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文兴宇、唐德刚、萨缪尔·亨廷顿、罗京、范用、臼井仪人、王世襄、埃里克·侯麦、柏杨、萨马兰奇……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南方人物周刊》“逝者”专栏首度结集！

有的人走了，或许带不走一个时代，但却带走了我们的一部分生命。

他们的命运，也正是你可能的命运。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是《南方人物周刊》“逝者”专栏历年精品的结集。这个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就有——因为编者认定逝者也是人物中的一类。《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中的这些文章除了对公众人物的怀念，更多是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这些人中，有写作者极为亲近的家人、交往多年的朋友，也有关系平淡的过客，甚至偶遇的陌生人。

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

总序

公众人物

 我见过最完美的女人

 张可（1919—2006）莎士比亚专家

 无邪廖冰兄

 廖冰兄（1915－2006）漫画家

 扑向樱花

 东史郎（1912—2006）日本老兵

 孤独的浪漫

 戴爱莲（1916—2006）舞蹈家

 我儿子尤

 子尤（1990－2006）少年作家

 如此保守，如此新锐

 马季（1934－2006）相声演员

 他就这么没了

 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1922—2007）德裔美国作家

 怀念“老傅”

 文兴宇（1941-2007）演员

 梅勒没了

 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作家

 碎了，那件盛满才思的容器

 韦尔乔（1964-2007）漫画家

 市川昆的电影事件簿

 市川昆（1915-2008）日本导演、编剧

 也许是最后一次倾听

 岑范（1926-2008）导演

 冷魂贾值芳

 贾植芳（1916-2008）作家、翻译家、学者

 匆忆柏杨

 柏杨（1920-2008）作家

 他用时装赋予女性权力

 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1936-2008）时装设计师

 认定了理想主义的老兵

 魏巍（1920-2008）作家

 一个巨人的猝然倒下

 穆铁柱（1949-2008）篮球运动员

 为中国足球付出一辈子

 马克坚（1936-2008）足协官员

 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1961-2008）电视人

 智者停止发表箴言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美国政治学家

 No Smoke，No Sun，No Fabbit！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作家

 永远的沙师弟，走好

 闫怀礼（1936-2009）演员

 再见，秀行先生

 藤泽秀行（1925-2009）日本著名棋士

 未曾年轻过的人

 李文华（1927-2009）相声演员

 这一次，别人播他的新闻

 罗京（1961-2009）播音员

 以舞蹈对抗恐惧

 皮娜·鲍什（Pina Baush，1940-2009）德国舞蹈家

 事情就是这样

 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1916-2009）美国新闻主播

 族长归去

 爱德华·肯尼迪（1932-2009）美国政治家

 为诗受难

 绿原（1922-2009）诗人

 顽童学者唐德刚

 唐德刚（1920-2009）历史学家

 解剖原始思想的人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人类学家

 平山家的账本

 平山郁夫（1930-2009）日本画家

 此地空余锦灰堆

 王世襄（1914-2009）博物学家

 小新之父

 臼井仪人（1958-2009）日本漫画家

 侯麦的冬天

 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1910-2010）法国导演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已过去

 萨马兰奇（1920-2010）国际奥委会前主席

 谢谢你，马丁

 马丁·加德纳（1936-2010）美国数学家

 所有纪事都是盲目的

 若泽·萨拉马戈（1922-2010）葡萄牙作家

 勇敢地言说道德

 托尼·朱特（1948-2010）美国历史学家

 泥土·脚印·范用

 范用（1923-2010）出版家

 爱国的“反对派”

 梁丛诫（1932-2010）环保先驱

寻常百姓

 三代人的矿难

 祖父的规矩

 那些年，爷爷活在沉默里

 世上少了一个人

 艰难母亲

 我的小舅舅

 奶奶的故事

 外公和外婆

 父亲的神鞭

 他们说：外婆

 母亲和她的最后11年

 外婆的英歌表

 日环食下

 食物链上的奶奶

 橘子树下

 那个风声鹤唳的春天

 尘埃中的姥爷

 我的“前世情人”

 永归香格里拉

 优雅地受难与拯救

 互联网上的电影先锋

 山友老吴

 知青张革

 电影人生

 包叔叔的雾

 此地一为别

 文学青年马跃进

 少女杨德云

 卖炭翁老金

 两个军人

 明年冬天谁在那里

 一种死亡

 尔西

编后记

张可(1919—2006)莎士比亚专家

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

蓝云口述 李宗陶整理

我父亲十五岁时投身革命，经族叔王任叔(巴人)介绍结识了王伯伯(王元化先生)。他长我父亲四岁多，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党员，文章也写得好，我父亲视他为兄长和朋友。父亲后来赴苏北参加新四军，全国解放后转业回到上海，我们家和王伯伯家开始频频走动。

从我记事起，王伯伯就因为胡风问题蒙难，但当时已经结束隔离审查回家了。那时我是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每个礼拜天上午都去皋兰路王伯伯家里跟张可阿姨学英语。那时跟王伯伯很少交谈，总是围绕着张可阿姨，朗读英语课文，做些会话练习，不一会儿就“下课”了。她就领着我玩，端出家里的各种美食。张阿姨很随和，也很好客，把家里布置得富有文化气息。餐桌上永远有精致的食物。每次去，张阿姨都会叫保姆拿个冰瓶去买冰砖请我吃，那个年代，独享一块冰砖简直有点奢侈！所以，这段童年回忆深深铭记着亲切慈祥的张阿姨。

而王伯伯总是坐在客厅沙发上，起劲地对三两个客人谈我听不懂的深奥学问。在我童年的印象里，王伯伯比较严肃，是个黑黑瘦瘦的老头，穿一件中山装，扣子都扣得齐齐的，谈锋很健。有天去他家，王伯伯正在向朋友谈，事物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合二为一的，就像事物总有向阳的一面和背阳的一面，就像正电和负电合成了电，总之世界是和谐的，不是一分为二的。我回家后跟爸爸说起，爸爸沉下脸说，不许胡说！因为当时正掀起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而在这个遭受政治冲击的家里，因为有了张阿姨，就有了驱散阴霾的和风，就有了躲避风浪的港湾。

一晃很多年过去，我从安徽插队回来时，他们家搬到了吴兴路淮海路，离我家很近。那时我也有了孩子了，就常带着女儿去他们家，张阿姨依然会做很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来吃饭的客人往往很多，张阿姨有时会在吃饭之前对我说：“去，把那个鸡腿吃掉，省得都给他们吃了。”

王伯伯这时好像已经平反了，做了部长。在他家里，常常见他躺在床上，床边坐着前来请示汇报的人们。他们谈什么，张阿姨从来不过问。而我感兴趣的是到他们家拿电影票，看内部电影。比如《敖德萨档案》、《法国中尉的女人》那种紧俏的电影，张阿姨必定悄悄为我留着票。

后来张阿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保姆也用不安定。因为我住在衡山路口，离他家最近，他们没有保姆的时候，我会时不时送点吃的过去。张阿姨会问，你家里吃什么，能不能给我买一点？张阿姨说王伯伯需要营养，我就买点牛肉啊鸡啊虾啊什么的。这样慢慢地他们家里有些事情就会叫我帮忙。后来，张阿姨病情日渐加重，腿瘸得越来越厉害，意识变得模糊，说话也越来越不清楚。王伯伯很难过，有时和我说，“我总是感到很孤独，觉得没有人可以说话了，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

去年，王伯伯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一周一篇的《清园谈话录》中，有一篇谈及老年人的爱——

年轻时，读别林斯基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别林斯基说，剧作者让他笔下的那对恋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双双意外死去，这样处理是很恰当的。因为可以想象到，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活下来，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成天坐在一起，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两人对面只有打哈欠而已，这是别林斯基的看法。那时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但是后来我步入中年重读杜甫的“三别”中的《垂老别》之后，我的感受完全不同了。年老夫妇之间，为什么就没有爱情可言呢？《垂老别》写那个老汉被拉去打仗的时候，杜甫没有用多少文字，把两个老人拳拳相依之心和眷念之情，写得多么深邃，令人感动。其中有一段是用老汉的眼光写出：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话极平常，但是我每读到此，总禁不住内心的激荡，它确实有一股催人泪下的力量。

张可阿姨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女人。她书读得多，很有教养，有自己的事业，但又不失温婉典雅的女人气。她不仅是贤良的家庭主妇，还有一种令人钦佩的坚韧不拔。

王伯伯和张阿姨感情上是非常好的，对张阿姨也是照顾备至，但我觉得，在她一生当中，张阿姨付出的更多，给丈夫，给儿子，给她挚爱着的人们。但是，她还没能享受她应得的，就又进了医院(做这个访谈时，张可女士还躺在瑞金医院的病房里)。

想到这一点，我心里总觉黯然。

P3-5

《南方人物周刊》的创立建基于《南方周末》，它最初的主创人员也都来自于后者，它的文化理念自然地延续了《南方周末》的传统，公平、正义、良知等价值观成为这一团队的共识；同时，源于一本人物周刊对人的价值取向，平等、宽容、人道的理念又深入杂志的组建和发展过程中，成为这本杂志的核心价值。从这套丛书中，你不难读出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精神气息，从表层的作品中你更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他们有着怎样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学会平等这门常识课

在人物周刊的创刊培训会上，大家围坐在一个四方形的会议桌旁，没有主席台，也没有领导位，学着开平等民主的圆桌会议；大家互称老师或姓名，没有权威指令，没有一家独大，只有争辩、畅想，共同为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描绘一个愿景，而它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平等相处，如何尊重他人，这不仅是这本杂志所要传递的价值观，也是这个团队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等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如它开会的模式，或相互的称谓，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不以权力、学历、职位取人，而是把平等建立在人生而平等这一价值观上，它不是一个团队的管理规则，而是内生于每个人心中的常识与理念。

中国改革的30年就是一个建立常识的30年，平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为熟悉又最为陌生的词语，在“官本位”仍然浓厚的国度里我们并未做到“以人为本”，多以权力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当资本充盈在市场经济的动脉里，“金钱”又成为论定人之地位的砝码，权贵与资本被视为成功的标尺。我们承认，人的能力有大小，地位有差别，财富有多寡，但人格是平等的。

不少人会问，《南方人物周刊》做成了，关键在哪里？当然有很多答案，比如定位准确，南方报业良好的平台，有一批优秀的员工，但最为重要的是内部的团结，没有内耗，大家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作为管理层，大家理念趋同，相互支持，哪怕业务上难免有不同观点，但都能出于公心，而不计个人得失。他们不仅要平等待人，还要身先士卒，规则针对任何人，不因你是管理者而网开一面。

没有争斗并不等于没有争执。一个团队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在这样一个平等的环境里，员工可以大胆地提出问题，采编会上也可能吵得面红耳赤，对管理者提出批评，因为都是业务讨论。但最终大家都能心平气和地发现，我们还不会民主地讨论问题，虽然我们都能背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真正辩论时却有可能意气用事，事实上每次争辩，都是一次学习民主的过程。可以想象，依据这样一种理念，出于对工作的批评，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人物周刊是少数几家对记者没有量化考核的单位，一些前来交流的同行觉得不可思议：那不是让记者放任自流混日子吗？我说我相信我们的记者，他们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会为荣誉而战，制度只是为了约束他们的最低工作，但不可能成为内心的动力。如何激发他们内心的工作欲和责任心，让他们体会到不仅仅是为工作而做，也是为自己的事业而做，这才是管理的精髓。况且，杂志社对文章的要求更高，我们要鼓励记者写好稿，就要给他相应的时问去打磨，不要让他时常处在量化的压力当中，写出好稿比什么都重要；而且，记者的状态总有起伏，一段时间状态不佳，要让他有调整的时间，管理者要宽容地对待记者一时的消沉，相信他们的实力，他们才会有信心，一旦恢复过来，又会重现昔日的辉煌。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便是尊重所带来的价值。

在传媒的高度竞争中，人才的流动成为常态，人物周刊也不例外。面对每位要走的员工，我都强调三点：一、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同时为人物周刊感到遗憾，因为你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员工；二、祝福你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三、如果在外不顺，欢迎回来。人物周刊有一些员工已是几进几出，他们在外转了一圈后还是认同人物的企业文化，这种开放的心态和魅力才是留住员工的最大动力。因为我们一直希望的企业文化是能为员工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他们不仅在这里获得事业的成就感，同时能够享有起码的生活尊严，二者缺一不可。

以真实人性为方法论

长久以来，我们对人的认识囿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手持非黑即白的道德画笔，要么把人神化，要么把人鬼化，好人好到极致，恶人恶到极点。这种脸谱化、妖魔化的认识论，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就有正面人物和负面人物之分，表扬稿和批评稿之分，人性，自身的善与恶被撕裂为两半，分别披在所谓“好人”和“坏人”的身上；更为荒谬的是，出于某种政治和利益的需要，不顾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为某些人大涂油彩或大泼脏水，使得当下的新闻报道中，表扬某些人比批评某些人要付出更危险的代价(政客和商人的不断落马成为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批评某些人比表扬某些人更具有获利的先机(大量封口费的产生来源于此)。

重新打量每个生命，这是人物周刊创刊以来所一直秉承的对人的认识理念。我们希望一改过往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把人还原到人性原点上，抛弃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和道德的简单化，回归人物应有的多元、复杂、善恶并存、变化莫测的基点上。可以想见，世事有多繁复，人心就有多微妙，在对人的认识上，我们只有心怀谦卑敬畏又冷峻谨慎，才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物的真实性。这既是对采编人员的职业要求，同时也是内生的一种文化理念，从而更为理性地去看待人。

理念无疑是思想的指南，方法则是行动的利器，器物层面的方法论可以使记者的采访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掘进到人物的内心和实质。就人物采写的方法论而言，因其记者个性的不同常常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但大致可定位在从人的本性出发，进而推及到人的职业属性，最终拓展到人的社会属性。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人之所以千差万别，性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格的人在同一事件面前会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这对我们采访人物具有指导性意义。所以，面对面的采访给了记者一个最真接的印象记忆，他的形象、气质、谈吐及各种微妙细节，不仅使记者对人物有一个直接的性格判断，而且会在记者后来的写作中成为影像的记忆，成为开启人物为什么而做的动因和钥匙。

人出生于某个阶层、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会在其身上烙下与其他阶层和职业不同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个性和思想情感，从阶层和职业属性人手是把握人物特质的一条捷径。所以，人物记者也常常分线，他们可以在长期的专业采访中成为某一行业的准专家，可以最有效地直抵人物的内心世界。就是说术业有专攻。采访时政人物要从政治利益考量，采访财经人物要着眼商业诉求的最大化，采访文化人物更看重他对世界的观察感知，采访艺术家则要捕促他对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样你才能呈现不同人物的不同特质。

但人最终还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论他的性格如何，职业所决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如何，他都带有这个时代的烙印。观察一个人，我们常常要把他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放在与他相关的同时代的人物中进行比较鉴别，既要找到人物的个性和职业属性，又要看到时代的潮流是如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人就是在这种有限的规范中，展现出不同的命运，它既是时代的，又是个人的，既能看到人物个性的张扬和命运的陡转，又能呈现时代的风云流变。

从这套丛书中，你就不仅可以看到一个个人物的命运，还能读出时代的变迁。

徐列

2011年6月1日

很多消息经过我们

元旦那天早晨，一开手机就收到同事的短信：“史铁生去世了。”又说，“很多人是从读他的《我与地坛》开始思考死亡的。”

这是一个我特别想靠近，列在今年约访名单上的人——虽然知道他极少接受采访——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就这么走了。

一直惦记十年前他五十岁生日后和陈村那场对话《我在哪里活着》。又翻出来看了一遍。看两位知天命之年的作家怎么看生和死。

在对话中，史铁生很有些惊人之语，比如“死从我们生下来就在那儿惦记着我们”。他渐渐对生命有了一种镇定感，“这死就一点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当时有一惊而已，就像是你从椅子上摔到地上，你也会吓一跳。我看也就这么回事。”但他也承认，和陈村一样，对死亡的思考，“只是你的很小一段时间里的玄思。你还是要在你的人间里头生活。”陈村说：“我平时的生存状态是回避这样的事的。我想大多数人也是回避的。”

所谓“这样的事”，大概是说生命的无常、个人的有限。时时面向这样的命题生活是不堪忍受的，多数人回避“这样的事”，因为还要“在人间里头生活”。然而即使你不去想，它依然不期而至，人的一生，要目击、耳闻、亲尝多少死亡的消息呵？经历这些，你也会有“一惊”——惊讶于它们对庸碌却安然的日常的打断，惊讶于它们陌生却真切的生命质感。

“逝者”这栏目从《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之初就有——我们认定这也是人物的一类；且几乎每期都有，至今已两百多期，每期从数十份来稿中选出一篇——所以不能不对未发表者感到抱歉。我们的投稿邮箱有一段自动回复：“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发表您的稿件，并不意味着您的文章不好。某种意义上讲，怀念逝者的文章没有优劣之分。”逝者褪去了世俗的标签回归了平等，对他们的记录也是如此。

除了对公众人物的怀念，这些文章多半是普通人对生命中已经消逝的人的追忆。这些人中，有写作者朝夕相处的家人、交往多年的朋友，也有关系平淡的过客，甚至偶遇的陌生人。在两千字的叙述中，他们试图接近一个人的死亡，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消息。我担心过，将这些文字结集在一起是否会因为主题近似显得重复雷同。好在重读的感受并非如此，反而像是想起一些朋友告诉我的往事，陪着他重新走过一段旅程。

人是愿意讲述自己的，只要你懂得去聆听。但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对逝者的回忆往往太偏重表达写作者的情感，对逝者本人命运的理解反而单薄。所以有了这个念头：为消逝者感叹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去接近那些自己珍惜的人。开始你可能会有一点不习惯，其实何妨从亲近的人开始，拿起DV或者录音笔，让他们来讲述自己？开放自己的心灵吧，让各种消息经过我们。

有时候想，如果给一个人拍纪录片，就让他讲述自己的一生，讲述他对个人命运以及时代潮流的理解，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他能说出多少话来呢？而他能说一个小时还是十个小时，是能拍一集，还是能拍五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显露出了他生命的密度？就像英国那部系列纪录片《人生七年》，导演挑了十二个七岁的孩子，每隔七年去拍摄一次，到2005年拍到他们四十九岁，2012年就该出五十六岁那集了——在两个小时中，你看到十二个真实的生命，经历巨大的落差，大喜，大悲，归于平静，或者近于疯癫。你会意识到，这些人的命运，也正是你可能的命运。

就像史铁生说的，人类的基因谱系，“不见得是一个一个单个儿写的，很可能是所有的人搁在一块儿，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段落，你这段落孤立起来看可能没什么大意义，你可能跟其他人的基因谱系放在一块儿看是一篇文章，是一个乐谱”。理解了别人，你才可能更深人地理解自己。借用他的比喻，人的一生也许就像下围棋，而生命的终局，就像无数棋子最后围起来那个“空”。黑子白子，一手好棋，一手坏棋，就像人生或好或坏的一次经历。我们一边下棋，一边也看别人下棋，当别人的棋局接近终了时，我们应该有耐心陪他“复盘”，看看他这局棋怎么下的，或许由此改变了自己棋局的下法也未可知。

对生命的感恩，就是既然棋局开始了，就要努力下好，围出一个意味充实的空。

施雨华

2011年7月3日