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入《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等为笔名，在内地曾以柳苏为笔名，在《读书》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香港作家的文章。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本书《燕山诗话》收录的是他在北京十年生活中所写的有关诗歌的文章，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

作者曾在北京生活过十年。这十年，如作者自己所说的，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像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因此读了一些诗集，也想方设法读了一些还没有形成集子的当代人的诗。本书《燕山诗话》收录的诗话，就是作者在这段时间写成的。这些文章记的是别人的诗，也提供了一些诗篇写作的时代背景。

《燕山诗话》由罗孚先生编著。

序

从胡乔木到乔木

夏衍和猫的情谊

从俞平伯到胡风

冯雪峰十年祭

空前绝后聂绀弩

王力文革五哀诗

“文章倾国”三家村

冯友兰诗论毛泽东

秦似悲田汉哭孟超

周作人已经平反了？

“饱吃苦茶辨余味”

书愤放歌吴世昌

精通洋文土诗人

杨宪益诗打一缸油

“生正逢时”吴祖光

陈迩冬十步话三分

碧空楼上探舒芜

“从来冠冕总堂皇”

铁骨铮铮邵燕祥

“至今人厌说秦皇”

黄苗子“青蝇拍后”

玉尹老人狱中诗

《燕山诗话》后记

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后，武训也总算得到了公开的平反了。

严格地说，还只是半平反，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干脆就不说“平反”，而只说是“纠左”。

“纠左”？谁的“左”？毛泽东。谁在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这里否定了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华社这么说。据说，胡乔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这两个“不能”说得有些吞吞吐吐，却还是被认为是对武训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实上，这只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否定，还不是直接为武训平反。当年武训被斥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三项大帽子还没有正式摘下来。

这三顶帽子——“奴才”、“对头”和“帮凶”是跟着一个“主义”而戴上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中南海看《武训传》时，吐出了这句话，未终场即去。也可以说是终场，他这一走，电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训也就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跟着展开。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尽管“犹抱琵琶”，今天由他来否定这一场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尽管他没有提到当年自己如何如何，这也许由于并不是在作“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于他生前推崇武训的办学精神，也可以说他就是有着“武训精神”的教育实践家。自从《武训传》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头来，他也就成了连带被否定的人物，武训的异代连坐犯。这也正是为什么胡乔木要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的时刻，来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的缘故。

其实，第一个半公开为武训平反的，不是胡乔木，而是万里。万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学张绍虞谈话时，才为武训平反，这场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已经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两次给他平了反嘛。”(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号《武训平反问题三文件》)。这个“已经”，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说，在有关会议的文件上有记录，不过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开的平反。

万里的半公开，不等于胡乔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转弯抹角地说，不能把武训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农民阶级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要平反。虽然不知道他还具体说了些什么，比起胡乔木的话来，他是快人快语了。

虽然是快语(万里)和不够爽快之语(胡乔木)，都了无诗意。

但不可不知，胡乔木却是个诗人，正和毛泽东是诗人一样。

不“全面评价”对《武训传》批判的他，在诗词的创作上，是比毛泽东更全面的。他不仅写旧体的诗词，还写新体的诗，简称新诗的诗。他不仅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体诗时，还用西洋诗的格律。

记得在“文革”以前，《红旗》杂志曾经用过整整一两页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词，都是格律谨严的，其中有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的句子；也有咏西湖边上拆掉那些伪托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这两年，地位高了，他的旧体诗更在《人民日报》主要的版面、显著的地位，新闻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话新诗。

据说，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在序中赞扬这是“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这件事很表现他的诗人的性格。如果能更多地表现就更好了。

胡乔木的送序上门，据说曾经使聂绀弩有过一点顾虑，他怕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在走上层路线。熟悉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不熟悉的人，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误解。他这才心安理得。

聂绀弩又是怎样的人呢？有一位年轻的作者，说他是“躺着干活的人”。

七八年了，从山西的监牢回到北京的居所，他就一直是躺在床上，近年的一些新作，就是这样躺在床上写出来的。其间他也参加过文代会议和政协会议，而他的参加，只不过是从家里的床上转移到会议宾馆的床上，还是躺着，不开会而自有会，会见朋友。

八五年六月间那首《吊胡风》的诗，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写出来的。

八四年二月间那篇《谈(金瓶梅)》的文章，也是躺着写成的。写作的时间似乎比文章的内容更使人感到兴趣，因为那正是“清除精神污染”之风吹荡着的时节。

文章一开头就先在洁或不洁上做文章：“人多不谈此书者，因为其中描写多不洁处。书固不洁，但不谈亦不能使之洁，更不能自洁洁之。且科研之下，不分洁否。凡医院均有检验不洁物者，然则谈谈《金瓶梅》，亦未必志在自求不洁，或使人不洁”——也就是并非志在使人精神污染。

文章的结尾是聂绀弩的坦白认错。他说，鲁迅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提到“像聂绀弩犯的错误”，但没有明言是什么错。他说，错在他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世界文库翻印古书》，一攻击了郑振铎，二攻击了翻印《金瓶梅》是“翻印淫书”，而且不以为是世界名著。第二点今天看来真是“无知瞎说”了。

承认《金瓶梅》有不洁的一面，但肯定“它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这就是聂绀弩的一个主要论点。

P1-4

我行我素我罗孚

在网上搜索“罗孚”这个词，往往可以搜到的是一个名贵的汽车品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罗孚”，却是一位文人，一位有名的文人，一位颇有来历的文人。

罗孚是他的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

他是一位报人。1941年在桂林参加《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馆工作，一共干了41年。徐铸成说他文品皆优，胡政之也说他头脑清楚。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

1947年，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的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他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更早一些时候，查良镛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就看到了“金色的金庸”；当然，还有再早一些的梁羽生。再晚一些时候，他在《读书》杂志上写文章介绍香港作家，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得这位经济学出身的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

其实他还是一位作家，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册，有《风雷集》(1957)、《西窗小品》(1965)、《繁花集》(1972)和《香港文丛·丝韦卷》(1993)。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不遗余力地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_支健笔”，他却说，早年的文章不忍猝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1982年起，由于一个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可是，黄苗子和郁风一定要管他叫“史临安”，临安者，南宋偏安之地后来的杭州是也。

北京十年，其实不是蛰居，是谪居。走了罗孚，来了“柳苏”。柳、苏，当是柳宗元和苏东坡。他说，我安敢自比柳、苏，只是取了其中的贬谪之义罢了。话虽这么说，事实上他成了“专职”的作家，也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这期间，他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1986)、《香港作家剪影》(1992)、《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1992)和《香港文化漫游》(1987)，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的作家。他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的报刊。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编辑了聂绀弩的诗集，写了《燕山诗话》(1997)。柳苏比起罗孚，又多了一点冷峻和老辣，好像还有一点忧伤和无奈。

当然，他还不止是写作，还有交游。和他作忘年交的有：沈从文、夏衍、冰心、启功、钟敬文，他的密友还有舒芜、舒趣，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唱和作答的有：黄苗子和郁风、丁聪和沈峻、吴祖光和新凤霞、杨宪益和戴乃迭，还有黄永玉、王世襄、范用、邵燕祥……，这些也都成了他的创作题材。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写作并出谋划策，沈昌文曾说：“柳苏先生熟谙港人港事，许多人、书、事都是他亲历、亲闻。文章不仅生动而富文采，而且具有史料意义。他还帮助我们扩大了自己的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了香港。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这些年，他又在报刊上以“岛居杂谈”和“岛居新语”为栏目，写了大量的散文和随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出版了《文苑缤纷》(1997)、《丝韦随笔》(2007)等书，还编了一个专辑《香港的人和事》(1998)。

主持《新晚报》后，他以“罗孚”登记了身份证，也不再用其他笔名。几十年来，他用过十几个笔名。也许是留恋家乡的山水，他用过“石发”；抗战时崇尚罗斯福，同事们管他叫了这个“花名”，他就做了“史复”和“罗孚”；写革命文章时是“封建余”；办报时作“辛文芷(新闻纸)”；抗战时期在重庆替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无花的蔷薇”专栏时为“丝韦”、上世纪60年代为文时又称“吴令湄(勿令迷)”。当然，还有“柳苏”。现在，罗孚，既是本名，又是笔名。

罗孚“岛居”以来，他的作品似乎也被“岛居”了起来。今天，我们整理出版罗孚的著作，就好像迎接一位长者的归来，也应了聂绀弩写给罗孚的诗：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二O一O年十二月二十日

罗孚先生所著《燕山诗话》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于1997年出版。本次出版受作者委托作了修订，校正了部分讹误，删节了部分内容。

沈昌文先生多次建议并积极推动罗孚著作的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和指导；陈子善先生对书稿的编撰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二O一O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