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第一刊《炎黄春秋》十年精华本，总发行量5000000册。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亲历记》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本册为第2辑。

斯人斯语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最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们的1978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不从乱命引祸端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论文答辩受挫记

小平批准我上大学

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时期，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北方的几所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19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无法控制。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等，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孑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中国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内地。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祥熙的夫人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集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19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徵做云南警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们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P3-6

本书是《炎黄春秋》杂志“亲历记”栏目2000年一2009年十年所刊文章的精编集。这些文章所记录的，基本上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之间的人和事。这些文章的作者，也都是这段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的见证人。

这些亲历者们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还原了什么真相、采用何种视角、代表哪种利益、结论如何……这些，读者都可以去文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他们所亲历和记录的这数十载，正处在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未有之最大裂变时期，无数惊喜和苦难都蓄积于时间之河，在这一瞬间倾淌而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被清晰地刻画进每一个人的生命。

拿“文化大革命”为例，除一人之外，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被轻易打人卑贱的炼狱，即便怀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美好信念，但任凭如何呼号、如何抗争、如何隐忍、如何迂回，也没有哪一个位卑者的“忧国”之心、“忧民”之举，能力挽狂澜，阻止国家的这一场惊天厄运。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位卑”必然是一种常态，“忧国”也成了一种奢求，甚至变成别有用心之人的凶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位卑”现象正是民主与公平的缺失，是公民权利的孱弱，是对个人权益的绝对漠视。那场悲剧说明，如果在更广泛的群体中，每一个个体都有对“人”的权利的认知和争取，则必然能汇聚成巨大的民间力量，才能让那些庙堂之上“忧国忧民”者的呼吁有了可依托的根基，从而从根本上形成监督和纠错机制，实现政通人和。

当人的地位不再卑贱；当人的尊严不再被随意践踏；当人们有合理的途径去争取和保障个人权益；当民主和法制的精髓被吸纳进国家体制，书里那些不堪回首的悲剧故事就不会在我们身边重演。

愿国人不再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