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之中，虽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却也有个强势弱势的力量对比。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这是五行相生之序。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此乃五行相克之序。最终，五行编织成了一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毛虾”的食物链。
看来看去，五行之中，最受欺负、也最脆弱的是木。木者，金可伐之，克金之火亦能烧之。最霸道、也最好惹是生非的好像是火，除了水，似乎没有谁能奈它何！火虽因木而生，反过来却能“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可怜木在生火之时，便作了火的牺牲。金虽能克生火之木，火却能“冶”克木之“金”，虽有“真金不怕火炼”之言，可那个“怕”字还是透出了“金”骨子里的虚弱。甚至连生金之土都怕火，所以才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常言道：“水火无情”。但印象中，除了洪水堪比猛兽，作为万物之源的水，总比火要温柔敦厚得多。否则，何来“太一生水”之说？
言归正传。这篇小文想说的是书与火。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盖书和火前生今世都有因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豆萁之叹，用在书与火之间，也是实至名归。
最早的书谓之简牍。王充《论衡·量知篇》记载“简牍”的创制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树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可知竹简也好，木牍也罢，书的早期形态总是离不开“木”的。
书由木生，火既能克木，书自然怕火。不过在竹简时代，书的造制还须借助火的赞助。刘向《别录》云：“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日汗简。”“杀青”之后的“汗简”又叫“汗青”，不仅可防虫蛀，文字亦不至汗漫磨灭。虽然如此，对于书来说，最大的敌人仍非蛀虫，而是前生今世都怕定了的——火。
2006年5月26日至6月25日，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的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内，举办了一次题为“文明的守望”的“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其中“历代古籍的散亡与保护”单元，对于历代“书厄”有这么一段说明：
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往往禁止或焚毁一部分对自己不利的著述，造成图书的重大损失。朝代更替的战乱多造成典籍的大量散亡。火烛之灾是藏书事业的又一大敌。据不完全统计，仅晋葛洪至近代的私家藏书，就有81家毁于火灾。水害往往突如其来，令藏书者猝不及防。书遭水害，不是漂失，就是难以复原。据今人统计，自宋至近代有23家私藏毁于水灾。虫蛀鼠啮对书籍的损害颇为严重。明正德后，司礼监经厂所藏累朝秘书典籍，多被偷卖于书肆。库中之书，有的虫蛀如筛网，有的尘霉如泥版。清光绪十九年(1893)，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虫蛀、残缺现象严重。清代学者王士藏书，身后也出现“半饱鼠蠹”的惨状。窃贼偷书，则是有备而来，只选稀见善本，一旦发生偷盗，便使藏书元气大伤。宁波天一阁在辛亥革命时期和1914年两遭盗贼偷窃，损失了大批珍贵藏书，除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外，藏书精华所剩无几。
这里，火灾、水害、虫蛀、盗窃，堪称书之“四害”，而火，则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头把交椅。是故，古代的藏书楼和私人书房一向都是“消防”重地，“防火”的严重性艰巨性更甚于“防盗”。比起一把火的杀伤力，书被偷走或久借不还还算是良性循环，完全应该谢天谢地了！
然而，怕神就有鬼，中国古代的图书从来就没有躲得过一场又一场“劫火”。生于木的火，最终却要吞噬同样生于木的书。“毁于劫火”四字，读之每每凝眉抽心，正为其一语揭橥了书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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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还在江南某著名中学教书，平庸繁琐的教书生活让我每感憋闷，业余与三五朋友喝酒聚会之外，最大的消遣不过是读书写作。那时，在报刊上“发表”文字成了我聊以自慰的一件事。但那些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的文字，很快让我有了“自悔少作”之感。一个强烈的感觉不断来袭——对“发表”那些报章体文字的热衷，很可能会毁掉我少时就做得五迷三道的文学梦！经一位朋友点破摆脱之法后，我如睡狮猛醒。此后数年，无论辗转栖身之地如何变化，挑灯夜读成了我平凡生活的一部分。1998年至2004年，我有幸重返校园，在学院的书斋中整整度过六年苦读生涯。
我学的是古典文学，如果要填表，在“研究方向”一栏里，还要将包围圈缩小，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尽管彼时已不再年轻，甚至已为人父，但仍有些夫子所谓“小子狂简”习气。我不满于学院体制中的学科壁垒，常常“人在曹营心在汉”，把交游和读书的圈子自行扩大，学古典文学的才俊之外，还与一拔年轻的诗人、评论家、艺术家相与过从。读书买书，亦常左顾右盼，东鳞西爪，古今中外，生吞活剥，学养是谈不上的，总之胃口越来越大。论文写作之外，亦不忘操练另外一支笔，写点与所谓专业稍远、甚至旁人看来“不务正业”的文字：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小说，书评，时评……一样也不“歧视”，说不上勤奋，但也不算偷懒。
这种不太安分的“两栖”生活给了我不少快乐。它使我在有时不免枯燥的专业研究之外，有了另一条浇灌块垒、排遣郁闷的渠道。最近几年，教书之外，此习未改。媒体的朋友常有约稿，甚至在几个刊物开有专栏，日积月累，以“留白”这个笔名发表的文字也有几十万字了。这些文字大都经编辑朋友之手得以发表，足以说明“这个杀手不太冷”，这里真是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的。
这本书可算是我的第一部随笔杂文集，所收文章大抵写于最近几年，书名几经蝶变，终以“有刺的书囊”出之，盖因文章多与读书有关，其言又皮里阳秋，美刺参半，不敢妄称锥囊之士，而负日献芹之哂，或可冀之。删汰繁芜之后，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辑：第一辑“人与事”，得名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自传，主要收录我近几年写作的思想文化随笔。第二辑以书评文字为主，有褒有贬，或温柔或犀利，因书后常有一个“人”字，遂名之为“书与人”，顺便也纪念一本曾刊发过拙文而后来竞黯然停刊的同名杂志。第三辑“道与器”，也即“知与行”之意，形上之道易说，形下之器难琢，此辑内容以杂文时评为主，点评世事，推敲时尚，斜眼读书，正眼看人，嬉笑怒骂，不避利害，知我罪我，均在所不计矣。
书稿几经辗转，终于付梓出版，其间凝结着不少师友和编辑的辛劳和情谊，中心藏之，何敢忘之？鲍鹏山兄与我相交有年，每多鼓励，此番不仅慷慨推荐拙稿，且在百忙中拨冗赐序，感念之情，无以言表。尤令我感动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发表的机会，在媒体日益私人化、庸俗化、狂欢化的当下，这样人，这样事，最是暖老温贫，又怎一个“谢”字了得？！
话长纸短，就此打住。
2009年10月14日写于有竹居
留白(刘强)是个极勤奋的人。
几年之间，写了那么多有分量的论文，出版了四五本书。这已经让我这个懒散半生的人吃惊且惶恐无地，当他把这本收录了他这几年各类杂文的集子放到我面前，且告诉我这还是经过了大幅汰选时，我几乎要崇拜他了。
这是一本杂文集。所谓杂文，就是各类评述性文字，涉及世态、涉及人心，有评事的，有品人的，有论书的，林林总总，嬉笑怒骂。或直指人心，或直达事核，或直剥世皮。
他言之有物——他是有想法的，有自己的见解的，他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他是眼中有钉肉中有刺，拔出来血淋淋的。
他言之有理——他是有依据的，他是有价值观的。他所褒所贬，不是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出于对某种价值的维护。
他还言之有据——他毕竟是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心中有感，发而为文，主观而依据客观，自我而遵循规范。
还有，他还能言之有味——他是富有才情并且对对象倾注感情的——或热爱呵护或藐视鄙弃。
当初他送我的《(世说新语)会评》，很好很扎实，一定会成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书。我佩服他做学问的耐心和功夫。
而这本《有刺的书囊》，议论风生，指挥倜傥，臧否人物，褒贬天下，不仅需要功夫，需要学问，更需要良知，需要责任心，需要担当，需要情怀。
而良知与情怀的养成，靠的不仅是时间，更是心灵的空间。
而今还有多少学入有良知和对公共生活的责任心？
我不是在夸这本书多好——我是说它足够好。
我也不是说留白对人对事的批评都对——我是说他依据的价值观对。
我是在说这样的书，当今很多很多写论文的专家教授写不出、或不愿写——因为不能纳入评价体系。
他们只为得到体制的认可而写作。说白了，著书都为稻粱谋。古人为此羞愧，今人以此自得，并骄人。
写得出并愿意花很多精力写这样的文章，不仅仅是“做学问”，他试图承担一些东西，比如说价值。
而学者，本来就应该是价值承担者。在很多体制内的专家、教授忘记了这一点之后，我希望看到更多的留白，看到更多的学者写这样的书。
《有刺的书囊》，是由读书、评书而及论人、论事、论世的一部随笔集，分“人与事”、“书与人”、“道与器”三辑，近50篇批评文章如束薪入书囊，软中有硬，故名。
黄叔度、李太白、茨威格、泰戈尔、高罗佩、易宗夔、钱锺书、顾准、文怀沙、张中行、范笑我、余杰、木心、陈丹青、张艺谋……褒贬人物不管尊卑冷热，涉及话题无论古今中外，诚恳以心，诙谐以文，却不失批评风骨，尖锐有刺。正如作者所谓：“斜眼读书，正眼看人；冰炭杂出，庄谐纷纭；渎书评书不信书，知我罪我宁作我。”
本书由《百家讲坛》“新说水浒”主讲人鲍鹏山作序。
本书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辑：第一辑“人与事”，得名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自传，主要收录我近几年写作的思想文化随笔。第二辑以书评文字为主，有褒有贬，或温柔或犀利，因书后常有一个“人”字，遂名之为“书与人”，顺便也纪念一本曾刊发过拙文而后来竞黯然停刊的同名杂志。第三辑“道与器”，也即“知与行”之意，形上之道易说，形下之器难琢，此辑内容以杂文时评为主，点评世事，推敲时尚，斜眼读书，正眼看人，嬉笑怒骂，不避利害，知我罪我，均在所不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