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书信揭秘一段文坛往事，一段往事隐藏无限名家情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收录了40多封文化界名人的书札，为你揭秘丁玲与周扬矛盾的开始，赵树理的迷惑，大变革前夜的沈从文，张光年无法说出的隐情，文艺整风中的夏衍等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收录了40多封文化界名人的书札，属于私人收藏品，都是第一次披露，其珍贵的资料价值自不待言。这些信函，大致是属于工作汇报之类性质的公事函，其内容涉及自建国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一些大事。书札中所提供的线索，虽然谈不上系统，但在零星的文字间却有着比公开发表的文字更为直率和真实的细节，正因为如此，解读这些信件，或许可以成为重读文坛风云的新视角。

1948年：“一本书是会包含许多缺点的”——丁玲与周扬矛盾的开始

1949年：难以超越的自我——赵树理的迷惑

1949年：生存还是毁灭？——大变革前夜的沈从文

1950年：张光年无法说出的隐情

1952年：天真的书生——文艺整风中的夏衍

1952年：胡风的惶恐与愤怒

1953年：常香玉为丈夫上书周扬

1953年：耿庸以书获罪——批判胡风的前奏之一

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1955年：被毛泽东否定的编者按——康濯为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所写的按语

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

1956年：“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前因后果

1957年：《诗刊》创刊前后的故事

1959年：齐燕铭关于古籍整理的两封信

1960年：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

1962年：戴罪的感激——“摘帽右派”陈学昭的心情

1962年：叶圣陶、郭绍虞关于培养中文专业人才的信

1963年：“知无不言”的代价——贺绿汀提出“大跃进”“四大罪状”之后

1963年：翦伯赞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一封信

1964年：陈望道催问《辞海》审定

1966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胡风的彻底失望

1976年：周扬为“两个口号”中央论争向上书

1978年：王蒙对周扬的感激

1978年：夏征农关于“两个口号”的一封信

1978年：陈荒煤呼唤“阿诗玛，你在哪里？”

1979年：关于搜寻陈寅恪遗稿的三封信

1979年：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1979年：“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扬与冯雪峰的恩恩怨怨

1979年：关于周扬为起草四次文代会报告的提纲

1979年：攻击鲁迅的杜荃浮出水面—一关于《鲁迅全集》的—条注释

1979年：胡乔木、邓力群、周扬与“二为”口号的确立

1979年：文坛回春的标本——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尖锐意见

1979年：邓颖超的两条意见

1979年：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

1979年：从冲突到握手——陈企霞与周扬的是非恩怨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风波及其背后——从两封未刊信说起

1980年：胡乔木为周扬修改讲话稿

1981年：从“歌德”到“缺德”——两场文艺风波与胡耀邦的一条批示

1981年：陈荒煤和林默涵的一场笔墨“官司”

1982年：胡乔木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

1982年：王元化关于韦卓民遗著的一封信

后记

《文化报》在1947年5月4日创刊。选择这样的日子，萧军的办报宗旨不言自明，那就是遵从“五四运动”所呼唤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畅言己之所想。《文化报》创刊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发行量迅速达到每月七、八千份。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甚至有些陶醉。这个天真、直率、自信而多少有些傲气的东北汉子，竟全然没有体察到当时复杂的环境，在报纸依然说自己想说的，登自己认为可以登的文章。这一切，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而报纸的一些言论，就被一些人认为是在“胡说八道”——像丁玲信中所说的——“太不像话”了。有好心的朋友曾提醒过他：在群众中影响太大，并非一件好事，要知道，“你虽然也是延安来的，但你不是个共产党员啊！”萧军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地为革命工作，并不存在什么“争夺”群众的问题。

1948年夏，哈尔滨又有一份报纸创刊了，名叫《生活报》。它和《文化报》一般大小，也是五日刊，但报头是红色的，而且是用纯白报纸印刷，与《文化报》灰不灰、黄不黄的纸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萧军竟然有“孔雀与乌鸦相比之势”的感觉。同时，萧军知道，这家报纸是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主办，以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为领导，主编则是20世纪30年代“国防文学”派的剧作家宋之的。出版这张报纸的目的，丁玲信中说是“与其斗争”，所以创刊号即在第一版版心上，用醒目的黑色边框推出题为《今古王通》的短文，借着说隋末的一个“妄人”，来警告“借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迷惑”群众的“今之王通”。当时萧军正在《文化报》上连载鲁迅给他的信，并作长篇注释。《生活报》此文矛头指向，一目了然。

萧军对此是不能容忍的，立即写了一篇《风风雨雨话王通》，予以批驳。1948年8月26日，《生活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斥(文化报)谬论》，抓住《文化报》纪念“八·一五”日本投降三周年社论中的一句话“各色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做文章，指责《文化报》“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而《文化报》同日发表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文，因涉及俄国侨民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冲突，也成为萧军反苏的罪状。这样，《生活报》的这篇社论，就给萧军和《文化报》戴上了挑拨中苏民族仇恨”、反对“人民的解放战争”的帽子。由此开始，《生活报》连续发表8篇社论，组织作家与读者大写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面对这样的攻势，萧军并没有觉悟，他仍坚持认为，“这不是党的意旨，我与某某人不能完，将来到中央见了毛主席，谁是谁非一定能弄清楚”，并进而以他无所顾忌的惯常态度，痛加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随便锻炼人罪的主义，这全是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萧军及替萧军鸣不平的同志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答辩，但这一切无济于事，因为在他的批判者们看来，这自然都是在与党对抗。

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对萧军进行组织处理。先由东北文艺协会作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结论》，最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给萧军作出了“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的组织结论，并警告说：“如果萧军坚持他的错误，那么他的荒谬言论，就将成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在被中国人民推翻以后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从而“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这里的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从1949年6月开始，在全东北地区党内外，各机关、学校、单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长达三个月的“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

这次大规模批判的具体组织者、时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写出《关于萧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批评》的长篇大论，算是理论上的“总结”。其后，在1957年反右时，萧军成为文艺界的右派，老账又被翻腾出来。刘芝明的“总结”与前述两个“决定”、《生活报》的批判文章，并以“萧军在《文化报》放出的毒草”作为“附录”，合编成《萧军思想批判》一书，该书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P4-5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收录了40多封文化界名人的书札，属于私人收藏品，都是第一次披露，其珍贵的资料价值自不待言。这些信函，大致是属于工作汇报之类性质的公事函，其内容涉及自建国前后到20世纪80年代文坛上的一些大事。书札中所提供的线索，虽然谈不上系统，但在零星的文字间却有着比公开发表的文字更为直率和真实的细节，正因为如此，解读这些信件，或许可以成为重读文坛风云的新视角。

因为学了七年的历史，从事了三年较为冷僻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专业研究，深以古人“敬惜字纸”传统为可贵，对资料的搜集有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嗜好。等到从事编辑工作，可以自由自在地看点书写点东西时，承接着对上个世纪80年代文坛的记忆，我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以周扬为解读点的文坛，搜集资料的嗜好也承袭下来，并颇有所得。书中收录的这些书札，就是其“得”中之一部分。

有藏有品，是收藏的一种境界。虽然在搜集资料时，我一直向往这种境界，但藏与品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藏需要的是眼光，而品是需要功底的。我很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因而尽管从1996年就开始涉猎文坛，但一直在打功底，对于所得资料一直在私下里品，偶有所得也不敢端出来，深恐贻笑方家。

1999年底，我所在的《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和主编杨天石先生，得知我有所藏，又有跃跃欲品之念，便给以鼓励，在2000年的杂志上开设“名家书札”栏目提供一席之地。郑、杨二位前辈，一位是党史方面的著名专家，一位是近现代史的著名学者，他们厚我、爱我，更可以指点我，于是就陆续写下了七八篇。不料，在越写越感流畅之际，我发表在该刊的另一篇长文却陡生风波，这个栏目的写作只好也只能戛然而止。

不过，由于《百年潮》初创时影响大，一些文摘类报刊和互联网对此纷纷转发，加之一些人主编的书中也收录了若干，我在报刊界的朋友们也读到了我的小文。在得知我在该刊没有写下去的可能后，就向我约稿，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像《中华读书报》原编辑部主任、文学博士祝晓风兄，《博览群书》编辑部主任李焱女士，《人物》原执行主编王寅生兄及张伟涛编辑，《中共党史资料》原编辑傅颐女士，《纵横》杂志社原主编许水涛兄及郭岭松编辑，《文史精华》主编石玉新兄，《世纪》杂志原副主编沈飞德兄等，就是如此。2004年，《人民政协报》“春秋”专刊的高级编辑、史学博士刘仰东兄，又专门为我开设了“名札拾荒”专栏，他和该报的副总编辑张欣欣女士一同加以敦促(这种敦促与鼓励颇让我有知遇之感)。这期间，我也向一些报刊投稿，蒙《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兄、《文艺报》原副主编贺绍俊兄、《鲁迅研究月刊》编辑刘思源兄、《中共党史研究》编辑王爱云女士、《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李乔兄等青睐，也这些发表了多篇。

朋友们的厚爱，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写到今年年初，已经超过50万字的篇幅了。早在2003年，一些朋友就催促我将这些东西合成一本书出版，我也有此意。我的好朋友王灵善兄(书海出版社副总编辑)和何祖敏兄(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很热衷此事，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成书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一个原因是，我在写作时，因各家报刊要求不太一致，体例不甚统一，如有的是将有关一个事件的信札都集中在一起，篇幅长达5万字。因此，虽然有出版社拿走了稿子，但也没有下文。另一个原因是，我生性懒散，所写的东西出于自己喜好，自娱自乐的成分居多，与“稻粱谋”无干，与孜孜求学的学人形象更无干，用朋友们戏谑的话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而，虽然有出版界的朋友催促，我一直应付着，没有形成令朋友们满意的体例。

2006年3月，经过向继东兄和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周筱赞博士的慷慨无私的努力，这本小书才最终形成了或可令人满意的体例。  需要说明的是：一，由于这些信札是文化名人随手写下的，按现行行文标准来衡量，其中有些语句并不是很通顺，也有一些别字、错字，标点符号也不规范。为了保持历史原貌，在过录原文时，不通顺的语句一律不改；错别字则采取后加括号的办法补正；至于标点符号，则一律按现行用法加以改正。二，在对每一封信进行解读时，我总是千方百计与这些名家的后代取得联系，以求得他们的珍贵回忆，并送上他们父辈手迹的复印件。虽然我也联系到一些名家的后人——他们都很高兴地给我提供所知的一切(有的是在看到文章后与我联系，给予鼓励和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无法联系，心中常引为憾事。因此这里表露一个小小的心愿：若读到本书，请与我联系，我将奉上这本小书并信的复印件(有的名家的信只在书中用了一封，尚有未及公布的)。联系方式：电子信箱：xqq0825@sina.com；或致信：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

还需要提及的是，学术功底的培养，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而非一朝一夕。对于我来说，从搞很古的历史(我上研究生和毕业留校所搞的专业是吐鲁番出土文书)转到很近的党史，再转到更近的当代文学史，大约有10年时间。这种角色的转换，纯粹是出于兴趣，从无专业的素养，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编辑，诸事繁杂，在专家眼里我只是一名没有队伍的“游击队员”而已。既然板凳仍没有焐热，谈什么些微功底自己都觉着脸红。因此，一般说来，对于专家来说，一本专著的后记中写上请读者批评指正云云是客气，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实打实的请教了。若有方家愿意赐教，请按上述地址联系。

有很多人对本书提供了帮助：

前面提到的报刊界的朋友们，大致都是这一行业的“各路诸侯”，既是资深编辑又是这一领域内的方家。我能写到今天，并且还可以一直写下去，就是出于他们的襄助的；而且作为行家里手，他们在编辑发表这些文章时，都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对这些意见，本书中都予以采纳。

在本书中引用的、那些接受我采访的老前辈、写信人的秘书和子女及学者也应该提到。他们是：周巍峙、温济泽(已故)、秦川(已故)、王元化、张僖(已故)、白介夫、袁鹰、顾骧、江晓天、露菲(周扬同志的秘书)、黎虹(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王廷芳(郭沫若同志的秘书)、罗艺军、周密(周扬同志的女儿)、沈虎雏(沈从文先生的儿子)、陈美延(陈寅恪先生的女儿)、竺小招(竺水招女士的女儿)、陈亚男(陈学昭先生的女儿)、郝怀明(《周扬文集》的主要编辑者)、何志云(现任中国摄影出版社社长)、李剑(现任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等。他们所回忆、所经历的事情，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帮助。

《百年潮》杂志的原副主编、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的韩钢先生，郭沫若纪念馆的钟作英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严平女士，《纵横》杂志社的孟红女士，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罗静文、侯玉清女士，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陈雅婕、张丽华女士等，在资料上提供了诸多的支持。

本书责任编辑曾小丹女士在编辑过程中，对本书体例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者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