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著《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线，披露了赵朴初、梁漱溟、柯灵、于树德、十世班禅、程思远、宋希濂、黄维、章乃器等老一代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合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汪东林1960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1962年至2004年4月在全国政协机关供职四十余年，是名副其实的政协老人。

本书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汪东林在其于全国政协工作期间与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宗教界领袖、文化界名人相处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记述了赵朴初、十世班禅、梁漱溟、章乃器、于树德、柯灵、程思远，以及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黄维等在逝去的历史岁月中的言论和行止，在时代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透过这些人物斑驳的侧面和投影，彰显了他们不媚时俗、追求真理的精神。

漫忆赵朴初

听十世班禅谈往事

于树德先生

忆柯灵同志

梁漱溟其人其事

1958年，梁漱溟向党交心

梁漱溟与冯友兰

“文革”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

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岁月

1967年记事

全国政协文化组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

章乃器侧影

宋希濂与瞿秋白

宋希濂重结良缘

固执的黄维

程思远的沉默和困惑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当时的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两百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湖南军阀赵恒惕之胞弟，当过国民党政府长春市长的起义人士)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指知名度，而是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1965年“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笔者注)，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新中国15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1974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彻底否定“文革”。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就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成员参加的两百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一些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一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同志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的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微温和些。比如也戴帽子，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是心非”。公开敢出来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哄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了。有的人就在台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种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现在要查找档案材料，照样可以查到。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中国的这段历史，光凭文字档案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文字之外，或者说，不在会上的侃侃而言，而在会下的窃窃私语和心中所想。赵朴初先生当时怎样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P9-11

自1988年拙作《梁漱溟问答录》出版之后，我继续挖掘有关梁漱溟先生新的史料，十多年来，撰写了若干文章。四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全国政协工作，掌握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近几年来，又撰写了有关赵朴初、十世班禅、程思远、章乃器、宋希濂、黄维等一批我所结识的爱国民主人士的中短篇传记作品。前不久，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登门约稿，要我把从80年代以来发表的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中短篇名人传记精选结集出版，题为《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我以此再次与广大读者结缘。

是为序。

汪东林

2004年6月于北京文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