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句到段落，从段落到篇章，邀您全面领略名家译笔，深入体味名译风采。

从实例到理论，从理论到评析，结合最新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窥探佳译的门径，评点名译的精妙。

跟随钱钟书、吕叔湘、王佐良等名家译笔，体会英汉两种语言转换的奇妙吧！

本书从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美学、语言学等方面对译文作360°评价性赏析，指出其中的优秀与精彩，示翻译爱好者以门径；既可作为英语学习者的阅读材料，也可作为翻译、语言学、英汉对比研究者的研究素材。

前言

一、单句篇

二、段落篇

三、章节篇

河之歌（陈文伯译）

谈读书（王佐良译）

怎样才能活得老（庄绎传译）

约翰逊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黄继忠译）

卖花女（节选）（杨宪益译）

名利场（节选II杨必译）

温泉胜地（王佐良译）

飞鸟集（节选）（郑振铎译）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节选）（萧乾、李从弼译）

春（节选）（宋德利译）

夜（郭沫若译）

德伯家的苔丝（节选）（张谷若译）

无知常乐（刘炳菩译）

月儿随我同行（方杰译）

名利场（节选二）（杨必译）

哈姆雷特（节选）（卞之琳译）

民族偏见（金衡山译）

夜莺与蔷薇（节选）（巴金译）

伦敦的叫卖声（刘炳善译）

鲁拜集（节选）（郭沫若译）

主要参考书目

名利场（节选一）

杨必译

一般说来，校长的信和墓志铭一样靠不住。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他们家里的人也真的哀思绵绵的追悼他们。同样的，不论在男学校女学校，偶然也会有一两个学生当得起老师毫无私心的称赞。爱米丽亚·赛特笠小姐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好人。平克顿小姐夸奖她的话，句句是真的。不但如此，她还有许多可爱的品质，不过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像智慧女神一样的老婆子因为地位不同，年龄悬殊，看不出来罢了。

她的歌喉比得上百灵鸟，或者可说比得上别灵顿太太，她的舞艺不亚于赫立斯白格或是巴利索脱。她花儿绣得好，拼法准确得和字典不相上下。除了这些不算，她心地厚道，性格温柔可疼，器量又大，为人又乐观，所以上自智慧女神，下至可怜的洗碗小丫头，没一个人不爱她。那独眼的卖苹果女人有个女儿，每星期到学校里来卖一次苹果，也爱她。二十四个同学里面，倒有十二个是她的心腹朋友。连妒忌心最重的自力格小姐都不说她的坏话；连自以为了不起的赛尔泰小姐（她是台克斯脱勋爵的孙女儿）也承认她的身段不错。还有位有钱的施瓦滋小姐，是从圣·葛脱回来的半黑种，她那一头头发卷得就像羊毛；爱米丽亚离校那天她哭得死去活来，校里的人只好请了弗洛丝医生来，用嗅盐把她熏得半醉。平克顿小姐的感情是沉着而有节制的，我们从她崇高的地位和她过人的德行上可以推想出来，可是吉米玛小姐就不同，她想到要跟爱米丽亚分别，已经哼哼唧唧哭了好几回，若不是怕她姐姐生气，准会像圣‘葛脱的女财主一样（她付双倍的学杂费），老实不客气的发起歇斯底里病来。可惜只有寄宿在校长家里的阔学生才有权利任性发泄哀痛，老实的吉米玛工作多着呢，她得管账，做布丁，指挥佣人，留心碗盏瓷器，还得负责上上下下换洗缝补的事情。我们不必多提她了。从现在到世界末日，我们也不见得再听到她的消息。那镂花的大铁门一关上，她和她那可怕的姐姐永远不会再到我们这小天地里来了。  我们以后还有好些机会和爱米丽亚见面，所以应该先介绍一下，让大家知道她是个招人疼的小女孩儿。我们能够老是跟这么天真和气的人做伴，真是好运气，因为不管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是在小说里面——尤其在小说里面——可恶的坏蛋实在太多。她反正不是主角，所以我不必多形容她的外貌。不瞒你说，我觉得她的鼻子不够长，脸蛋儿太红太圆，不大配做女主角。她脸色红润，显得很健康，嘴角卷着甜迷迷的笑容，明亮的眼睛里闪闪发光，流露出最真诚的快活，可惜她的眼睛里也常常装满了眼泪。因为她最爱哭。金丝雀死了，老鼠给猫逮住了，或是小说里最无聊的结局，都能叫这小傻瓜伤心。假如有硬心肠的人责骂了她，那就活该他们倒楣。连女神一般严厉的平克顿小姐，骂过她一回之后，也没再骂第二回。在她看来，这种容易受感触的性子，正和代数一样难捉摸，不过她居然叮嘱所有的教师，叫他们对赛特笠小姐特别温和，因为粗暴的手段对她只有害处。

赛特笠小姐既爱哭又爱笑，所以到了动身的一天不知怎么才好。她喜欢回家，又舍不得离校。没爹娘的罗拉·马丁连着三天像小狗似的跟在她后面。她至少收了十四份礼物，当然也得照样回十四份，还得郑重其事的答应十四个朋友每星期写信给她们。赛尔泰小姐（顺便告诉你一声，她穿得很寒酸）说道：“你写给我的信，叫我祖父台克斯脱勋爵转给我得了。”施瓦滋小姐说：“别计较邮费，天天写信给我吧，宝贝儿。”这位头发活像羊毛的小姐感情容易冲动，可是器量大，待人也亲热。小孤儿罗拉·马丁（她刚会写圆滚滚的大字）拉着朋友的手，呆柯柯的瞧着她说：“爱米丽亚，我写信给你的时候，就叫你妈妈。”琼斯在他的俱乐部里看这本书看到这些细节，一定会骂他们琐碎、无聊，全是废话，而且异乎寻常的肉麻。我想像得出琼斯的样子，他刚吃过羊肉，喝了半品脱的酒，脸上红喷喷的，拿起笔来在“无聊”“废话”等字样底下画了道儿，另外加上几句，说他的批评“很准确”。他本来是个高人一等的天才，不论在小说里在生活中，只赏识大刀阔斧、英雄好汉的事迹，所以我这里先警告他，请他走开。  P285-287

编著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已经存了很久了。开始的设想是，约上几个人，花上几年时间，大量阅读各类英语文字及其汉译，将其中的佳译挑出来，结合翻译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翻译技巧、翻译理论、美学、语言学等多种角度对译文作评价性赏析，指出其中的优秀与精彩，作为英语学习者阅读的材料，示翻译爱好者以门径，同时也为那些对翻译、语言学、英汉对比等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研究的素材。

但这，仅仅是设想而已。

作为高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又正赶上我国高等教育跳跃式发展的时代，我们的教学工作都极其繁重，备课、上课之余，几乎没有什么闲暇。就这不多的自由时间，还要应付种种生活琐事，身心几至疲惫。所以想法虽然存了很久，却并没有什么动作，直到1998年年底，因为申报了一项英汉翻译研究的科研项目，我们才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资料收集工作。

正式的编著工作迟至1999年6月才得以开始。按照最初的计划，编著工作将分成三个阶段：佳译搜集、赏析文字写作和文字校核。然而，工作一开始我们便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既然这本书的名字叫“英汉名篇名译’，而你们自己又标榜收录在该书里的都是佳译，那么什么样的译文才是佳译？”

这个问题实在难以给出一个人人信服的答案。从本质上说，这个问题是翻译标准问题的翻版，而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议在中国自严复“信、达、雅”开始轰轰烈烈、吵吵闹闹了一个多世纪也没有定论。不算“信、达、雅”，有一定影响的提法至少还有如下这些：“忠实、通顺、美”（林语堂）、“求其易解，存其丰姿”（鲁迅）、“神韵”（朱生豪）、“化境”（钱钟书）、“神似”（傅雷）、“忠实、通顺”（张培基等编《英汉翻译教程》）、“信、达、切”（刘重德）、“意美、音美、形美”（许渊冲）、“等效论”（金陡）、“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辜振坤）、“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场合性”（罗选民“话语层翻译标准”）、“最佳近似度”（黄天源）以及从外国引进的“等值论”等等。这些翻译标准或多或少揭示了翻译活动的本质，为翻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是，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能被翻译界所普遍接受，成为人人遵守的翻译准则和判定译作质量的尺度。  从表面看，既然翻译活动如此普遍，这种活动的直接产物又是以文字（或语音）形式直接呈现在读者的眼前（或听众的耳边），那么应该存在一种标准，依据它可以判定译者做得是好还是劣。事实上，也确实存在某种标准，这种标准规范着译者的行为，激励译者精益求精，为读者奉献最佳的译作。然而，这种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该如何表述，可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如谁也不否认“美”的存在，大多数人的美学观都是相似的（在我们看来），但到底什么才是“美”，“美”的具体内容如何，没有多少人能说出所以然来。

我们相信，翻译标准的确立对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更加相信，翻译标准的确立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翻译作为一种语际转换活动有其共同的特质，但具体到翻译实践，它又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一面。且不说笔译和口译的区别是如何之大，仅就笔译来说，由于原文文体的不同，就有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商贸翻译等等之分。每一种翻译当然应该遵循不同的准则，判定这些译作的质量也应有不同的标准。妄图拿一种标准来框定所有的译文，毫无疑问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

虽然如此，翻译标准还是应该有的。至少，每位译者在翻译时心目中是有一定标准的，读者在阅读一篇译作时也总是在拿一定标准作判断的。比如“忠实”，绝大多数译者、读者都认为这是翻译应该遵循的起码准则，问题是，原文包含的“值”是如此丰富，译文到底应该忠实于哪方面的“值”呢？面面俱到，完全等值，只能是痴人说梦，那么在有得有失的情况下，译者该“扬”什么，该“弃”什么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翻译作为一项信息传播活动，牵涉到很多人，其中尤以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为重。作者将自己的所知、所感注入文字或声音，译者将其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接受了它，可能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感受反馈给译者或原文作者，完成一个信息传播过程。翻译时，译者当然可以只遵循自己的翻译准则行事，但为，了实现翻译目的，大多数情况下，译者不能不考虑译文读者（或译语听众）的反应，而读者（或听众）又是如此千差万别，他们对译文（或译语）的要求不可能一模一样。即使我们可以强行规定一个翻译标准，但具体到翻译实践时，会有多少译者遵守，实在不好说。  所以，翻译标准决不是几个词语、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也不是哪个人或哪个组织所能规定的。翻译标准的确立，必须“坚持辩证法”（孙致礼），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因时、因地、因人、因境（情境）灵活处置。笔译和口译的标准当然应该有所不同，即使同为笔译，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其标准也应有所区分，不能一概而论，科技翻译强调的是传达原文携带的信息，而文学翻译更多注重原文美感的传达。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翻译标准呢？也不尽然。就我们所见，大多数人关于翻译标准还是有一个共识，只是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或者在表达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无论是“信、达、雅”、“信、达、切”，还是“神似”、“化境”或“等值论”，没有哪一家标准否认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只是在忠实于原文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这些问题上，各家标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并非很大的分歧。如果可以说原文文本的“值”？是一定的话（解构主义者似乎就否定这一点），那么翻译的努力方向就应是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文本包容的“值”。这便是我们对于翻译及翻译标准的理解，也正是我们在挑选译例时所遵循的准则。我们希望我们挑选的这些译例能代表翻译努力的方向，但由于我们学识有限，欣赏水平不高，我们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于广大读者的检验。

毫无疑问，翻译标准并不是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理想地说，编著这样一本书，编著人员最好能英汉对照读遍所有的汉语译作，只有这样，书中的译例才具有代表性。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自有英译汉以来，英文汉译的数量何止万千。据孙致礼教授统计，仅1949至1966年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英美文学译作就有460种（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英美文学译作不计）。如果加上其他类型的英汉译作，这个数字应该大得多；如果再算上台、港、澳等地以及其他国家用汉语翻译出版的英文著作，数量应该更可观；如果再将时间跨度向前推上个一百年，向后推到现在，数字恐怕就大得惊人了。如此巨量的作品，即使穷毕生精力也阅读不尽，何况我们几位日常教学都非常紧张，只能在不多的业余时间里从事这种工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以使本书的内容丰富多彩。这一点，仅从书中收集的译例就可看出。这些译例中，有单句、段落，还有篇章，有散文、诗歌，更有小说。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全面接触多位译家的机会，我们还有意重点收集了部分译家的译品（主要是张谷若、吕叔湘、夏济安。他们三人所处时代相近，但翻译风格迥异：张谷若先生的文字要么华美异常，要么土得掉渣；吕叔湘先生的译文以通俗、质朴见长；至于夏济安先生的译作，则属清新、地道的美文了）。这样处理，也便于读者从宏观的层面更深刻地理解翻译及翻译风格的含义。

我们深知，一篇优秀的译品其优秀一定是多方面的，所以在写作赏析文字的时候，我们并不力求面面俱到，我们总是试图抓住译品最突出的一点（或几点），从最能启发人的角度去分析、鉴赏。为了全书结构合理，各部分内容相辅相成，我们在处理某个具体译例的时候，还考虑到了该译例上下前后的情况。我们的目标是，所有赏析文字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够帮助读者较全面地掌握最常见的翻译技巧和最基本的翻译理论，加深他们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特质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为此，我们尽可能在每一段引文后注明出处，并在书后附上了主要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语言学研究告诉我们，语言的使用与语境紧密相关，一句话得体与否，通常只能由一定的语境来决定。一个英文句子决不止一种译法，“单旬篇”里提供的只是其中一种较好的译法，它只适用于某一种语境，换一种语境这种译法是否合适，我们不敢保证。同理，“段落篇”与“章节篇”也只能提供段落与章节的一种译法，也许还有其他较好的译法，鉴于本书的性质，我们不可能一一收录。

本书编著伊始，我们便考虑到了如何组织书中的译例这个问题。我们曾设想过种种方案，但由于这些译例出处不一，风格多样，很难按照译例本身的“特质”来安排内容。最后迫不得已，我们只好按照译例的长短，粗粗地将本书分成了三个部分：单句篇、段落篇和章节篇。这样组织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翻译活动的特殊性，原文的一个单句可能被拆译成了几个单句，原文的几个单句可以被合译成一个单句（事实上，这正是翻译技巧的一部分），照顾到了原文就照顾不了译文，照顾到了译文就照顾不了原文，更何况还有译例意义上独立的问题；段落和章节的区别也并不像它们字面上的差别那么大，如何决定一段文字是一个段落还是一个篇章呢？

不管如何，我们最后还是选择这种方式来组织书中的内容。极有可能，“单句篇”中的某个译例并不一定是单句，“段落篇”中的某个译例可以被算作篇章，而“章节篇”的某个译例只是一个“段落”。这些，毕竟不是很重要，因为它们无关本书编著的宏旨，也无碍读者阅读的需要。

本书所以能编成，首先要感谢译出了诸多精彩文字的译者。没有他们的优秀译作在前，编写这样一本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使用了一切通讯手段，联系上了一部分译者并获得了他们的授权（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有杨宪益先生、刘炳善教授、陈文伯教授、金衡山教授、郭平英女士、庄绎传教授、郑尔康先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有部分译者我们无法联系，获得他们的许可，我们只能在此表示谢意，并诚挚地向他们致歉。如果本书中有任何文字让他们失望，我们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选用的译例中有诸多人名、地名等的翻译与当今的规范译法不一致，某些字词的用法也不符合当今的规范，但为了保留原来译文的特点，我们没有改动。

为了编著本书，我们曾查阅了大量的翻译理论、语言学、英汉对比、美学等研究资料。特别是《中国翻译》（包括改名前的《翻译通讯》）各期，给我们的帮助尤大。在此，我们谨向《中国翻译》的各位编辑与作者表示感谢。我们还要感谢的是耿殿磊、王法政两位先生，他们乐于助人，主动借出他们珍藏莳书刊供我们阅读参考，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对我们最大的激励。

本书能够顺利_出版，与译林出版社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与译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素昧平生，然而在收到我们的投稿信后，译林出版社能在短短的两天内迅速回音，工作效率之高，为我们曾接触的出版社所未见。

已故著名学者、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说过，翻译历来是是非之地。这样一本评价译品的书更容易引起这样或那样的争论。我们热烈欢迎有关本书的一切讨论，并期待这类讨论将为中国翻译研究事业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我们更期待广大的英语学习者、翻译爱好者能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思考悟出翻译工作的“不二法门”。果能如此，心愿足矣！

编著者

200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