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逍遥》是贾樟柯自编自导的第三部故事长片，由法、日、韩三国联合出品，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执行制作。这也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自2000年《站台》后投资拍摄的第2部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于山西大同即兴拍摄，描写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两名19岁的少年彬彬和小济抢劫银行未遂的故事……

本书收录了这部电影的剧本以及一些评论文章。

《任逍遥》是贾樟柯自编自导的第三部故事长片，由法、日、韩三国联合出品，香港胡同制作公司执行制作。这也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自2000年《站台》后投资拍摄的第2部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于山西大同即兴拍摄，描写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两名19岁的少年彬彬和小济抢劫银行未遂的故事。少年斌斌和小季是山西大同失业工人的孩子，因为现实生活与电视机里展现的美丽新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很茫然，每日所做的事除了骑摩托车兜风，便是去烟雾缭绕的娱乐中心。矿区野模特巧巧一切听命于街头混混男友，同样不知未来在哪里，可是她是小季的暗恋对象，即使晓得她有男友，小季也不介意。彬彬则有一个即将去北京念国际商务的女友，虽然深知两人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彬彬并不想作怎样的努力，“少年老成”的他认为某些事情的结局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宁愿把大把时间花在看动画片、唱卡拉OK上。为摆脱无尽的无聊，也为给自己定位，两个少年萌生某个大胆的念头，然而结果表明，他们仍要在迷茫的道路上继续迷茫……

本书是关于介绍这部电影的评论本。

公共场所

导演的话

去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张亚璇

空间及空间之外

任逍遥

任逍遥(电影大纲)

导演的话

吴琼：我也想留下自己的一点东西

赵维威：我想演比较暴力的角色

波普中国

《任逍遥》：日常灼伤

任逍遥，片刻场景与绵延时

悲情乙肝钭江明

《故乡三部曲》工作伙伴访谈

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工作

我只是愿意更多地被朋友关注

关于《小武》，那些记忆的碎片

争取独立电影在工业里有一个存在

电影可能只是一个铺垫

电影足我抒情的一种方法

去年我拿到了韩国全州电影节一个叫“三人三色”的计划。刚开始拿到这个计划以后，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要拍什么。后来就突然想到大同。大同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每一个山西人都说那儿特别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我就想去那儿看看。而且当时有一个传说，对我特别有诱惑。就是传言大同要搬走，因为那里的煤矿已经采光了，矿工都下岗，然后正好是开发大西部，说要把所有矿工都迁到新疆去开石油。传说里那里的每个人都在及时行乐，普通的餐馆都要提前30分钟订好。大同跟我的家乡在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在人文的意义上，它和呼和浩特、张家口更加有亲近感，太原反而是一个太远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没落的城市，有文明古迹在证明它的古老。

我带着对一个城市的幻想去了那个地方。去了之后，我特别兴奋，因为它跟我想象的没有区别。那些传闻给我的点点滴滴和我去了看到的差不多，惟一不同的是那个谣言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就这样被这个城市吸引。刚开始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性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能感觉到那个空间里的人都特别兴奋，充满了欲望，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生机勃勃。

我的焦点没有一开始就落在公共空间。开始我甚至想去做访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桑拿，很多人晚上就在那里过夜，我想去访问这些不回家的人。后来放弃掉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什么，我也不需要跟他说什么，放弃所有的语言，看他的状态就足够了。这也是这个片子没有字幕的原因：你没有必要听清人物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是环境的一部分，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样子。

后来慢慢地深入拍下去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气氛。我特别喜欢安东尼奥尼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进入到一个空间里面，要先沉浸十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这几乎是一直以来我创作的一个信条，我只有站在真的实景空间里面，才能知道如何拍这场戏，我的分镜头差不多也是这样形成的，它对我的帮助真是特别大，在空间里面，你能找到一种东西，感觉到它，然后信赖它。

我拍了很多空间。火车站、汽车站、候车厅、舞厅、卡拉OK、台球厅、旱冰场、茶楼……后期剪辑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好多东西不得不去掉，我在这些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节奏，一种秩序，就是许多场所都和旅途有关，我选择了最符合这条线的东西。

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空间和现在空间往往是叠加的。比如说一辆公共汽车，废弃以后就改造成了一个餐馆；一个汽车站的候车室，卖票的前厅可以打台球，一道布帘的后面又成为舞厅，它变成了三个场所，同时承担了三种功能，就像现代艺术里面同一个画面的叠加，空间叠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

这个电影就这样不停地在抽象，有一些情节性戏剧性的，我都全部把它拿掉了，一直到最后，就剩下那些状态，那些细节，我希望最后这个电影能吸引大家的就是那些面孔，那些人物。

我是第一次用DV拍片。实践DV的过程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我本来想象可以拍下特别鲜活的景象，但事实上我发现最可贵的是，它竟然能够拍下抽象的东西。就好像人们都在按照某种秩序沿着一条河流在走，DV的优势是你可以踏进去，但你同样也可以与它保持客观的距离，跟着它的节奏，沿着它的脉搏，一直注视着它，往下走，进行一种理性的观察。

我们有很小的一个工作组，摄影师、录音师、制片，还有一辆车，早上起来就开着转，看到什么拍什么，非常放松，毫无准备地、探险式地、漫游式地去拍摄，我想DV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电影是一种工业，拍电影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的工作，一个导演独立制片的方法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带来的捆绑和束缚。那种束缚不单是制片人的压力，电影审查的控制，电影制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种规范，DV带给人一‘种摆脱工业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先带我们去煤矿拍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出来以后，就是电影里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车。太阳已经开始下来，一下就有被击中的感觉。我就拍这个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东西。当我拍那个老头儿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很有尊严，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当我的镜头跟着他上了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就闯入了，我的录音师说我那一刻都发抖了。我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合区，那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宗教感，就一直跟着拍；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突然进入了，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走掉了。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分钟，都是上帝的赐予。

这也是这种制作方法给你的。我可以耗一下午，就在那儿一直拍。但如果是胶片，就不太可能拍到这些东西。你要考虑片比，差不多就走掉了。但现在我可以非常任性地拍摄，因为你任性下去的成本很低。

但DV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局限。我用的是SONY—PD150的机器，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它的焦点问题，它没有刻度，很容易跑，时刻得特别小心。另外外景的时候，在强光之下，色彩很糟糕，景深也不好，如果遇到一些发亮的线，特别是金属的横线，因为波形不同，它会有一些闪动，画面就不太稳定。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大家都谈这个问题，但谈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误解。我所谈的业余电影是一种业余精神，和这种精神相对应的是一种陈腐的电影创作方法，特别是电影制度，但对作品应该有非常高的要求。DV能够获得影像绝对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一个作者，并不能因为拍摄的权力容易获得，就变得非常轻率，就不去珍惜它。P4-7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枝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像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像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合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合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白“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埃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得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楼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朋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作为近几年来最令人兴奋的电影天才之一，贾樟柯致力于当下的现实，拍出了三部充满独特洞察力的影片。好像六十年代的戈达尔和七十年代的阿尔特曼，贾着眼于年轻人，却捕捉到了我们共有的普遍性。

——肯特·琼斯美国《电影评论》

通过摄影机，他投向世界的目光像一束闪电，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述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最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让-米歇尔-傅东 法国《世界报》

今日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现象完全像昨日我们发现伊朗人阿巴斯齐鲁斯塔米。二者都是边缘艺人，在电检高度敏感的体制中心工作，两者俱尖锐而忧伤地关注其民族生存最日常的方面，拍摄乡村、外地，空间如织物抽丝后留下的缝隙，那里不像饱和的都市，在那里权力犹如苦涩走调的空洞。

——迪得·布鲁诺法国《解放报》

贾樟柯最突出的才华体现在他目光中的坚定和他影片中表现的不定。历史、政治、亲情、欲望、压抑，谁导致了什么，谁征服了谁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奥利佛·加亚得法国《电影手册》

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

——陈丹青《贾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