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谎？为什么要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员经历了怎样的审讯？现状如何？“总理遗言”案对中国政治变革带来了怎样影响？……在袁敏编写的《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中，“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解密“总理遗言”案的幕后真相。

35年前，一份神秘的“总理遗言”轰动全国，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追查的重大政治事件，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牵连者无数……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能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这些“涉案人员”当年究竟受到了怎样的“精神摧残”？今天他们的生活是否怡然平静？

35年后，案件的亲历者重启尘封的记忆，追寻“总理遗言”案的出笼真相。谎言的真相、躁动的青春、动荡的时代，历史之于我们，背后的故事更精彩！这就是《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

《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由袁敏编写。

序：写在前面

第一章：我所经历的1976

第二章：从醉白楼到留椿屋

第三章：追寻真相

第四章：老运动员

第五章：留守的日子

第六章：活着真好

人间四月三十年(代跋)王旭烽

后记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声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文革”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糊糊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做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信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门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镇压，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和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风霜血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这天我正好上中班。望着家里一片狼藉的样子，我不忍心离开因心脏病和腹水而刚从“五七干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亲。母亲平静地要求我去工厂上班，我说我可以请假，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得下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呢？起码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着你我才能走。(我姐当时已从插队的东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炼油厂当搬运工。)母亲不同意，固执地将我送到楼梯口，还说：没事怎么好请假呢？我知道母亲的脾气，她从来不肯因为私事而耽误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

走出家门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小楼，小楼上绿色的布窗帘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扑到窗外。我哪里想得到，就在我走后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谈谈”的名义从家中带走了，而且带走后和父亲一样从此杳无音信。

上班后师傅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点下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径直回到宿舍蒙头就睡。当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来，三三两两地上床睡觉，宿舍开始安静下来时，我依然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我总觉得好像会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没过一会儿，门外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袁敏住哪个房间？”

“袁敏下中班后有没有离开工厂？”

……

P2-6

这些年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编辑工作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有惆怅，但并不后悔。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1976年的一幕幕往事总会轻叩我的心扉，让我久久无法入睡。三十多年来，这些往事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在脑海中出现得更清晰、更频繁。尤其是当一个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开始离世，活着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那种轻叩往往会突然间变成重捶，一下一下，心在重捶下很酸很疼，一阵阵抽紧。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1976年的那段历史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不把它书写出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

袁敏

清明时节，接到凤凰联动电话，让我为《重返1976》修订再版写点文字。

此书再版时，凤凰联动将书名更改为《中国，漫长的一年》。起初，我并不太认同这个书名，觉得与《重返1976》相比，它显得平淡而缺乏张力。但慢慢地，我读出了这个书名中蕴涵的一种平静下汹涌的历史潜流，一种与国家命运无法分割的血肉相连。

三十五年前清明前后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人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文革”的尾声，也是划过中国遍布阴霾天空的一道明亮的闪电！

多少年过去，那道闪电的余辉却一直没有消失。无论是在此之前周总理的逝世，还是紧随其后的朱德、毛主席的与世长辞；无论是唐山大地震带来的天灾，还是“四人帮”狗急跳墙造成的人祸，种种重大的历史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都让1976这一年显得格外不同，也显得无比漫长。这本书中写到的故事和人物似乎和“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关系，但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依然让二者具有了无法否认的勾连；尤其是那种青春、热血、精神向度，更是一脉相承。

这部书稿曾经在有关部门辗转审查了一年半之久，就在我几近绝望，相信这部书稿将会无疾而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没有放弃，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使得书稿拨云见日。

2010年1月该书出版后，先后有数十家报纸、网站连载、评介，当月就上了“新浪好书榜”，读者的热情和对这一段久远历史的关注，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当许多读者来电说买不到书时，此书的盗版却现身全国各大城市。

就在这时，凤凰联动出现了，表示愿意重出此书。

我知道凤凰联动出过很多热门的大畅销书，但我觉得《重返1976》这样纪实的回忆文章和采访实录，恐怕不具备畅销元素，我也不希望镌刻在我生命中的那段沉重历史，被包装演绎成秘闻轶事来博取读者眼球。

我愿意将修订后的书稿交与凤凰联动再版，并为此次再版增加了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我希望此书的再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出版行为，而是一次共同的重返1976之旅，在穿越那漫长的一年的时空隧道中，不断地挖掘和发现历史对现实的观照。

袁敏

201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