筒似的英语社会，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的学习经验是，不但要多说、多听、多问、多读，还要认真做笔记。只有认真做笔记，才能加深理解，融会贯通，在任何场合都能以自己掌握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千万记住，学英语就要把它当主要语言工具来掌握，不仅仅是为了考试。”

哥哥沐黎也开导他说，在口语考试时，你没有听懂问话，答不出，可以大胆发问，对方在解释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时间做充分准备，问题自然能答出了。

沐海是很机灵的，悟性极高，他真的学到了会话技巧。报名参加考试的事情一经传开，他的同学都特别关心，每天川流不息有人来家里问长问短，探听消息，也有一比高低的雄心。我认为这样一来会影响沐海复习，每天除了准备好吃的东西，出门就把房门反锁，钥匙交到隔壁老王家。有了铁将军守门，乘兴而来的客人只得转身离去。五十一中学初中部的薛兰芬老师很喜欢沐海，主动来我家为他补课。她总是信心十足地鼓励沐海，认为他是班上英语会话成绩最好的，只要花点时间，出国考试口语会话一定能取得好结果。

沐黎又为弟弟请了外语学院的王教授，定时来我家为沐海复习新课程。那时还没有记时付费，都是义务劳动。这样一来，沐海既有正规的复习资料，又有薛老师的会话训练，还有父兄的生活用语，突击式、填鸭式、经常式三股力量推着他，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考试那天，我陪他去的考场，他在车上只管用功，我来留意站牌。看着他走进考场后，我没有回家，一直等到他出来。他笑嘻嘻地问：“怎么还留在这里啊？”我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小声地说：“考得怎么样？”“还可以吧。”他说。  这时候我就相信他能被录取。当天晚上，来我家打听考题的同学接踵而至。原来他们都准备第二次招考时去“比武”。

那一夜，我们全家四口都无法入眠，仿佛起程就在明天。其实还是盲目兴奋，比如体格检查那天，我就犯了个大错误，差点毁了沐海的前程……

那天早上，我给沐海煎了个荷包蛋，还有两块面包和一杯咖啡。医生检查时发现他“心动过速”。沐海急了。医生却很冷静，问他早点吃什么。沐海如实回答，医生才说，“明天不要喝咖啡再来检查一次。”

果然是咖啡惹的祸。幸好那位医生有经验，心眼又好，才没耽误大事。在等消息的日子里，突然接到通知，要沐海去德语系的国家。于是全家又忙碌起来，为沐海出谋划策。沐黎的意见是：“突击学德语，英语照常复习。”

最后决定，沐海去外语学院跳过初级班，直接参加中级班的学习。沐海拿出记谱子的本事，在上中级班的同时，把初级班该学的课程全部补上。这样，两个班总共为期半年，沐海住在外语学院，根本没有回过一趟家，我每周为他送干净衣服去，当然还要带些吃的。去时一大包，回来也是一大包，不过是脏衣服。洗啊，晒啊，眨眼又是一周。当时去外语学院，不仅交通不便，路远难行，进学校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找到沐海。每次看到他都是精神十足的样子，我的劳累也就消失了。

除此，我还得筹钱，请珠影厂的录音师王仲宜在广州代买一台音质好的日本录音机，因为当时上海买不着好录音机。王仲宜帮我在市场上横挑竖选，花一千多元买了～台最新型号的SONY录音机，托人带来上海。友人指责我傻，说沐海去了以后可以自己买。我对这些为我着想的朋友讲：“我不傻，现在买好他可以学起来，沿途也不耽误业余学习时间。等他去了，积了钱再买，就会失去许多自学机会。”

沐海总是得意地对人说“别看我妈妈平时省吃俭用，一分钱当一元钱花，只要是我和哥哥学习需要，她就不在乎花钱，很有远见，比我们自己还想得周到。”

听说欧洲很冷，我在淮海中路转来转去买羊毛衫裤。上等质量的，出口转内销，每套50元。我买了两套，走了一段路又返回，再买两套。我想，沐黎在第二批招收出国留学生时一定也会去考，出国是早晚的事，省得到时候再买。这样离店走了一段路，再回去买四套。主要是想到汤晓丹在动乱中受尽屈辱，让他也穿上两套新羊毛内衣裤，舒服一把。

于是，我提着父子三人的六套衣服，本来可以从淮海中路、常熟路口乘公交车回家的，结果还是舍不得，咬咬牙走回家。现在，两个儿子的羊毛内衣裤早就在国外被洗衣机绞得破烂不堪，汤晓丹那两套是我手洗的，至今能穿。即使不能穿了，我也会留着，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经过折腾，沐海终于接到通知：到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他选择乘火车，沿途可以见到车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色。在国际列车上整整六天六夜，印象最深的是前苏联南部的小白桦树、深绿色的塔松、金黄色的草地、整齐的木栅栏和飘浮在高高蓝天上的朵朵白云。大自然的清新、美丽、和谐，在沐海看来简直就是一首动人心魄的“俄罗斯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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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好学，就想长大了当一名女记者，手脑并用，心口想通，纪实性写文著书。可惜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重庆人满为患，连找个餬口的工作机会都难，哪里还容许个人有什么理想啊！

好不容易跳来跳去读书，缩短在校时间，提前拿到了毕业文凭，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川籍录音专家宫质斌的保荐下才进了“中制”技术部门。我工作很卖力，字写得好，部门的大事小事都找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新厂长罗静予从美国回渝主持迁厂。他首先贴布告宣布裁员。演员张翼组织大家斗争。罗厂长见工人奚锡生拿出锃亮的斧头，心里害怕，便叫人撕下布告，收回裁员令，我才有机会跟着大家出川。这时宫质斌的太太劝我找个丈夫同行，以后好歹不会为生活发愁。导演汤晓丹当时正是单身，宫太太说他为人忠厚，是最佳人选。演员李健也这样劝我。我想想也好，便答应下来。正像当时重庆人说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也像当时风行的“女人嫁了丈夫就等于有了一张长期饭票”。识时务者为俊杰，18岁那年，我就做了新娘。有人背后议论我太年轻。其实比起过去“二八芳龄”私奔的小姐，我已算晚婚两年，所以不忌人言，不畏非议。

1946年我到了上海，有月薪。新厂还未正式成立，没有工作做，日子过得还可以。两年后“中制”迁台湾，我第二次遭遣散。这时我不但有家，还有了儿子，所以同仁们要求发遣散费时，我没有精力去参加。以后强明等人理直气壮回上影，而我却被排在影人队伍之外。同宿舍的周教大告诉我上影人事科主考一名员工时，我立即托他代报名。一个名额，100多个家属竞争，结果我的答卷分数最高，进了新上影。人们爱说它是“铁饭碗”，而我一直认为它是闪闪发光的金饭碗，年轻时靠它贴补家用，现在靠它颐养天年。我是很幸运的，凭考试上岗的新女性。

60年来，女职工受到特殊照顾，托儿所规定“只有女工子女才能入托”，我儿子靠学龄前的正规教育基础打得好，为现在的成就垫了底。我的丈夫汤晓丹为人宽容、忠厚，一辈子耐心帮助我，在他的长期循循善诱下，我与儿子一起成长进步。

1984年我退休后，经常到全国各省市电视台帮助剪辑电视剧，大都获奖。结交了许多事业上的知音。每次外出，汤晓丹都叮嘱我要耐心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是他的本性。

1993年，《文汇电影时报》为我设立《影人圈》专栏，定期发表整版文章，长达五年之久。借此，感激史中兴先生和罗君女士，是他们的把舵，我才有了第二次创业的成功机会。我很清楚，如果没有《文汇电影时报》当年对我的扶持，我不可能有信心年年月月不停地写作，超越自我。

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先读给汤晓丹听，他是第一位读者，也是把握有度的审稿者。所以我顺顺当当出版了十几本书，发表几百万字的文章。80多岁的人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笔耕成绩，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中国六十年赐给我的鸿运。知恩必报，这是做人的天职。

这套“艺术父子丛书”：《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我的画家儿子汤沐黎》、《我的电影导演丈夫汤晓丹》，是我凝聚了毕生精力收集素材汇编而成。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同行、亲友和观众都鼎力相助，把他们自己收藏的珍贵资料割爱赠我。像王廷瑛、沈建一、潘文农、郭新洋等等友人，在百忙中从大堆资料里给我搜寻最佳作品，放大了照片亲自寄给我，甚至亲自送到我家。这种情、这种义，我终生不忘，并且教育我对待朋友的事业也要像他们对我一样，全力以赴。做好人好事，像滚雪球那样总是越多越好。

汤沐海是世所公认的、在东西方之间架设音乐桥梁的指挥大师。他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师从黄晓同、马革顺教授，后前往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大师班深造。1983年，受富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之邀，汤沐海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之后他开始在各大著名乐团担任客席指挥，如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莱比锡音乐厅管弦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巴黎交响乐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1984年汤沐海担任了中国中央乐团的常任指挥，1987年出任葡萄牙里斯本古本江管弦乐团首席指挥长达12年之久。他任首席指挥生涯的其他驿站还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交响乐团、比利时弗朗登皇家爱乐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芬兰国家歌剧院。自2006－2007演出季以来，汤沐海担任历史悠久的瑞士苏黎世室内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和艺术总监，他同时还被任命为上海音乐厅的艺术总监以及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和中国交响乐团荣誉指挥。

汤沐海始终对歌剧情有独钟。他在欧洲、亚洲以及澳大利亚指挥过众多歌剧。1999年他还在上海大剧院指挥了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中国的首演。2000军他指挥了谭盾音乐剧《门》在欧洲的首演，并在2001年度爱丁堡音乐节上指挥了瞿小松作品《边走边唱》的首演。2002年他指挥了陈其纲作品《蝶恋花》的巴黎全球首演。在音乐会方面，汤沐海涉猎从巴罗克、古典浪漫主义到当代作曲家的各种作品。同时，他还经常将亚洲作曲家的作品推上舞台。2005年夏，汤沐海带领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首次在“柏林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亮相，并连续四年在柏林和汉堡进行了出色的演出。从2009年起他还将担任德国汉堡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席指挥并负责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音乐节。

汤沐海还应邀参加了维罗纳、布拉格、图尔库、北京、台北和卑尔根等众多音乐节。与指挥大师汤沐海合作过的独奏音乐家有罗斯特罗波维奇、耶胡迪·梅纽因、伊扎克·帕尔曼、让－皮尔·朗帕尔、马尔塔·阿格里奇和安妮·索菲·穆特等。

2009年起，汤沐海应邀担任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立足于两年任期内培养新人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