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诛忠？篡位暴君，或明君改革家？做人难，做皇帝更难——雍正帝从登基到驾崩，雍正帝的传闻之多，在清代皇帝中排名“第一”。华人世界最具权威、公信力的雍正研究专家——冯尔康，从大量过去不曾曝光的史料中，抽丝剥茧、全面还原这位谜样的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概括而又有一定深度地揭示雍正帝的功业与为人，从多方角度呈现这位深知“为君难”的盛世皇帝。

他是盛世之君，却为何背负着篡位戮弟的恶名？他精通医药，却为何英年暴卒？他高居帝位，却为何自称“汉子”？他，就是谜团重重的雍正帝……本书作者在研究者与大众的不同见解的基础上，多方角度地呈现了这位盛世皇帝，让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雍正帝及其时代。

开篇

第一节 雍正帝小档案

第二节 雍正帝的座右铭：“为君难”

一、铸造“为君难”宝印

二、“为君难”观念的渊源

三、“为君难”的核心内容

四、虔诚的“敬天法祖”观念

五、各种祭祀天祖的活动

六、体谅臣下与勇于认错

七、强调君臣以诚相待

八、对臣工的要求

九、以民为本，推行教化

第三节 雍正朝的君臣关系

一、雍正初年的股肱之臣

二、雍正六年《古今图书集成》的受赐者

三、雍正末年的宠臣及顾命大臣

四、异乎寻常地关爱臣工

五、肆意辱骂臣工的劣行

第四节 雍正帝的学识与政策、政事

 一、妙解经典，重农敦本

二、对康熙帝政策的继承与革新

三、雍正朝的“学习”秋称

四、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

五、曾静投书案与全新的国家认同观

六、留养承祀：死刑犯裁决的新类型

七、兼顾法与情的朝审

八、《圣谕广训》与民间社会的情况

九、“异端”新解

十、君臣同乐的重阳节赋诗会

十一、雍正帝的著述

第五节 雍正帝的性格与养生之道

一、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二、复杂多面的性格

三、敏锐的洞察力

四、细致入微的作风

五、雍正帝的年节

六、雍正帝的五十大寿

七、雍正帝的艺术情趣

八、雍正帝的养生之道与身体状况

九、研制丹药与服药

第六节 雍正帝的历史地位

一、从乾隆初政看雍正帝的改革

二、雍正帝改革的历史意义

三、成功改革家雍正帝

四、雍正帝挨骂的深层次原因

参考书目

后记

雍正帝出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名叫胤稹。胤字是辈分排行字；按照《康熙字典》的解释，稹的意思是“以真受福”。康熙帝为他取这个名字，表示希望他对上天和祖宗真诚，因而得到福佑。他是康熙帝排了行序的第四子。其生母吴雅氏，出身寒微，本为普通宫人，胤稹出生次年被封为德嫔。他的生母与外家并不显赫，因而不能使他在皇子中具有特殊地位。在顺治、康熙年间，皇子多交由内务府官员抚养，或者由皇帝指定妃嫔代育他人之子，如皇八子允禊由皇长子允提之母惠妃、皇十三子允祥由雍正帝之母德妃养育。可是，康熙帝自己说：“朕之诸子，多令人养视，惟四阿哥朕亲抚育。”(《雍正朝起居注册》)所谓亲自抚育，其实是将胤稹交给皇贵妃佟佳氏养育。这位皇贵妃是一等公佟国维的女儿，隆科多的姐妹，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康熙二十年(1681年)被封为皇贵妃，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病死前被册立为皇后，死后谥为孝懿仁皇后。她既然是正位后宫的皇后，由她抚养的胤稹，故而可以说是由皇帝亲自抚育的，而其他妃嫔抚养的皇子就不能这样说了。孝懿仁皇后没有生过男孩，唯一的女儿也夭折了，所以她抚养胤稹，应该会慈爱尽心。年幼的胤稹，很可能因她尊贵，而有意识地讨好她，巴结她，并因此同她的娘家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康熙帝序齿的儿子有二十四人，胤稹在年长皇子的行列；这对其在皇室的处境有利。

雍正帝童年、青年时代在上书房读书，学习满、汉、蒙古文和经史等文化课，以及骑射、游艺等军事体育科目，从而掌握了满汉传统文化。他文思敏捷，千言立就；练习书法，模仿康熙帝笔体，得到父亲的认可。康熙帝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册封皇八子以上的六位成年皇子为郡王、贝勒，胤稹受封为贝勒。其时，大学士建议六位皇子皆封为郡王。康熙帝不允，认为被封的四个贝勒为人不足以获得王爵，他说：“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赋性鲁钝”，将来看他们的奋勉情形再为加恩(《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七)。看来胤稹不能封王，在于他“为人轻率”。在康熙朝第一次废黜皇太子允扔的事件中，胤稹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受封为雍亲王，府邸就是现在的雍和宫。和他同时受封为亲王的还有皇三子允祉、皇五子允祺。

在皇子时代，胤稹受命参与过少许政事。在康熙帝的指导下，他和皇兄弟们一起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九岁的胤稹首次随从康熙帝北狩塞上，以后又多次参加这种“秋弥”，既练武健身，又了解了清朝同蒙古王公的关系。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征漠西准噶尔蒙古噶尔丹部，命皇子参预军事。十九岁的胤稹奉命掌管正红旗大营，虽然不是真正指挥打仗，但是行军议事，得到了一次军事训练。康熙三十年代治理永定河时，胤稹多次随同康熙帝视察工程进展情况，发现质量问题，报告父皇，要求返工。康熙帝先后六次南巡，胤稹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从行一次，谒泰山，临南京、杭州，视察黄河、淮河工程。清朝皇室的远祖陵、太祖福陵和太宗昭陵在盛京，顺治帝的孝陵及其母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在直隶遵化，康熙帝不时率领皇子祭祀祖陵，胤稹还多次奉命前往暂安奉殿祭奠。康熙帝曾几次去五台山，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那一次，胤稹侍从。康熙六十年(1721年)，为康熙帝登基一甲子的大庆之年，胤稹奉命往盛京祭祀祖陵，复核贡士试卷，代行天坛祭天之礼；次年清查京、通二仓，冬至将至，又奉命代为祭天。

作为皇子的胤稹，不时随从父亲巡幸各地，东北到满洲发祥地的辽宁、吉林，东南至富甲天下的苏杭，西去佛教圣地之一的山西五台山，北达内蒙古草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在巡游中，他了解了各地的经济水利、民风习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观察康熙帝处理政事；考察了地方行政和吏治，获得了官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奉命处理皇家事务和朝政，则是练习理政的好机会。所以，巡阅四方和处置政事、家事，是胤稹向父皇、向朝臣和社会学习的好机会、好方式。这对他参与皇位争夺和继位后治理朝政，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黜皇太子起，诸皇子就纠结私党，争夺储位，对立的程度严重到要互相谋害。康熙帝第二次废太子后，储位虚悬十年，这加剧了诸皇子的争夺。皇太子虽被废黜，但仍有影响力；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和皇十四子的党派最有势力，得位呼声也较高；皇三子允祉也想染指皇权。胤稹亦力图谋取储位。他拟定方针、策略，并采取隐蔽的方式活动，欺骗了康熙帝和政敌，最终取得了帝位。

对于他的登基，当时人就怀疑其正当性，议论纷纷，至今留下四种说法：一是篡夺说，即夺了皇十四子、他的同母弟允襁的帝位；二是自立说，即在康熙帝驾崩之际，胤稹自立为皇帝；三是遵照康熙帝遗言，合法继位；四是“合作”说，认为康熙帝本意让胤稹继位，允褪辅佐，而雍正帝却迫害他的十四弟。笔者相信合法继位说，论证见于拙作《雍正传》、《雍正继位新探》，这里不作赘述。

康熙帝宾天，胤稹当即继位，改年号为雍正。此年号可能是取雍亲王正位之意，如同李渊夺取帝位后，因其曾为隋朝的唐国公，而定国号为唐。雍正帝用此年号，可能还有雍亲王得位正当的涵义。  雍正帝是从储位斗争中过来的，深知其害，自己当权后，更加体会到它对皇权的危害、对稳定政局的妨碍作用。所以，他即位后不遗余力地打击朋党，即惩治政敌允禊、允檐、允襁，打击功臣年羹尧、隆科多，处理李绂参劾田文镜案(牵连出谢济世案、陆生楠案)、蔡埏案、曾静投书案和吕留良文字狱，以及查嗣庭案、汪景祺案、“名教罪人”案等等。

……

P1-5

雍正帝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他登基至今，近三百年来，或被咒骂为篡位暴君，或被赞誉成明君改革家。他继位一事被当时人、后世人闹得沸沸扬扬；是否好死(正常死亡)亦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两种决然不同的评价，令人莫衷一是。

不过，笔者觉得可喜的是，近年学术界关于雍正帝及十八世纪史的研究有了新的评价思路和某些研究成果，即，运用现代理论以至后现代方法解说那个时代的历史。如有学者认为，政府为应付通货膨胀和伴随人口增加的行政费用的增长，定期增加火耗是必要的。有学者使用现代管理学、行政学理论研究雍正帝的政务。还有学者从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解释雍正帝及其前后的历史，认为处于世界体系中的清代中国，与其他各国一样面临着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康、雍、乾三朝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经济发展对策，从而构成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和充满生气的时期；扩大地方官职责，又不增加行政负担，乃利用保甲、乡约、宗族制度；采取劝农的农业政策，推广新的优良品种；讨论土地制度改革、干预租佃关系，取消人口税，除豁贱民，限制绅权，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这些都属于现代变革。因而，清朝的努力，具有“现代性”。这些新见解，对笔者深入认识雍正帝的政治革新、经济改革及历史地位颇有启发，所以在这个小册子的开篇把它们列出来，也表达笔者进行新探讨的愿望。

对雍正帝感兴趣，但不一定是专业研究者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雍正帝活得累，因而同情他。四十四集电视剧《雍正王朝》主题歌云：“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康雍论坛网站上有帖子云：“可怜的四爷，辛辛苦苦为百姓谋福，却没有人理解他，还让他背负骂名。他这么辛苦是为何啊？看他儿子乾隆，什么事情都没做，还把他多年来积累下的银子花得所剩无几，人家还得了明君称号，这是什么世道啊。难道严惩贪官污吏就是暴君吗？可怜的四爷，你的心究竟有没有人明白。”网上有言，雍正帝、允祥是难兄难弟，“一个身体强壮的都没有，都是累死的”。

与上述见解不同的网络文章则说：“现在是赞康熙、雍正、慈禧、袁世凯，骂孙中山大行其道。”看来，民间既有肯定雍正帝的政治改革和同情他勤政的呼声，亦有将他列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一流的观点。作为雍正史的研究者，笔者常常为他说好话。这是否会陷入不当思潮之中？这是笔者时加警惕的事情。

雍正帝究竟为人如何，是什么样的帝王，应获得怎样的历史评价？研究者与大众的不同见解，各种各样的声音，统统作为笔者的思考素材，在这个小册子中有所关照，有所回应；我所使用的方法不是辩论式的，而是将之融入叙事之中。本书文字有限，而笔者的奢望是让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雍正帝及其时代。

关于雍正帝及其时代的历史，笔者业已撰写了不止一部著作，有鉴于此，力图在此书中运用个人没有怎么利用、学术界也未大量使用的新史料(并非新发现的史籍)，来继续，或者说重新讲述雍正帝的故事，支撑新的论点。唁，说成“论点”，太拔高了，太严肃了，其实不过是“心得”而已。

研治雍正皇帝及其时代的历史，从发表论文算起，已有三十年了，可是仍在撰写，难道自己不觉得腻烦吗？不觉得写些重复的内容对不起读者吗？这两种情绪我都有。那又为什么仍然动笔不辍？

此次走笔，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将于今年十月展出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以及同期召开的“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承主办方之请，约我给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撰写配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的文章，而且邀约我出席“为君难”主题研讨会。我都欣然应承了。两岸“故宫”的合作之举，是我高兴的原因所在。

清官档案，如今分别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就我们清史研究者的阅览利用而言，颇感不便。是以，我在二十多年前问世的《清史史料学初稿》一书中，就表达了希望方便读者利用的愿望。两岸“故宫”的合作，使我的愿望部分实现了，更可以预见到合作的前景，怎能不兴奋呢！此外，还在于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数度去台湾，而今已有四年没有走动，很想去观光并会见学术界的朋友。

在这当口，北京中华书局的李世文、宋志军先生亦为配合两岸“故宫”的联合展览，约我写作这个小册子，并云将与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共同推出。我对中华书局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73年，我为修改、出版一个小册子，在书局王府井大街的旧址住了两三个月。近两年，李世文先生为我编辑出版了《去古人的庭院散步》(2005年)、《生活在清朝的人们》(2005年)二书。我们原不相识，直到今年春天才见过一面，然而在我们的合作中，他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和佩服。由他提出写作一事，我经过认真考虑接受下来。在写作中，责编余瑾女士给我许多帮助，合作愉快。上述种种情形，令我产生了创作冲动，不再感觉同题材写作的乏味。

我说“认真考虑”，是说没敢贸然答应，乃因书写新作，不能将已有的雍正史知识重新拼凑组合，勉强交卷梓刻，糊弄读者；而是给自己规定了高难度的写作目标：必须使用个人新搜集的史料，常用的材料尽量不用，不得已的情形下少许利用；内容方面，常说的那些段子，有的舍弃，有的少说，多写新事；认知方面，限于学识水平提高难度极大，做不到大幅度提升，但是力求有点点滴滴的新见解。

雍正帝的满文朱批奏折，我原先几乎没有利用过，如今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检阅一过，成为本书主要的资料来源；另一个史料园地是《雍正朝起居注册》。此书我曾于1980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读过原件，但是仅粗粗阅览到雍正五年的纪事，六年以后的未能披览，原因是其时馆方正在对它进行整理，准备出版。能阅读前几年的，我已经很高兴，很知足了，但还是留下了未读竟的遗憾。该书1993年印行，不过我未曾有机会细阅，此次写作，燃起我的激情，细致浏览，成为新材料的第二个来源。

利用新材料来写作，让读者能够分享，我觉得这才对得起尊敬的读者，也对得起自己。当然，我的写作乐趣也在其中，所以能够愉悦而不知酷暑的干扰了。关于雍正的故事，我不求全面，不太关注他的政治革新本身，而是留意于他的思想观念和学识、他的才能、他的为人和性格，留意于这些与其行政事务、决策的关系，落脚点始终没有离开雍正帝的历史定位——改革家。本书述及的雍正帝故事并不全面，因而，对雍正帝的历史略知一二，或全然不晓的读者，或许会有不满足之感；又由于走笔匆促，印刷时间紧迫，未能进行观点的提炼，在此一并向读者告罪。

历史著述需要有插图，需要图文配合，才能生动一些。为此'我曾撰写专文论述。对于本书的配图，我亦有所思考和努力，希望展示给读者一个更加真实的雍正帝。

篇幅关系，本书对资料来源，或不加注释，或作注而又未按照学术规范进行，补救方法是在书末备有“参考书目”。好在主要利用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起居注册》二书，不多注释也罢。

这个小册子的命名，颇费思量，曾经考虑过《雍正帝及其时代》，但好像学术味道太重，与本书的主旨和定位不符；又从“为君难”的角度，试图取名《为君难：毁誉交集的雍正皇帝》，然而“为君难”一词不为人熟知；纵观雍正帝的历史功绩，似乎《雍正大帝》亦可，却有鼓吹帝王崇拜之嫌。中华书局编辑部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的发行人林载爵先生提出《雍正帝》之名的建议。这是由我的《雍正传》一书之名，从简、从俗所取。那么，就从简、从俗，叫做《雍正帝》吧。

著者

2009年9月3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