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代表作。《茶花女》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戈蒂耶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纯洁美丽的少女被摧残致死的故事。作品艺术表达独特而新颖，组织情节生动有致。一个个悬念的设置，扣人心弦，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使人不忍释卷。

法国著名大作家大仲马之子小仲马的代表作，畅销全球的经典小说。第一部将妓女搬上舞台的作品，在《茶花女》中，作者小仲马以深切的同情心，赋予了沦落风尘的妓女高贵而善良的灵魂。小说情节多变，扣人心弦，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悲剧气氛，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在脑海里搜索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我回想起《玛依·莱斯科》这本书的扉页。

把这本书赠送给玛格丽特的人，来找我干什么呢？我吩咐立刻请来客进屋。

于是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头发金黄，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身穿一套旅行服装，他好像穿了几天不离身似的，甚至到了巴黎也没有费心刷一下，因为这衣服盖满灰尘。

迪瓦尔先生非常激动，他也丝毫不加掩饰。他泪水盈眶，声音颤抖地对我说：

“先生，请愿谅我冒昧来拜访，衣冠不整；但是年轻人之间用不着太拘束，何况我非常想在今天见到您，我甚至来不及下榻旅馆，虽然我已经把箱子送去了。尽管现在时间很早，但我担心碰不到您，便赶到您这里来。”

我请迪瓦尔先生坐在炉火边。他坐下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脸捂住了一会儿。

“您大概不明白，”他悲伤地叹了口气，又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这种时候，穿着这样的衣服，哭成这副模样来拜访您，会请您做什么。

“先生，老实说，我是来请您帮个大忙的。”

“说吧，先生，我听从您的吩咐。”

“您参加了玛格丽特·戈蒂埃家里的拍卖吗？”

这个年轻人本来已经克制住激动，但说完这句话，他又控制不住了，不得不用双手捂住眼睛。

“恐怕您觉得我十分可笑，”他又说，“请再一次原谅我这副模样，请相信，您那么耐心地听我说话，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先生，”我回答：“如果我真的能为您效劳，稍许平息一下您忍受的痛苦，那么请快点告诉我，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您会感到我是一个乐意为您效劳的人。”

迪瓦尔先生的痛苦委实令人同情，我不由自主地要让他高兴。

这时他对我说：

“在拍卖玛格丽特的东西时，您也买下一件吧？”

“是的，先生，我买了一本书。”

“是《玛依·莱斯科》吗？”

“正是。”

“这本书还在您手里吗？”

“书在我的卧室里。”

阿尔芒·迪瓦尔听到这句话以后，如释重负，向我致谢，仿佛我保留着这本书，已经帮了他一个忙似的。

于是我站起来，走到卧室里，把书取来，交给了他。

“正是这本，”他看着扉页的题词，翻阅着说，“正是这本。”

两大颗泪珠滴落在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朝我抬起头来说，分明无意掩饰他哭泣过，而且显得几乎又要哭泣，“您很看重这本书吗？”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样问？”

“因为我这次来是请您把这本书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这时我说，“把这本书赠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人就是您吗？”

“就是我。”

“这本书归您啦，先生，拿去吧，我很高兴能物归原主。”

“可是，”迪瓦尔先生尴尬地说，“至少我要把您付出的钱还给您。”

“请允许我把它送给您。在这样一次拍卖中，一本书的钱只是区区小事，这本书我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起来了。”

“您花了一百法郎。”

“不错，”我说，这次轮到我尴尬了，“您怎么知道的？”P20-21

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同《茶花女》的产生有直接关系。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基度山恩仇记》、《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大仲马尚未成名，他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秘书，同时写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她已经三十岁，但大仲马只有二十一岁，两入来往密切。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马诞生，但是孩子出生登记册上“没有父亲姓名”。大仲马给儿子起了名，不过直到一八三一年才承认小仲马。小仲马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据他后来回忆，大仲马在房里写作，小仲马由于长牙不舒服，大叫大嚷；大仲马提起孩子，扔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母亲把孩子保护起来，才使小仲马少受许多打骂，后来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母爱就是女人的爱国心。”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大仲马承认儿子之后，由法院判决，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他的同学们辱骂他为私生子，洗衣女工的儿子，有受人供养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黑人面孔(按：他的曾祖母是黑人，他本人皮肤黝黑，头发卷曲，有黑人特征)，一文不名，等等。不过，由于大仲马的原因，他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和文人聚集的咖啡馆，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名人。耳濡目染，培养了小仲马的文学兴趣，这对他后来选择的道路不无影响。

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颇有微词。可是，大仲马幽默地说：“他真心实意地嘲笑我，但他也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们不时地发生争吵：那一天，我买了一头小牛，我把他养肥了。”大仲马的言传身教对小仲马还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一八四二年起，他脱离父亲，过起独立的生活。他寻找情妇，追逐姑娘。一天，他看到一个神秘的女郎，她一身穿白，头戴意大利草帽，地点是在离沃德维尔剧场不远的交易所广场上。她的名字叫玛丽·迪普莱西，真名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自由不羁的态度，她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八四四年的一个晚上，小仲马又在杂耍剧院遇到她，她由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着。很快小仲马就成为她的情人，他为她负上了债。在小仲马成年那一天，他的债务高达五万法郎，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尤其他没有任何接受遗产的机会。一八四五年夏天，小仲马和玛丽·迪普莱西发生争吵，断绝了来往。玛丽找上了李斯特。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埋头创作，由大仲马出资发表了诗集《青春之罪》，在这之前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四个女人和一只鹦鹉的故事》。一八四六年二月，玛丽·迪普莱西到伦敦，秘密嫁给德·佩雷戈伯爵，但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得不到巴登一巴登去疗养。而大仲马父子则到西班牙的加地斯去旅行。玛丽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病逝于巴黎，时年二十三岁。德·斯塔凯贝格伯爵和德·佩雷戈伯爵给她扶灵，送到蒙马特尔公墓，她的棺柩上撒满了茶花。二月十日，小仲马在南方的马赛得知了噩耗。他回来以后躲在圣日耳曼的白马客栈里，花了一个月的工夫，一气写成了《茶花女》。无疑，玛丽·迪普莱西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由于这部小说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此后的三年中，小仲马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十来部小说，其中有：《塞尔旺医生》(1849)、《塞查丽娜》(1849)、《棕红头发的特里斯唐》(1850)、《缪斯泰尔摄政》(1850)、《百合女神》(1851)等，都没有得到期待的反响。在他父亲的熟人的建议下，他转向了戏剧。他首先将《茶花女》改编成剧本，但是当时的内政部长认为此剧太不道德，禁止上演。经过一番斡旋，一八五二年二月十日，《茶花女》获准上演。大仲马此时流亡在布鲁塞尔，小仲马给他发去报喜的电报：“巨大成功，以致我以为看到了你的一部作品的首演。”大仲马欣喜地复电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后来，有人问起大仲马是否参与了《茶花女》的写作，他仍然诙谐地回答说：“当然哕，我创造了作者。”《茶花女》被认为是开创了“风俗剧”。小仲马随后写出了《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挥霍的父亲》(1859)。小仲马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他的剧作虽然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批判得不够深刻，但多少触及到一些社会弊病，因此他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然而，小仲马的地位还是与《茶花女》紧密相连。亨利·巴塔伊认为：“茶花女将是我们的世纪之女，就像玛侬是十八世纪之女一样。”左拉指出：“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欢节……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龚古尔在日记中写道：“小仲马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擅长向读者谈论缝纫工场的女工头、妓女、有劣迹阶层的男女。他是他们的诗人，他用的是他们理解的语言，把他们心中的老生常谈理想化③。”连列夫·托尔斯泰也十分欣赏小仲马：“小仲马先生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对过去和现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如此，他进行观察、思索，他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④。”上述作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小仲马的人生态度，作品内容和艺术倾向，这些方面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茶花女》中。

小仲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作出深刻的揭露，《茶花女》也不以批判深刻而见长。法国评论家雅克·沃特兰从两方面分析了《茶花女》的成功奥秘，他指出：一、“这部小说如此突出的反响，必须同时从一个女子肖像的真实和一个男子爱情的逼真中，寻找深刻的根由；”二、“这位小说家通过行文的简洁和不事雕琢，获得叙述的逼真。”他的见解是十分剀切的，不过还不够全面。

毫无疑问，《茶花女》是部爱情小说。应该说，它从生活中来，又经过了作者的提炼，比生活来得更高，或者说被作者诗意化了。在作者笔下，男女主人公都有真挚的爱情。一个甘于牺牲自己向往的豪华生活，处处替情人着想，不肯多花情人一分钱，宁愿卖掉自己的马车、首饰、披巾，也不愿情人去借债，甚至面对着是要自己的幸福还是替情人的前途着想、替情人妹妹的婚事考虑，这时，她毅然决然地牺牲自己，成全情人。作者通过人物感叹道：“她像最高尚的女人一样冰清玉洁。别人有多么贪婪，她就有多么无私。”又说：“真正的爱情总是使人变得美好，不管激起这种爱情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人。”作者高度赞美了玛格丽特的爱情。另一个则一见钟情，听不进任何人的劝阻，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又暗中将母亲给他的遗产赠送给情人，此外，他强烈的嫉妒心也是他的爱情的深切表现，直至情人死后埋入地下，他仍然设法将她挖掘出来，见上最后一面。他的爱情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尤其看中阿尔芒的真诚和同情心。她对他说：“因为你看到我咯血时握住了我的手，因为你哭泣了，因为世间只有你真正同情我，”而且，“您爱我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您自己，而别人爱我从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这样写，一个妓女信任和迷恋一个男子就毫不牵强附会了，他们的爱情不仅有了可靠的基础，而且真实可信。

比较而言，玛格丽特是更为丰满的形象。一方面，小仲马并不忌讳她身上的妓女习性：爱过豪华、放荡的生活，经常狂饮滥喝，羡慕漂亮衣衫、马车和钻石，因而愿意往火坑里跳。另一方面，小仲马深入到这类人物的内心，认为玛格丽特自暴自弃是“一种忘却现实的需要”，她过寻欢作乐的生活是不打算治好她的肺病，以便快些舍弃人生。但她对社会也有反抗，例如她喜欢戏弄初次见面的人，因为“她们不得不忍受每天跟她们见面的人的侮辱，这无疑是对那些侮辱的一种报复”。她还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不再是人，而是物。他们讲自尊心的时候，我们排在前面，要他们尊敬的时候，我们却降到末座。”这是对妓女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尽管她为了维持浩大的开销，需要同三四个大贵族来往，但是她仍然有所选择，例如对待德·N伯爵就是坚决推拒的，表现得非常粗暴和不留情面。因此，阿尔芒认为在这个女人身上有着某些单纯的东西，她“虽然过着放纵的生活，但仍然保持纯真”，“这个妓女很容易又会成为最多情、最纯洁的处女。”归根结蒂，巴黎生活燃烧不起她的热情，反而使她厌倦，因此，她一直想寻找真正的爱情归宿。总之，玛格丽特的复杂心理写得极其合乎情理。对于这种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作者要求人们给予无限宽容，自然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共鸣。小仲马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他描写女主人公死后，社会舆论对这类妓女的态度。他通过公墓的园丁揭露那些正人君子的丑恶嘴脸。“他们在亲人的墓碑上写得悲痛万分，却从来不流眼泪”。他们不愿看到亲人旁边埋着一个妓女！更可恨的是那些买卖入，他们本来在玛格丽特的卖笑生涯中搞过投机，在她身上大赚了一笔。在她临终时，他们拿了贴着印花的借据来纠缠不休，要她还债。她死后他们马上来催收账款和利息，急于拍卖她的物品。玛格丽特生前红得发紫，身后却非常寂寞：“这些女人讲究的生活越是引起街谈巷议，她们的过世便越是无声无息。”这些笔墨非但不是赘写，反而是最切实的风俗描绘，是这部爱情小说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

阿尔芒·迪瓦尔的形象也写得相当真实、生动。首先，在人物的名字上，小仲马颇费了一番心思：仲马(Dumas)和迪瓦尔(Duval)，亚历山大(Alexandre)和阿尔芒(Armand)的第一个字母都是相同的。作者似乎要表明男主人公和自己的经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某些区别。迪瓦尔的爱冲动、豪爽、毫无保留，甚至提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要求、嫉妒、庸俗举动、动辄易怒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假思索的行为，这一切都在于加强效果，却把一个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写得活龙活现。还有阿尔芒爱流泪，这也同当时的风气十分吻合。这种男性的软弱还表现在他受不了玛格丽特去世的打击，悲痛得病倒。这与玛格丽特死前的大胆自我剖白恰成对照，显得未免可笑，但却是真实的。

在次要人物中，阿尔芒·迪瓦尔的父亲和普吕珰丝值得一提。迪瓦尔先生体现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他认为儿子走入了歧途，作为父亲，有责任去挽救他。而且儿子的行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他女儿的出嫁，问题变得特别严重，刻不容缓地需要妥善解决。他显然不是庸碌无能之辈，这从他谋得了c城总税务长的职务就可以看出。他比儿子老练得多，在严辞开导儿子未获成功之后，他改变了策略。他采用调虎离山计，把儿子支开，单独跟玛格丽特交谈，晓之以利害：“你们两人套上了一条锁链，你们怎样也砸不碎……我儿子的前程被断送了。一个女孩子的前途掌握在你手里，可她丝毫没有伤害过您。”这番话句句“在理”，使玛格丽特无法坚持己见。应该指出，小仲马并没有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描写，小说反复写到“他为人正直，遐尔闻名……是天底下最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任何一个资产资级家庭做长辈的，都会像迪瓦尔先生一样行动。但是，小仲马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将迪瓦尔先生的务实写到近乎冷酷的程度，跟他儿子阿尔芒的热情、冲动、不计利害关系形成强烈的对照。此外，迪瓦尔先生认为妓女是没有心肝、没有理智的人，是一种榨钱机器，这种看法与阿尔芒的见解大相径庭。小仲马的褒贬在不言之中，要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至于普吕鸡丝，这个昔日的妓女，如今是时装店老板娘，她也是女主人公的陪衬人物。小仲马对她的贬斥则是显而易见的。她由于人老珠黄，已不能出卖色相，便攀附正在发红的妓女，从中谋利。她对玛格丽特的友谊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但她每做一件事都要收取酬金。她表面上在开导阿尔芒不要独占玛格丽特，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她是担心玛格丽特从此失去公爵和德·N伯爵的接济，也就断送了她自己的财路。待到玛格丽特奄奄一息的时候，她便毫不留情地离开了玛格丽特。小仲马还写她不放过机会去调情。凡此种种，都写出了她与玛格丽特有云泥之别，不是同一类人物。

从结构上来说，《茶花女》写得环环紧扣，衔接自然。作者采用倒叙的形式，用第一人称去写这个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爱情的产生写得一波三折，突变的到来安排合理。悲剧来临之前的交恶再起波澜。故事写得并不单调，但是正如小说中所写的，细节朴实无华，发展过程单纯自然，这是《茶花女》最明显的艺术特点。小说几乎没有枝蔓，写得十分紧凑，这更加强了它的朴实的优点。

此外，在人物外形的描绘上，小仲马也相当老到。他是这样介绍玛格丽特的：

“在一张艳若桃李的鹅蛋脸上，嵌着两只黑眼睛，黛眉弯弯，活像画就一般；这双眼睛罩上了浓密的睫毛，当睫毛低垂的时候，仿佛在艳红的脸颊上投下了阴影；鼻子细巧、挺秀、充满灵气，由于对肉欲生活的强烈渴望，鼻翼有点向外张开；嘴巴匀称，柔唇优雅地微启时，便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皓齿；皮肤上有一层绒毛而显出颜色，犹如未经人的手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一样。”

小仲马的观察细致，描写准确。一个耽于肉欲和享乐生活的妓女的面孔跃然纸上。这段描写表现出一个烟花女子的打扮和气质，是颇有力度的。

在其他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则可以看出小仲马受到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影响。例如他在介绍上层社会的各类人物时，运用了罗列式的讽刺笔调，一句话勾勒出一个人的丑态。此外，小说结尾玛格丽特的日记，是一种变化了的书信体小说的写法，同十八世纪的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茶花女》的主要篇幅由对话组成，这无疑深受大仲马的影响。小仲马的对话同样写得流畅自然，十分生动传神。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大仲马的拿手好戏，他已经十分注意人物的心理刻画。阿尔芒等待幽会时的焦急心情和种种思虑，玛格丽特内心情感的倾诉，都是对人物心理的探索。而普吕珰丝和迪瓦尔先生的长篇开导和说理，又有着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精彩议论的影子。小仲马显然在吸取众家之长，熔于一炉。他对各种艺术手段的运用无疑是成功的。

小说《茶花女》出版的那一年，巴尔扎克已经搁笔了，法国小说出现了一段冷落时期。《茶花女》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真空。可惜的是，小仲马未能再进一步写出更深刻的作品。六十至八十年代，他有一些作品问世，如小说《克勒蒙梭事件》(1866)、戏剧《婚礼拜访》(1871)、《阿尔封斯先生》(1874)、《弗朗西荣》(1887)等。一八七四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后期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曾致力于修改《茶花女》。在一八七二年的版本中，他把一些字句改得平和一点，去掉锋芒，这纯属画蛇添足，后人并不理会他这种思想倒退。小仲马于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马于利一勒一罗瓦去世。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