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像今天的选秀节目一样为各式各样的怪人提供了舞台。一个身上长满深褐色脓疱的江湖医生和一个最终被截去四肢、只剩下个水桶一样躯干的伤员在战争的硝烟中匆匆走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闻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被淹没在林肯总统大无畏民主精神的光环之下。他们太普通了，没有英雄事迹，也没有对国家的历史走向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悲喜，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可爱之处。米切尔，一位医生作家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些小人物的悲嘉故事。

塞拉斯·韦尔·米切尔(1829-1914)美国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法学博士。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委员会委员达35年之久，特别致力于生物学和卫生学的教学工作以及大学附属医院的发展，后成为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院长。他也是美国神经学学会第一任会长，美国内外科医学会的会长、宾夕法尼亚医学院院长、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和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的文学声誉和他的医学名声并驾齐驱。他的两部小说——《休·韦恩》(1897年)和《弗朗西斯的冒险》(1898年)——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80岁之后，他写作了《西行之路》，该书描写的是他亲身经历的盖茨堡战役的恐怖记忆。

他的战争经验也是他于1866年写成的第一部小说《乔治·达德鲁的病例》(收入本书中)的基石。同时，他能把达德鲁截去四肢后的心理变化描写得如此细微精妙和他早年对伤员的临床研究是分不开的。在他最著名的小说《一个江湖医生的自白》中，米切尔的幽默才华尽显无遗。该书描写一位名叫以斯拉的江湖医生不学无术，终日游手好闲，依靠自己并不出众的医术和骗术走南闯北，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

译序 临床医学的小人物日记

一个江湖医生的自白

乔治·达德鲁的病例

附录 塞拉斯·韦尔·米切尔作品目录

现在，我已被医生们视作一个有趣的病例，我被送往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他们将在11号病房的10号病床上看到我的身影。我被告知，我已患上了阿狄森氏病。这是种惹人喜爱的疾病，它使我的身上长满了深褐色的脓疱。然而，有一个残酷而又可笑的问题却摆在我的面前：我是否该相信那位医生所下的诊断？他整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砰砰”地敲我的胸脯，然后愉快地用听诊器听个不停，就好像我是一段美妙动听的乐曲——他的话要是真的，我想我大概命不久矣。事实上，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的鬼话，过些天，我应该会好转，并且再次活蹦乱跳；但现在，我只能躺着。像我这样一个活泼好动的家伙，却只能看着那些脓疱迅速蔓延，直到我的全身上下都是褐色和黄色的小包包，像一张会自己变大的地图，这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

我的右边是个肺病患者——到处是鱼肝油的味道，他整夜咳嗽，真让人受不了。我左手边的病友来自新英格兰，他的肝脏罢工了，整个人肿得像只南瓜，他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削游戏棒，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试着读闲书，或者削游戏棒，但没有一样能让我打发这无聊的日子。因此昨天，我决定把医生叫来，看他还能不能提供些新的娱乐方式。

我等着，他来到了我的床前，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请他停一会儿。

“喂，我的病人，”他说，“你要干什么？”

我觉得他相当粗鲁，但我还是回答说：“我无聊死了，有什么好玩的吗，医生？”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我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吧。我想如果你将你这辈子干的那些坏事一五一十地写下来，肯定很有看头。如果你上星期对我说的话中有一半是真的话，那你就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流氓。我想你会乐意把它们书写到纸上去的。”

“好主意，”我说，“我想我会尝试一下的，医生。”

他走了之后我开始琢磨这档子事。我很清楚自己的为人，我就是被这个世界称之为“流氓”的那类混蛋，我也知道我没干过几件好事。如果一个善良的人生活不尽如人意，那么至少他还可以因为他的美德而得到人们的赞赏；但如果是一个拆白党，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慷慨了，即使他在他的业务方面显得很有智慧。这就是我的困难之处。如果我不是以满意的态度来审视我的能力和技巧，那我就只能抱怨我的丢人现眼了。我想，我至少应该从重温往事中得到一些消遣，因此，为了自我满足，我要用这部直率的回忆录来填补我康复期间的无聊时光。

由于没有人曾经读过这些篇章，我的回忆只会让我自己感到满意：我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一位英俊男士，身高5英尺1l英寸，一头卷曲的红色头发，还有一双湛蓝的眼睛。我是个左撇子，这是我的又一不同寻常之处。别人经常会注意到我的手。这是我从我老妈那儿得来的遗传。相对于我的淑女老妈，我的父亲就太普通了。他是个小个子，又红又圆，像个苹果，但很强壮，就跟现在的我有点像。这个家庭一定很喜欢《圣经》里的名字，我的父亲叫泽布伦，我的姐姐叫潘林娜，我叫以斯拉——可不是个绅士应该起的名字。我曾经想过改名，但后来我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用“E.桑德拉夫特”来签名，隐去那个该死的以斯拉的名。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具体出生在哪个地方，只知道是在新泽西州，因为有一次，有个冒失鬼说他是个泽西城的西班牙人。我不想在我的家人上着墨过多，因为我很快就脱离了这个生活圈子。因为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婴儿，我现在这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与我的姑妈雷切尔·桑德拉夫特有关，她给我们住的地方，但却是个古怪的人。她有点钱，大概有七干元的财产。大姑妈把钱留给她是因为她是个聋子。因为从小就是聋子，她长大了以后也不太说话。这个女人是我不幸人生的起点，我希望她不论在哪里都倒大霉。我想我很高兴，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就让她的生活不太平，后来是越发糟糕了。她把一小部分收入分给了穷人，其余的都攒了起来，藏在一本《圣经》里，或者是卷在长袜中，甚至某个更加不可思议的地方。最坏的是她能够通过观察别人的嘴形而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我恨这种本事。当我长大并且懂事了之后，她藏钱的方式证明是有效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潘林娜没什么特别，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发育成了一个胖得像猪而又相当可爱的小姑娘，喜欢她称之为“交朋友”的活动。她为每个人跑腿，伺候我的姑妈，认为我是个好小伙子——我当然是个好小伙子。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么愚蠢的嗜好：去帮助每一个人。一个人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人家经常说我是这世界上最自私的男孩，这一点没错。它从另一面也说明：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P15-19

南北战争像今天的选秀节目一样为各式各样的怪人提供了舞台。一个身上长满深褐色脓疱的江湖医生和一个最终被截去四肢、只剩下个水桶一样躯干的伤员在战争的硝烟中匆匆走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被淹没在林肯总统大无畏民主精神的光环之下。他们太普通了，没有英雄事迹，也没有对国家的历史走向产生过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似乎不值一提。然而，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悲喜，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可爱之处。米切尔笔下的这位名叫以斯拉的江湖医生不学无术，终日游手好闲，依靠自己并不出众的医术和骗术走南闯北，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生活总是如此艰难，在那纷乱的黑暗岁月中，以斯拉却似乎总是愉快的，他的那些糗事成了拨动我们微笑神经的幽默调味剂，这让人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总是心情轻松，南北战争那沉重的一幕仿佛也已变得云淡风轻。

这本在美国如此畅销的小说幽默与医学抱负并重，在今天看来似乎非常另类。作者米切尔是当时名重一方的医生，却喜欢写小说自娱。1866年，当他把救治过的一位病人(没有证据表明乔治·达德鲁是一个真名)的故事记录下来，以《乔治·达德鲁的病例》为名发表的时候，他却没有采用一位医生惯常的实录方式。他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造成了作者就是达德鲁本人的假象，结果此文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来鸿如雪片般飞来，令《大西洋月刊》编辑部应接不暇，菩萨心肠的来信者纷纷表示：这位战斗英雄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怀，让他重新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当然，作者米切尔绝不满足于为19世纪的风土人情做一种巴尔扎克式的全景描述，在这位临床医生看来，以斯拉和达德鲁都是一份绝好的心理分析的素材。前者一天天地堕落是纯粹精神的疾病；至于不幸的达德鲁，他的截肢对他的心理造成的影响，他的灼痛感，他的幻觉……都让米切尔为之着迷。米切尔尚不懂得——恐怕也无意采用——现代医学那种更审慎的科学话语的表达方式，但他的表达似乎更有质感。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病人的心理状态，此时，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个人在病痛的煎熬中的种种可怕精神状态。米切尔把目光聚焦在人物的内心，而不是把它们抽象成一些医学术语，结果成就了这本书。

米切尔的临床医学工作在今天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研究，但从福柯观念的意义上来看，这些材料却是朴素知觉时代的最后挽歌。正是在医生理论家的努力下，临床医学开始向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剥离它们身上的神秘主义外衣，也在远离着感知、色彩和事物本身的质地。这是不是医学的另一种歧途？

这本“小人物日记”仍然保留着前现代医学的种种遗迹，那是冥思、感知和非理性的产物，被现代医学所抛弃，却永远是文学乐于接受的文本与母题。

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塞拉斯·韦尔·米切尔(Silas Weir Mitchell)1829年2月15日出生于费城一个苏格兰血统的家庭，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三代第七位医生。他的父亲约翰·凯尔斯利·米切尔是费城杰斐逊医学院的医生和讲师，他的母亲名叫玛蒂尔达·亨利·米切尔。他们家境殷实，家庭教育为他日后从事医学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一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需要每天读一遍《圣经》，每个星期天去两次教堂做礼拜，不过在教堂里，他却把时间消磨在阅读《海军学校学生的悠闲生活》之类的小说上了。15岁时，他去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以打桌球、写诗为乐，经常逃学，对于数学之类的大学科目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

他的父亲对他说，你最适合的还是去做医生。1848年，他去杰斐逊医学院上学，1851年，21岁的他获医学博士学位，顺利毕业。一毕业，他马上和姐姐伊丽莎白一起乘坐大型帆船前往欧洲。伊丽莎白住在妹妹家里，而米切尔则到巴黎继续深造。在巴黎，以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而著称的法国生理学家克劳德·贝尔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贝尔纳对他说：“你为什么思考？在细致的实验之后，你才可能思考。”这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他也去听了夏尔·菲力普·罗宾的课，虽然罗宾不赞成他把时间花在传奇文学的阅读上面。

在蒙马特，康康舞让他大为惊讶，他觉得巴黎人就像是在过“巫妖狂欢日”。在巴黎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之后，他和姐姐一起去意大利和瑞士旅行。在卧病在床的父亲的要求下，他们回到了费城。在这里他子承父业，一直到他1914年去世。米切尔为自己制订了一份近乎苛刻的时间进度表。白天，他在父亲的诊所里工作，晚上，他则在实验室里认真地做实验。

此时，米切尔也开始和威廉·亚历山大·哈蒙德一起着手对蛇毒进行研究，他后来推进了小威廉·威廉斯·金和西蒙·弗兰斯纳的科学实验。据说，有一次，一条响尾蛇逃了出来，游到他坐的椅子背上，在他的肩头晃动着脑袋。一直到响尾蛇为散发热量的油灯所吸引，退回去，米切尔才有机会逃过一劫。1860年，他通过给青蛙喂糖，在青蛙身上实验白内障的病理机制。也就在这时候，他开始对神经学产生兴趣。

1855年，约翰·凯尔斯利·米切尔退休，米切尔因此就成了他们一家人的经济支柱。1858年，他和玛丽·米德尔顿·艾尔温结婚，他们有两个孩子：约翰·K.米切尔和朗顿·艾尔温·米切尔。他的妻子1862年死于白喉。1875年，他又和玛丽·凯德瓦尔德结婚，生有一女玛丽亚·高弗诺。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威廉·亚历山大·哈蒙德安排他去主管特纳的莱恩医院。这所医院位于费城，是一所拥有400个床位的陆军医院，专门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这对米切尔来说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他可以在这里研究神经疾病和神经系统的损伤。在这里，他参与到金和乔治·里德·莫豪斯的行为延伸神经学的研究工作中去。他和金一起去盖茨堡拉回了满车的伤员。对这些病人，三位医生做了很详细的记录，写下了详细的病例研究，并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医学论文和专著，包括《反射麻痹》(1864年)。然而，从这些病例研究中写出的最重要的作品是《枪伤和其他神经损伤》(1864年)，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提到灼状神经痛。这一结论后来在《乔治·达德鲁的病例》和《神经损害及其后果》(1872年)中有更为翔实的论述。米切尔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一个伤员长期忍受着巨大的疼痛，那么他会变得懦弱、胆小、缺乏自信，而最坚强的人则会变得歇斯底里。就是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到了截肢手术后的心理变化和肢体的幻觉。

米切尔的临床医学作品相当程度上都是南北战争时期医学经验的产物。因为他在特纳的莱恩医院所做的医学实验，他已经“臭名远扬”、备受争议。1864年，他辞去了外科医生的职务，开始自己进行实验，不久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神经医学的工作中去。19世纪70年代初，米切尔被指派到费城整形外科医院神经疾病医务所。在创立了费城医学研究院和门诊部之后的几年里，他成了教授，并在他的神经疾病医务所里开展临床实验。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委员会委员达35年之久，特别致力于生物学和卫生学的教学工作以及大学附属医院的发展。后来他成功地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医学院的院长；他建立了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大会堂，还为医学院的新校舍以及整形外科医院神经疾病医务所筹集资金。新校舍于1909年竣工。

在整形外科医院神经疾病医务所工作期间，米切尔继续他的神经学研究，发展了具有革新意义的神经疾病治疗方法。在此期间，他首次描述了红斑性肢痛病。也许他最著名的成就是发明了休养疗法，特别是对那些为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症所苦的女性有特殊疗效。这种疗法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成了权威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在英国。

他对临床神经学的其他贡献还包括论述脊椎偏瘫舞蹈病、灼痛和创伤性神经痛、气候对截肢手术之疼痛的影响以及不同形式的头痛的论文。米切尔还进行小脑以及皮肤上的神经分布的生理学研究，和莫里斯·詹姆士·刘易斯一起对内部肌腱反射的感官强化现象给出了初步的解答。

但他没有成为杰斐逊医学院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哈蒙德为此愤怒地写道：“我厌恶这里的一切，被这样一类猿猴们所抛弃，那只能说是我们的荣幸！”据说，米切尔被杰斐逊医学院拒绝是因为他是共和党人，而这里的董事却是民主党人。

米切尔是个传奇人物，从他保留下来的照片来看，他那消瘦的胡子拉碴的脸颊在当时确实能引起美国民众的好感。他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他的个性和他的幽默感都让他能够广交天下朋友。他很积极地提拔年轻人，只要认为这个年轻人表现突出，就会得到他的垂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翰·肖·比林斯。米切尔因某些对待功能性病人的古怪方式而闻名于世。一次，有人请他去看一个垂危的病人，他很快就把所有的助手和护士都从她的房间里给赶了出去，一会儿之后自己也走了出来。当被问及她是否有康复的机会时，他说：“是的，几分钟后她就会出来。因为我已经把她的被子给烧着了——她是一个典型的歇斯底里症患者！”

另一个故事也很极端。有一位女士和刚才所说的那位差不多，也是赖在床上，人们用尽了各种方法也无法让其从床上跳下来。这时，他就恐吓她说：“我要强奸你，并且在你面前把自己的衣服脱光。”当这位女士大声尖叫着跑出房间的时候，他已经脱得只剩下自己的内衣了！这些故事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了一些夸大，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相当一本正经、相当传统的，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曾经深深地震动了他。据说他把一本弗洛伊德有关心理分析的著作扔进了他的火炉里，并且大声咆哮着：“这么淫秽的书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

除了医生，他的另一重身份就是作家。米切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写小说和诗歌。他的两部小说——《休·韦恩》(1897年)和《弗朗西斯的冒险》(1898年)——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80岁之后，他写作了《西行之路》，该书描写的是他所亲身经历的盖茨堡战役的恐怖记忆，他的战争经验也成了他1866年的第一部小说《乔治·达德鲁的病例》的基石，同时，对达德鲁截去四肢后的心理变化的描写和他早年对伤员的临床研究也是分不开的。

在生命的后期，他的文学声誉和他的医学名声已经并驾齐驱，他在胡桃街的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费城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他的密友中就有当时的名流威廉·奥斯勒和约翰·肖·比林斯。他和美国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和美国工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都保持着联系。米切尔频繁地在社会俱乐部和职业组织中发表演说，在一个紧凑的时间表允许的情况下，他也会给自己的身心放放假，在美国、欧洲、日本和埃及天南海北地旅行。

塞拉斯·韦尔·米切尔创办了美国神经学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他也是宾夕法尼亚神经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此外，他还曾担任美国内外科医学会的会长、宾夕法尼亚医学院院长、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和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在访问巴黎期间，他曾去拜访伟大的简·马丁·夏尔科(法国神经学家，以其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闻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他的一个学生)，以寻求他的帮助，但他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夏尔科问：“你从什么地方来？费城？”然后夏尔科说：“你应该向韦尔·米切尔求教；他是在美国可以给你排忧解惑的最好的人。”

有一年米切尔患了流行性感冒，在患病期间，他阅读了自己诗集的校样，据说还在盖茨堡做过伤员的手术。但他的病情迅速恶化，陷入了癫狂的精神状态之中，最终他的医学界的朋友也没能妙手回春——也许是因为，一位对精神病学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医生已对任何治疗这种疾病的手段都了如指掌。一位传奇人物就这样撒手人寰，当他1862年应征入伍的时候，他还没有接触过精神病学，但当他辞别人世时，他已成为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顶尖人物。

1852年至1863年间，他发表了各种论题的论文三十余篇，从响尾蛇蛇毒的中毒症状到尿酸的水晶结构，这些早期论文的心理学倾向是他巴黎经历的反映。虽然他对毒物学、药理学和生理学都保持着兴趣，但他晚年的作品更倾向于临床诊断。他一生发表的一百五十余篇论文和近三十部小说、诗集都是他对医学以及人生最真实的记录，虽然其中不乏幽默的笔触。

关于翻译这本书的初衷我想再多费一点笔墨。2006年1月对我来说是个多事之冬，当时《东方早报·文明周刊》的停刊让我的生活变得再次不稳定起来，而我的母亲又在此时患病准备住院开刀，《东方早报》文化部的韩飞小姐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为文化版翻译个连载，我就想到了这本幽默的小册子，在那段艰难的时间里，翻译这本书成了我当时唯一的宽慰。在这里也向现在已经到《瑞丽》杂志工作的韩飞小姐表示诚挚的谢意！

河西

200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